传承与创新：古典目录学在古籍电子资源整理与研究中的应用

胡明丽

摘 要：文章论证了在古籍电子资源建设中将古典目录学的思想理论与数字资源先进技术相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二者的结合不仅能够提升当下古籍数字资源建设的学术性和专业性，也能使传统目录学焕发出新的生机，从而适应数字资源检索的发展需求。

中图分类号：G2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7）05-0111-03

关键词：古典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古籍数字资源

1 我国古籍电子资源的类别和存在问题分析

1.1 古籍书目数据库

目前，很多公共圖书馆和高等院校图书馆都已经根据自己的馆藏古籍文献建立了书目数据库，读者通过计算机输入书名、作者，便可得到书名、作者、版本、索书号等简单书目信息，从而了解自己所需资源的存藏位置和存藏情况。如：登录国家图书馆的公共检索系统，输入相关关键词，便可获知该馆古籍、民国书刊、碑拓等特藏文献的收藏情况。

1.2 古籍全文数据库

古籍全文数据库包括《中国基本古籍库》、文渊阁《四库全书》全文电子版、《瀚唐典籍》数据库等，这些数据库不仅文献丰富，还具有强大的全文检索功能，用户通过输入关键词进行检索，便能在海量文献资源中获取到与之相关的信息。

1.3 开发特色数据库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计算机已经具有为古籍文献标点断句、自动校勘、分辨避讳字和异体字等以前属于古籍整理范畴的功能。有的古籍数据库还可采用文本挖掘技术，通过语料库建设和计量分析挖掘到文献中的知识层面，分析文本中人物与情感关系、统计历史事件及反映其地理分布等，如：北京大学李铎开发的《全唐诗》分析系统、《全宋诗》分析系统等数据库。由此可以看出，对古籍原生文献做出不同层次的揭示和分析之后形成的古籍数据库，给用户查阅文献提供了方便，对学术研究大有裨益。因此，2005年，台湾地区清华大学历史所黄一农在其《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一文中首次提出E考据之说，这种学说就是指充分利用电子资源进行考据的方法，可见，电子资源已经深刻影响着人们学术研究的方法和结果。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两面性，古籍数据库在以其海量存藏、强大检索功能、深层知识挖掘等优点为学术研究带来便利的同时，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①古籍数据库缺乏规范化建设。有文章论述目前我国的古籍数字化重复建设严重，没有形成统一的分类体系，缺乏规范化、数字化的著录标准。②古籍数据库的研究对象的核心依然是古籍文献，只是人们利用计算机技术对其进行文本转换、整序和加工，突破技术上的壁垒，对古籍的整理和开发仍属于古籍整理的文献学范畴。因此，对文献学的学科知识要求不应减弱，而是需要更加强调。李铎等在《关于古代文献信息化工程与古典文学研究之间互动关系的对话》一文中指出：在开发古籍数据库的实际工作过程中存在着“人文学科研究人员和计算机人员不能很好地结合”[1]。吴夏平在《古籍数字化与学术异化》一文中指出：“因古籍阅读方式和检索方式上有技术上的变革而影响了资源获取的数量和质量，从而引起学术异化。”[2]③电子资源的最大优势就是可检索和获得前人无法企及的信息量，但利用预设个别关键词进行检索的方式极易造成检索结果的片面化和碎片化，只能拼凑整合，牵引成文。因此，对检索结果如何解读、管理，如何在庞杂的信息中去粗存精、去伪存真，获得有效的信息，如何真正了解一个研究课题的学术传承，都是人们在利用这些古籍电子资源时值得深思的问题。

2 古典目录学的核心价值及在时代发展中的局限性

2.1 古典目录学的核心价值

自西汉《别录》《七略》成为我国古典目录编制的书目范式，至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是成为古典目录学的集大成者。古典目录学的核心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找到适合我国古代文献的分类方式。从六分法到甲乙丙丁四分法，最终以经史子集四分法定名，其统摄文献的方式和划分部类的过程，都体现出目录学家的思辨和不同时代的学术文化诉求。②撰写类序、叙录和解题。撰写序类，叙录和解题，揭示书中内容，评点作者生平与思想，考证该书的价值和得失，梳理其学术发展脉络与传承。③通过撰写目录，考辨学术，达到“大弘文教”“申明大道”，从而实现服务古代社会正统的道术诉求。清人章学诚便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概括了古典目录学的核心价值。

2.2 中国古典目录学的体系受到冲击

清末随着社会文化的变革，西学之风的兴起及西学书目的逐渐增多，中国古典目录学的体系受到极大冲击。1925年，梁启超在《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一文中说：“著书足以备学者顾问，实目录学家最重要之职务也。”此文被学者看作是在时代发展过程中，古典目录学必须近代化的一个宣言，从此人们编制书目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整理文献，更是为了使用文献，也更加重视读者检索的便利性。因此，今天才有了索引、引得和推荐书目。

3 传承与创新：古典目录学在古籍电子资源中的应用

3.1 传承

3.1.1 在古籍电子资源建设中，有继承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的必要。前文所述，我国目前的古籍电子资源建设缺乏规范化著录构建标准，分类体系不统一，在此，笔者以《中国基本古籍库》为例来阐明这一问题。《中国基本古籍库》分为哲科库、史地库、艺文库、综合库四个大库，各库之下又分类，如：哲科库又分出思想类、政治类、军事类等九类，类下又分出细目，如：哲科库的思想类下又细分出经学思想目、诸子思想目、理学思想目、启蒙思想目、学术思想目，从而形成了库、类、目三级分类体系，然而这三级体系之间都存在类目重叠或模糊不清的现象。如：在哲科库中分入了农学类书、医学类书，这些概念的逻辑顺序之间不是同一关系，这种缺乏科学和规范的分类，导致使用者无所适从，极易造成漏检现象的发生。古典目录的图书分类经历《七略》《隋书·经籍志》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发展，基本确立了将文献划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每部之下再分小类的分类方法，这是对古代学术和文化的梳理，体现了封建社会的思想价值取向。古籍数据库的内核是古籍文献，对此，笔者认为，经过时代检验的四部分类法仍是目前最好的一种统摄文献的方法。如：在《中国基本古籍库》里朱熹所撰《伊洛渊源录》一书被分到哲科库思想类之下的学术思想目，然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其的记载如下：“记周子以下及程子交流门第子言行……其后《宋史》道学、儒林诸传多据此为之。盖宋人谈道学宗派，自此书始；而宋人分道学门户，自此书始。”[3]可见，该书主要记载程门弟子的言行录，因此，《四库全书总目》将其分在史部传记类是更为准确的。目前有很多古籍电子资源仍在使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如：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的《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日本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汉籍目录》数据库、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特藏资源库》等，可见四部分类法在古籍电子资源建设中仍具有科学性和强大生命力，应该将其传承下去。

3.1.2 继承古典目录学中“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优秀学术传统。古典目录通过撰写解题、提要，来揭示书籍主旨、考辨版本优劣、论述学术源流，从而达到“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目的。在建设古籍电子资源时，面对检索到的海量信息，如果能在数据库中附上权威性的提要，便能梳理出某研究领域的学术脉络，给使用者提供一定的研究线索，从而起到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的作用。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受祺堂诗集》一书的记载：“国朝李因笃撰，因笃字子德，又字天生，富平人……顾炎武作《音学五书》，特载与因笃一札，盖颇重之；阎若璩作《潜邱札记》，则云：‘杜造故事，莫过于李天生……。”[3]这短短的几行字包含着很多信息，如果用户不知道李因笃字天生，在古籍电子资源中只是以他的名字检索，便可能遗漏许多关于他的资料。从笔者上述提到的两本书中，我们或许可以找到李因笃当时的交友唱和情况，从而充实关于他生平经历和思想形成的传记资料。针对古籍数字资源重具体内容检索，较难把握学术发展整体性这一劣势，目前，有的电子资源已经开始尝试古典目录学与古籍数据库相结合的开发模式。如：中国社科院2011年结项的《元代文献数据库》便是以古典目录学为依据，将文献按经史子集依次进行数字化，以作品为纲，在选择精良版本的基础上将与作品相关的提要、序跋、附录、版本信息等学术资料一并纳入，从而使该数据库在学术性和专业性上得到可靠的保证。

3.2 创新

3.2.1 对古籍外在形式的检索——古典目录学在古籍版本库建构中的应用。古籍文献因其成书年代久远，具有特殊的古汉语书写模式、书写材料，以及书籍编纂方式和流通系统具有复杂性，为今天人们阅读和使用古籍带来不便。邓仲华等在《论中文古籍版本本体库的构建》一文中指出：当前的古籍全文数据库大多以古文献的内容为主体，提供了以古籍内容为主体的检索和阅览服务，鲜有以古籍版本为切入点的数据库。以古籍版本为主题的数据库不仅可以提供与古籍版本学紧密相关的古籍版本术语检索功能和古籍版本学检索功能，还可以提供以“卷端”“序言”“题跋”“版式”“藏印”“牌记”等古籍版本学专业词汇为搜索关键词的版本检索功能[4]。笔者认为，建立学术要求较高的数据库，需要以古典目录学为理论基础和学术指导，而古典目录学中有一分支就叫版本目录学，版本目录中记载有不同时期纸张和字体的特点，以及不同刻书系统中刻书机构、刻书地点的刻书内容和版式特点，这些都可以成为今天人们组织构建古籍版本库时的检索切入点。为此，笔者特析出傅增湘所撰《藏园群书经眼录》一条，对该问题加以说明，如《诗说》一书著录：“宋刊本，半页九行，行二十二字，白口，左右双边，版心上记录字数，下刊刻书人名……用罗纹纸印……有明吴宽、钱同爱识语”[5]。古籍数据库的设计者针对这一解题便可以将版式、刻工姓名、纸张、题跋作者等方面作为检索点，以此统计分析宋刻本之特点。

3.2.2 对检索内容的管理——古典目录学在古籍数字化导读中的应用。古典目录学因其分门别类组织文献的形式和“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内涵，具有为初学者指引研读门径的作用。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又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清代张之洞编纂《书目答问》的初衷也是因诸生不知“应读何书”及“书以何本为善”，可见，古代学者对目录学具有指导治学的读书功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针对目前古籍数字资源越来越多，发展良莠不齐以及在学术研究中应用比例的上升，对于这些数字资源如何进行有效管理和利用，也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问题。朱成林等在《中国古籍的数字化导读研究》一文中提出：古典目录学可以为数字化导读提供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导。如：通过写类序可以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写提要可以提纲挈领，凸显作品宗旨；写书评可以见微知著，通学致用[6]。而撰写书目提要的叙录、辑录、传录方法以及互著和别裁方法等都可以引入到古籍数字化导读工作中，起到摒弃成见，博纳诸家之长的作用。正是由于古典目录学提供的理论依据和研究范式，越來越多的学者也提出数字目录学或网络目录学之概念，利用数字智能技术的优势，将书目信息揭示推至文献知识层面。

4 结语

随着古籍数字资源的深层次开发，不论是以书目和全文检索为基础的数据库，还是目前以知识挖掘为特点的特色数据库构建和个性化研究，古典目录学中传统的分类方法和具有“考镜源流，辨章学术”作用的提要撰写，都不应被摒弃，而应得到重视。古典目录学以其严谨的学术性为古籍电子资源发展提供了规范和范式，拓宽了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参考文献：

[1]李铎，王毅.关于古代文献信息化工程与古典文学研究之间互动关系的对话[J].文学遗产，2005（1）：126-137.

[2]吴夏平.古籍数字化与学术异化[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131-135.

[3]（清）纪昀，陆锡熊，孙士毅，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97：804，2557.

[4]邓仲华，黄鑫，陆颖隽，等.论中文古籍版本本体库的构建[J].图书情报知识，2014（4）：80-87.

[5]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3：40-42.

[6]朱成林，袁曦临.中国古籍的数字化导读研究[J].图书馆建设，2014（11）：50-55.

（编校：马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