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洛》：以生命叩问“自我”的悲歌

赵娟

摘 要：现代化将身份认同的艰难愈加凸显出来，而少数民族个体则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境遇。电影《塔洛》中，藏族导演万玛才旦将镜头对准藏民族中的边缘、渺小个体，以藏族人在现代社会中自我迷失的故事谱写了一曲以生命叩问“自我”的悲歌。

关键词：塔洛 自我 荒谬 悲剧

“在根深蒂固的古老文化和现代文明冲突中的那种身份焦虑和无所适从是普遍的”{1}，这促使万玛才旦不断地围绕“身份认同”进行作者式创作。《塔洛》是其创作序列中的特殊之作，不仅是万玛才旦首次全国公映的作品，也是首次表现边缘个体而非群像刻画。古语“安身立命”，塔洛却被“遗弃”在县城（现代）和牧区（传统）之间；现代主体理论强调必有他者方能成人，总是在共同体中，自我的身份才得以确认。塔洛受权力推动，被动进入国家共同体；受“爱情”驱使，舍我进入家庭共同体，但最终他既没获得爱人身份，也没能拿到身份证明。当自我舍我而去，黑幕下夺命的炮声是塔洛以生命对自我的叩问。

一、自我的追逐与幻灭

“自我建构作为一种反思性的‘项目，是现代性反思性的一个基本部分；个人必须在抽象体系所提供的策略和选择中找到她或者他的身份认同”{2}，“自我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而是一个不断改变的结构”{3}。塔洛试图在不断变化的“抽象体系”中寻求认同，其自我也随之缠结在孤儿、羊倌、公民、爱人等几个身份之间。

（一）羊倌“小辫子” 1.作为他者的羊群 生而为人，何以？对身为羊倌的塔洛来说，记忆是他用以立身为人的根本。因记忆超群，孤儿塔洛成为放羊娃，羊倌是他自我认同的第一个身份。所以当被要求办理身份证时，他辩解：我知道自己是谁。羊倌塔洛称自己为“小辫子”，小辫子的他者是与他朝夕相处的羊群。在孤身一人的苍茫牧场，塔洛是在与羊群、藏獒甚至是狼的生命共同体中确立自我的。动物本身就是人确立自我的重要参照，动物的凝视尤其如此（电影用几个画面展现了羊对镜头的凝视）：“动物看人时，眼神既专注又警惕，其他的动物会被这样的眼神所震慑，人类则在回应这眼神时体认了自身的存在。”{4}塔洛清楚地记得羊群增长的数量，它们的性别、颜色、羊角……塔洛以外貌特征为每一只羊确立身份，就像他以辫子为自己命名。他将一只丧母的小羊随身携带，其为小羊倾尽“母爱”多少是因为它与自己早年丧母的命运同构。

2.学校与“真理游戏” 学校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知识话语与真理生产进行主体询唤，以期达到对国家的绝对忠诚。福柯将这种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统一视为真理游戏。与强制性权力不同，真理游戏的权力实现必须通过主体内化的方式得以实现，也就是说，权力必须通过“自我技术”来运作。自我技术“允许个人以自己的方式或在他人的帮助下对他们的身体和灵魂、思想、行为以及存在的方式施加影响，从而改变他们自己”{5}。

尽管塔洛的学校教育生涯非常短暂，但真理游戏显然取代了民族共同记忆成为其自我技术：“在那个年代，语录对于本身汉语水平不高的藏民来说相当于经文，是道德的最高信条。”塔洛在学校学习中发现了自己善于记忆的特长，而无处不在的毛泽东语录作為真理话语自此统摄了塔洛。多年以后，塔洛仍然以诵经的腔调完整、流利地背诵语录。尽管并非完全理解内涵，但塔洛抽取了关乎生死的理念视为确立自我的根本依据：认为放羊即是为人民服务，因此他的死就是重于泰山的。集体取代了民族共同体为身为孤儿的塔洛营造了比家庭和族群更为温暖和巨大的安全感，为此他几乎忘记了真理游戏的规则已随着时代发展变化。

（二）“人民”塔洛 现代国家是与个人密切相关的最大共同体。人口管理是现代国家将分散个体询唤为主体的基本方式。公安局便是现代国家将人口管理予以实施的国家机器，通过办理身份证的基本方式赋予人以新的身份，唯此才有权利享受“为人民”的“服务”。公安局是一个积极的叙事空间，作为行动着的空间触发了叙事、串联了过程并导向故事终结。公安局采用了二维、去景深构图：画面前景的煤炉筒刚好将墙上大字“为人民服务”从“人”处分开。被动的塔洛在村主任的“询唤”下试图从“人”转变为“民”，没想到这个过程竟然就是他的一生。警察的询问让塔洛艰难地回忆起自己的姓名与年龄，通过“符号化”被编入人民的体系中。荒谬的是，塔洛最终也没能拿到属于自己的身份证明。

（三）“金钱游戏”中的“爱人”塔洛 照相馆是消费文化场域，同时也是公安局权力空间的延伸。出于对塔洛外貌的规训将单纯的塔洛推向理发店这一暧昧的欲望空间。塔洛自然禁不住“撩拨”，他甚至已无法让自我安居在牧羊人的身份中。牧主呵斥道：“你就是个放羊的。”羊倌身份不被尊重，塔洛血腥而冷静地“解剖”了与自己身份同构的羊，背叛牧主、奔赴理发店去实现“爱人”身份。然而“爱人”不过是消费逻辑下“金钱游戏”的诱饵，它诱使塔洛不由地卷入了消费社会。消费主义语境下，个体已“不再依据‘传统的结构性决定因素（如阶级、性别或宗教），而是依据各种各样的、变动的，经常转瞬即逝的消费方式”{6}来确立自我的身份。显然，这个时代已不再是真理游戏统摄天下，金钱游戏猝不及防地俘获杂乱甚至显得破败的小城。婚纱照的背景从布达拉宫转换到北京天安门继而到美国纽约，以极其隐喻的方式暗示了全球化下游戏规则的更迭。少数民族族群虽然轻易地完成现代化的换装，但是“民族气质”并不如换衣服那么简便，于是有了在自由女神像面前，穿着西装的藏民夫妇执意抱着小羊拍结婚照的后现代图景。这幅拼贴的意象，幽默而又讽刺地揭示出少数民族身份认同所面临的复杂境遇。

事实上，照相馆作为塔洛自我监视的“环形监狱”也早已成为被消费的奇观，影片以正面固定长镜头留给观者足够长的时间去凝视这场落伍的“表演”。照相馆“拉萨——北京——纽约”的发展逻辑也深深印刻在塔洛的脑海中。塔洛像对真理游戏的认真与执着一样投入到关于爱情的美好愿景中，但金钱游戏不仅仅只是让他人财两空。为爱，塔洛决意放弃所有，包括自我。辫子被剃去时，塔洛紧紧地闭着眼睛：过去的留恋、未来的恐惧、无法抑制的爱恋和重生的自我，所有复杂的情绪就在塔洛那拒绝让我们看到的眼睛里，但他“赤裸”的光头，泄露了这一切。令人心碎的是，即便如此忘我的爱，也并未得到认真的回应。偶然驶过的宣传车剥夺了塔洛想要唱拉伊的权利，随后，看似出于贴心给塔洛准备的白酒让他在沉睡中失去所有。

镜子在电影中多次出现且参与制造了充满隐喻的画面“刺点”，塔洛再次来到公安局，墙上的大字以镜面中的倒错呈现，无论是“人民”还是“爱人”身份，终于不过是镜中幻象。无法再背出人生信条的事实让塔洛体悟到自我的丧失，或许是狐死首丘的心情促使他想要再次回到熟悉的牧羊小屋，但途中没油的摩托车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二、“死亡”与“悲剧”

加缪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自杀的缘由有很多，最明显的往往最不致命。”多是“荒谬”这种难以估量的感觉将人导向自杀，因为“一个能够被解释的世界永远是令人亲切的，无论这理由多么贫瘠。但相反，当宇宙的光明与幻景倏然泯灭，人就会感到自己是流浪者和异乡人。往日家园的追忆已杳然不可追，许诺的乐土又无从期冀，这放逐已无可挽回”，不得已，“死亡成为荒谬的解药”{7}。

塔洛是以“关心死亡”的方式出场的，影片初始塔洛就提出了自己的死是泰山还是鸿毛的问题。当他再次来到公安局时，他悲哀地意识到自己的死是轻如鸿毛了。滞留于荒野之中的塔洛切身体会到现代社会的荒谬与不可理喻，因背叛了“为人民服务”的信条也再无法返回“集体之家”，自我终于还是“居无定所”了，于是在苍凉的寒风中以爆竹“爆裂”了自己沉重的肉身。

塔洛当然是不幸的，但并不能算得上是悲剧的。悲剧是承认人生的不幸与荒谬却与之进行斗争，即便终于无法避免死亡也是以抵抗的姿态。塔洛显然并没有表现出这种抗争。“塔洛”在藏语中是“逃离者”的意思。在身份迷失、爱情伦理丧失的境遇下，塔洛以自杀的逃离方式再次确认了荒谬的胜利与自我的脆弱。对此导演万玛才旦解释说：“这不是我悲观，这就是现实，在面对现代文明的冲突时，藏人的无所适从是普遍存在的。”万玛才旦也许从一开始就想要将塔洛赋以悲剧精神。在信仰的断裂、人情的解体和诚信的破灭等现实面前，也许抗争显得太过浪漫和理想主义：“我清晰地看到传统文化的生存现状，很多人问有什么办法去解决，电影能做的，只是更多希望呈现、提出问题，却很难找到解决办法。”{8}所以影片只是像电影宣传海报中多次出现的镜子一样，冷静、客观地照着现实对自我的吞噬。

在“多副面孔”交错呈现的现代社会中，身份认同是人类面临的普遍困境。影片中，塔洛以悲歌落幕，但银幕之外的导演却始终通过电影艺术与现代世界搏斗着，为身处“现代荒原”的失乡人打磨冷峻的“反思之镜”。

{1} 陈晨：《我的电影不能满足对西藏的猎奇》，《东方早报》2015年9月7日。

②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08页。

{3} 唐代兴：《生境伦理的心理学原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99页。

{4} [英]约翰·伯格：《看》，刘惠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5} [法]米歇尔·福柯：《自我技术》，汪民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9页。

{6} 陶东风、胡疆锋：《亚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1頁。

{7} [法]加缪：《这里有我对生命全部的爱》，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8} 李寒芳、傅双琪：《回望，是为了更清晰认识家乡——访〈塔洛〉导演万玛才旦》，《两岸关系》2015年第12期。

作 者：赵 娟，文学硕士，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分院讲师，研究方向：电影文学。

编 辑：赵 斌 E-mail：94874655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