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情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尚新丽+赵一凡

摘 要：文章首先阐释了网络舆情与政府决策的含义及特征，分析了政府决策对网络舆情的现实需求，论述了网络舆情对政府决策带来的积极和不利影响，进而提出发挥网络舆情对政府决策积极作用的对策。

中图分类号：G25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7）05-0129-03

关键词：网络舆情；政府决策；影响

1 网络舆情与政府决策阐释

1.1 网络舆情及其特征

网络舆情是民众通过互联网对社会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意见、观点和情绪的总和[1]。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借助网络平台发表言论已经逐渐成为民众表达个人看法的重要途径。网络舆情因其载体的特性而拥有与传统舆情不同的特征：①网络舆情信息量巨大，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网络舆情可以不受版面和时空限制，不拘泥于议题范围，大至国际时政要闻，小到坊间杂事，覆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网络使用成本低廉，加上近年来移动终端和移动网络的普及，一个人加一部手机就能对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查阅、评论和转发。因此，网络舆情的信息公开程度、信息发布速度、信息的数量都远大于传统舆情。②网络舆情的真实性和虚假性。因为法律的不完善及监管不力，网络的虚拟特征使现实中的权力制约得到释放，网民在虚拟身份的掩饰下，参与社会时事的讨论更加积极，发表的论点也更接近于真实想法。但网络舆情主体身份的匿名性，大大降低了主体观点表达所要承担的后果，容易造成公共舆论的极端性和虚假性。③网络舆情的即时性和突发性。由于移动终端的普及，民众随时可以通过手机记录身边发生的事件，也会即时地对某些问题发表意见或看法，事先的征兆极其微小。

1.2 政府决策的含义

美国行政学家赫伯特·西蒙认为，管理即决策[2]。国内学者认为，政府决策即政府在履行其职能时做出的相关决定和政策，由察觉、沟通、协调、制约、公众和专家参与等机制构成；决策是个人、团体或政府在特殊环境下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选择最优途径或政策的一种行为过程[3]。综上所述，政府决策是指政府部门在履行职能过程中，为达到一定目标，在掌握充分信息和对有关情况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程序和科学方法做出的处理管理事务的决定或政策的过程。

1.3 我国政府决策对网络舆情的现实需求

我国政府决策是从上至下型决策，政策输入的主体是权力精英，权力精英作为“利益代表”代表人民的利益要求探求和确认政策问题，而单纯自发的群众性利益表达在整个决策过程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小，这是由我国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决定的。自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我国的内忧外患从未曾消失，人民需要一个强大和有效的国家机器来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内部从上至下的政府决策模式的特性符合当今中国国情[4]。从不同渠道收集舆情成为政府决策的依据。我国政府实现了多重决策制度，最根本的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选举制度等官方渠道收集舆情，同时也会通过调查研究、智囊建议等非官方渠道获取信息，但以上制度都不是民众能普遍参与的制度，透明性严重不足。这些意见收集是由政府部门主动发起，其对象有鲜明的可选择性，这同全民参与的政治体系有明显区别。

从改革开放发展到现在，我国公民的视野和文化水平大幅提升，权利意识以及参政议政的欲望增强，民众逐渐学会通过网络媒体等各类手段来维护自身利益及使公共利益不受侵犯。所以，近些年我国的新政策在颁布前都会通过媒体、网络平台来听取公民意见[5]。

政府决策需要大量的有效信息做支撑。建立政府网站，开展电子政务，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条例》，不仅实现了政府信息公开共享，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也实现了政府与民众的交流互动，为社会公众参与政治提供了便捷的渠道。我国现有7.1亿网民，他们通过网络媒介来表达其意愿和诉求，网络舆情逐渐影响政府决策的制定。政府通过网络倾听公众的意见和建议，了解公共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政府政策通过网络发布，听取民众意见并做出回应，以此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

2 网络舆情对政府决策的影响

2.1 网络舆情对政府决策的正面影响

2.1.1 丰富政府决策的信息源。在我国传统的决策方式中，决策层获取信息的渠道单一，信息的传递过程有着极大的利益倾向，这种信息传递形式对政府决策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互联网的开放性、匿名性与网络舆情极大地丰富了政府决策的信息源，公众可以平等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而不受行政权力以及利益集团的制约，打破了传统舆情传递方式对社会舆论的垄断，再加上网络舆情内容丰富、多元化，使决策者信息收集的范围无限扩大，获取也较为简单，而且是第一手资料。

2.1.2 增强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互联网是当今社会最大的舆情信息聚集地，使决策机构能够收集到更全面的网络舆情信息，对决策的民主性、合理性有很大的帮助。首先，政府在收集决策信息时注重社会各界利益诉求舆情，可避免决策失衡。其次，网络舆情的收集更为直接，有效减少了传统舆情采集过程中复杂的程序，消除了信息由上而下传递过程中出现的失真现象，政府不同层级可以直接面对相同的信息源，确保了决策信息的全面性和真实性[6]。决策者在公共决策过程中通过倾听民意来解决政策执行中遇到的问题，既实现了民主，又完善了政策的细节，使政策更加民主化、科学化。

2.1.3 提高政府决策的公信力。公民对政策的信息反馈是政府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信息资源，它有助于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是政府与公众建立良好关系的基本条件[7]。在网络提供的自由、平等的舆论空间上，公民享有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得到了极大的保障。而网络的匿名性可以让舆论监督得到真正的发挥，公民能无所顾忌地给予政府决策更多的建议和意见。据人民网的网絡调查结果显示，有88%的网民对网络监督非常关注，高达92.5%的网民在遭遇不良社会现象时会选择借助网络进行曝光。可以看出，利用网络监督已成为民众维护自身利益、发表自己的观点、反腐等非常有效的手段。网络丰富了公众的参政议政模式，创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信息化表达，有助于促进民主决策，为政府政策的实施夯实了群众基础，提高了政策执行的公信力[8]。

2.2 网络舆情对政府决策的负面影响

2.2.1 数字鸿沟与结构失衡影响决策的公共性。在虚拟世界里，网民基础决定言论权重，网民阶层决定言论走向[9]。据《第三十八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10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1.7%[10]。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所限，我国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比农村地区要高出35.5%，城乡差距依然很大。在参政议政过程中，人们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来对政策提出自己的意见，但在出现数字鸿沟和网络结构失衡的时候，网络舆情可能会出现弱小群体的声音被主流声音淹没的情况[11]。此外，我国网民的主体有年轻化特点，其中学生占了很大比例，由于社会经验不足、观点不够成熟，他们发表的意见常常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容易出现极端的言论。因此，此时的网络舆情并不能完全代表真正的民意。

2.2.2 谣言、虚假报道造成决策失误。有别于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信息的特征，互联网具有虚拟性、匿名性、随意性等特点[12]，网民不必提供自己真实的身份信息和完整的个人资料，并不需要为自身的言论承担责任。正因为如此，网民在网络上的言论和行为会变得毫无顾忌，过分强调权利却淡化责任，出现不负责任的言辞和行为，个别人甚至做出违法行为，比如侵犯他人隐私、炮制谣言、散布不负责任的虚假言论等。此外，由于我国缺乏必要的网络规范法律法规，对网络舆情的监管也不够完善，网络中经常出现对政府决策有干扰的谣言或虚假信息，严重影响了决策效力。当前我国对公民通过网络参与政策制定进行引导的能力较弱，对网络舆情规范化程度较低，没有形成全面的网络信息控制系统，经常因为网络虚假信息造成决策的失误，如果不能及时控制，就会形成恶性循环[13]。

3 发挥网络舆情对政府决策积极作用的对策

3.1 完善网络立法

2016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发布，其立法目的和宗旨是“为了保障网络安全，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社会信息化健康发展。”[14]这是我国完善网络立法的一个重要开始。2016年1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要求完善信息化法律框架，统筹信息化立法需求，优先推进电信、密码、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的相关立法工作。这些举措说明了我国政府开始重视互联网以及互联网安全对国家和公民的重要性，只有对网络具体行为做出立法解释才能有效控制网络暴力，同时也保护了正常行使网络舆情监督的公民的合法权利。

3.2 提高政府对网络舆情的整合能力

政府门户网站和政务微博是民众与政府机构直接沟通、表达诉求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建设并维护好政府门户网站和政务微博十分重要。随着微博影响力的扩大，政府微博在近几年发展迅速，而政府工作人员对微博的使用能力需要有进一步的提升。虽然政府网站的建立已有十多年，但政府网站和政务微博依旧存在着更新缓慢、功能单一、缺乏互动及信息公开不够透明等问题。政府应加强对门户网站和政务微博的重视程度，提高政府信息化水平及服务能力，弱化过多的宣传功能，突出服务功能，把门户网站和政务微博打造成吸收舆情的通道，并积极推广配套的电子政务，积极采集公共政策在公民中的执行情况，有效保证网民监督权、知情权等基本权利的行使，有针对性地做好网络舆情的引导，使政府信息更为透明。如此一来，政府对网络舆情的整合能力会大大加强，而公民对于政府的信任程度也会大大提升。

3.3 建立网络舆情监测及危机处理机制

网络舆情具有突发性，这一特点加大了政府的处理难度。因此，一套完善的网络舆情监测系统的建立，能够对网络舆情进行实时监控，有效提高对于突发舆情的应对效率。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多级舆情监控网络，完善的体系为政府工作提供了重要的舆情信息支持，但依旧存在很多问题，如大多数单位缺少专职舆情信息部门、收集的信息质量不高、信息传输渠道不通畅等。这就要求政府内部与外部之间建立规范的网络舆情信息资源共享机制。利用该机制，不仅可以聚集各级各部门分工采集网络舆情信息，有效避免信息过量，改善决策者的有限理性，使最有必要处理的舆情信息能得到最早的关注[15]。

现阶段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较为突出，危机管理就成为当前政府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对于网络舆情来说，常规渠道无法处理的事件，以及公民长期累积的诉求都可能通过网络爆发，从而形成严重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目前我国的危机处理机制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应对网络突发事件时缺乏有效的应急机制，当事件出现时往往处于被动局面。政府建立综合性协调机构和专职机构，通过加强部门间的协同配合，可以提高应对网络重大突发事件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刘毅.网络舆情研究概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51.

[2]（美）赫伯特·西蒙.管理行為[M].詹正茂，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1.

[3]姜圣阶，张顺江，毕全忠.决策学引论[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87：11-12.

[4][5]曲长青.我国网络舆情对公共决策影响研究[D].泉州：华侨大学，2012.

[6][8][11]盛明科，邵梦洁.网络舆情对公共决策的双重影响[J].甘肃社会科学，2014（4）：224-228.

[7]张冬平.浅谈网络信息对公共决策的影响[J].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4）：78-81.

[9]郭昭如.微博“网络问政”新路径的热与冷[J].上海信息化，2010（6）：16-18.

[10]CNNIC.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16-12-11].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608/t20160803_54392.htm.

[12]佘廉，雷丽萍.我国巨灾事件应急管理的若干理论问题思考[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471-475.

[13]叶冰莹，赖帝水.网络舆论对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研究[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1（4）：20-23.

[14]孙道萃.移动智能终端网络安全的刑法应对：从个案样本切入[J].政治与法律，2015（11）：73-87.

[15]王娟.网络舆情监控分析系统构建[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07（4）：201-203.

（编校：崔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