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后燕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刘桂馨

（朝阳博物馆 朝阳 122000）

试析后燕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刘桂馨

（朝阳博物馆 朝阳 122000）

燕元384年，前燕吴王慕容垂在前燕王朝灭亡14年后，重新复国，史称后燕。后燕王朝历七主，共二十六年。慕容垂建国后，采取和推行了一系列治国兴邦的新举措，政治制度逐步完善，军事政治权力分明，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不断发展，文化与宗教全面昌盛繁荣，给我们研究北方历史留下了丰富的史料。

后燕 慕容垂 振兴 繁荣

东晋十六国时期由慕容鲜卑及鲜卑化的汉人建立的以“燕”为国号的三个区域性政权即前燕、后燕、北燕（简称“三燕”）。鲜卑是东胡的一支，汉初为匈奴所破，退保鲜卑山，因以为号。鲜卑慕容部在东汉中期已见于记载。三世纪初，慕容鲜卑入居辽西，三世纪末，慕容鲜卑在辽西地区迅速崛起。337年，慕容皝称王，国号燕，都棘城，建立慕容鲜卑的第一个政权。370年，前秦苻坚、王猛率大军围攻邺城，慕容暐率文武百官出城降秦，前燕灭亡。

后燕是中国五胡十六国时由前燕吴王慕容垂（前燕开国皇帝慕容皝第五子）所建立的政权。前燕灭亡后，很多慕容鲜卑人臣服于前秦，前秦君主苻坚重视贤能，对亡国前燕的官员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并委以重任。时任前秦冠军将军的慕容垂卧薪尝胆，383年乘淝水之战前秦惨败，国力衰落之机，集合鲜卑叛秦复国。384年，重建燕国，改秦建元二十年（384）为燕元年。385年起定都中山（今河北省定州）。这一历史时期史称后燕，历七主，共二十六年。

后燕极盛时期统治范围包括河北、山东、山西和河南、辽宁的一部分，地域广阔，以辽西地区为中心的慕容鲜卑族的北方王朝统治从此为中国北方历史谱写下了精彩篇章。同时也透视出了慕容垂领导鲜卑民族的奋斗崛起，最终完成了复国伟业。慕容垂建国之后，在各个领域作出了利国的重大举措，吸收外来先进思想的同时，也发扬了自己本民族优良的传统。下面让我们穿越时空，一同赏析后燕的史实。

后燕君主列表

后燕政治举措

后燕的政治举措承袭了西晋的三省制、分封制、都督制、州郡县制等政治制度[1]。

三省制 分封制都督制州郡县制三省即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为中央最高中枢政务机构。尚书省为中央最高政令机构，中央政府最高权力机构之一，尚书省长官为尚书令、尚书仆射。中书省为秉承君主意旨，掌管机要、发布政令的机构，长官为中书监、中书令。门下省亦为中央一重要部门，长官侍中、散骑常侍。分封制即五等爵制，分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是政治制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后燕慕容垂时期，完全恢复了西晋时期的五等级分封制。都督制分为“都督”、“监”、“督”三个等级。慕容垂将都督制由单纯治军的军事统帅转化为既治军又治民、军政合一的凌驾于州长之上的地方长官。州郡县制是地方行政制度的体制，实行州、郡、县三级制，州置刺史，郡置太守。与郡同级的有王国和公国，置内史和相，县置令、长。

后燕完全承袭了中原汉族政权的政治制度后，随着汉化加深，放弃了单于制及胡制。

后燕的军事制度

后燕的军事制度既沿袭了两晋制度，又保留了自己民族传统制度，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设置都督中外诸军事一职，来主管全国军政。都督中外诸军事、握有实权的高级武官以及他们的一套办事机构，皆由政权中的本族及宗室子弟担任，是国家的军事领导机构，隶属于帝王。《晋书》记载，慕容垂定都中山，置百官，立太子，以“慕容德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2]。后燕永康二年（397）八月，后燕以“辽西王慕容农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司马、录尚书事”。军队的体制有中、外军之分，大体以本部族兵为主组成的军队属中军，外军是指其政权统治区内的各地都督、刺史及城主、镇将、护军等所统军队。

后燕的经济发展

随着汉化的推进，后燕经济从以游牧经济为主转变为以农耕经济为主[3]。

农业 畜 牧 业 手工业及商业后燕初期，由于后燕、前秦之间的战争，农业衰落，慕容农镇守龙城时，减免赋役，鼓励督促人们种田养蚕，促进农业生产，使当地的民众十分富足。慕容德镇守邺城时，当地农业也有很大发展，邺城号称“粮储素积”。可见后燕农业是有相当基础的。这时期农业生产的耕作方式普遍采用牛耕，农业生产工具种类齐全。北票喇嘛洞三燕时期墓地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有铁铧、犁镜、铲、锸、镰、钁、三齿钗、斧、砍刀等等。农作物品种繁多，《齐民要术》卷二中记载了北方农作物中有荞麦、大小麦、水稻、旱稻、大豆、小豆、黍、穄、梁、秫等等。畜牧业是鲜卑族的传统经济。随着领土的扩张，周边战事的增多，鲜卑族强大的骑兵需要大量的马匹用作战马使用，同时也为丰富人们生活发展畜牧业，《齐民要术》第六卷提到这时期的牲畜种类有牛、马、驴、骡、羊、猪、鸡、鹅、鸭，还谈到了养鱼。手工业涵盖的陶瓷制造业，铁器制造业，青铜冶铸业，酿酒业都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从出土大量陶制的生活器皿，如瓮、壶、瓶、罐、盘、钵、奁及朝阳后燕崔遹墓出土的铁镜、铜魁、铜弩机、铜刀、铜带钩等，足以说明铁器和青铜器在生活中的普遍使用，已进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也表明当时工匠制作技术水平较高且具有北方民族特色。酿酒业的发展使各种酒进入鲜卑日常生活，饮酒成为慕容鲜卑统治者的经常性活动。这时的商业虽然受当时大环境的影响而时兴时衰，但各族的割据政权出于保境安民而实施的鼓励生产、促进经济复兴的措施和政策，使各区域内的地方经济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因此商业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朝阳后燕崔遹墓出土一枚“货泉”、一枚“五铢”钱，及后燕慕容熙“为苻氏起承华殿，高程光一倍，负土于北门，土与谷同价。”由此可见，商品供求规律在当时的社会起着调解作用。

后燕的文化繁荣

后燕处于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时期。在文学上，继承了汉晋文学的精髓，又融入了本民族的风格；在音乐上保留了具有鲜卑民族风格的“马上之声”，也吸收了各民族的音乐精华；在史学上因袭传承了魏晋以来的史官制度，并出现了一些史学家和史学成果，在中国文学、音乐及史学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文学音乐史学后燕的文学承汉魏之旧旨，玄风涤尽，文采与实用并重。鲜卑慕容氏君臣大都掌握汉语，有较高的文学修养，用汉语写作一些诏令书疏等类文章，也创作了一些诗歌辞赋。此时期文学形式有两种：章表笺令和民歌谣谚。后燕君臣的作品有慕容垂的《上苻坚表》、《上书请伐》、《济河下令》、《报丁零及西人令》、《与僧朗书》；慕容盛的《告成太庙令》、《下令公侯赎罪不得已金帛》；慕容农的《在龙城上表》；娄会的《仕慕容垂为尚书郎》、《上疏请听吏终丧》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收录了后燕统治阶级高层的文章。此时期较著名的民歌基本保存于《乐府诗集》所录《梁鼓角横吹曲》中。民歌《阿干之歌》以外，清代杜文澜辑《古谣谚》中也收录了一些关于慕容鲜卑的谣谚。如后燕民谣：“一束藁，两头燃，秃头小儿来灭燕。”[4]从文体上看，这些歌谣非常接近秦汉以来的谶言，对当时的政治兴衰有预示警戒的作用，可视为一种社会舆论，来品评时政。音乐是由慕容鲜卑早期原始即兴音乐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反映其狩猎、游牧生活方式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鲜卑音乐，又吸收融合了汉族王朝的传统音乐及其他民族音乐，将其改造提升成为一种新型的宫廷音乐。《阿干之歌》被后燕慕容垂改造成为宫廷中演唱的“辇后大曲”，从而丰富了原有的宫廷乐曲，使之成为具有慕容鲜卑民族风格的“鼓吹大曲”，成为中国古代宫廷“鼓吹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后燕对传统宫廷音乐继续进行改革，慕容盛在位时，在宫廷音乐中注入了“燕咏”这种新鲜的慕容鲜卑音乐；还创作了歌颂慕容燕国帝王将相功业的宫廷雅乐——《燕颂》。“颂”是中国古代用于“美盛德”的宫廷雅乐。这种《燕颂》是由汉族官僚文士用汉文写成用汉语演唱的，再加上歌颂慕容鲜卑历史和功业的内容，使其移植、改造为适用于政治需要的新型宫廷音乐。从此，慕容鲜卑音乐的性质发生了大变化，成为封建国家的一种象征，具有强烈的政治含义了，并且在其他少数民族王朝和汉族王朝中广泛流传，加速了音乐融合的进程，最终融于中华民族古代音乐之中。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后燕对治史未曾懈怠，传承了魏晋以来的史官制度，出现了一些史学家和史学成果。史官有著作官，其职主要为撰修国史。另有它官兼领史职修史。据《晋书》卷九五《黄泓传》记载，后燕的封懿，“仕慕容宝，位置中书令、民部尚书。”封懿在慕容宝时曾以中书令、民部尚书，兼作为史官撰写了《燕书》。《史通·古今正史篇》载，后燕建兴元年（384），董统受诏，草创后书，著《本纪并佐命功臣王公列传》，合三十卷。后燕的史官有封懿、董统、田融、范亨等，史学著作有《燕书》，封懿撰；《后燕书》三十卷，董统撰；《赵书》十卷（一曰《二石集》），田融撰。这些史学著作为后人撰写历史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成为了解慕容鲜卑历史的佐证。

后燕的宗教信仰

慕容鲜卑原始宗教信仰是对天地的自然崇拜转变为建立国家后封建化的“郊祀”。慕容垂建立后燕之后，曾多次“修郊燎之礼”。这时期占卜术和占梦术的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后燕擅于占卜术的有太史郎晁崇、术士靳安，后燕慕容宝征伐北魏时，随军的“术士靳安以为大凶，固劝宝还，宝怒不从，故及于败”。由此推断占卜术在当时社会的作用非常重要，涉及各个方面。

后燕时期，慕容鲜卑贵族崇奉和提倡敬重沙门，兴建塔寺，佛教思想在统治集团和平民百姓中广泛传播，佛教信仰相当普遍。后燕统治者虔心向佛，经常举办佛事活动，对僧人待遇优厚，引高僧支昙猛为谋士，让其参与军国大事的咨议和决策。《乐府诗集》卷二十五《横吹曲词五》载有反映慕容垂业绩的歌词，内有“慕容愁愤愤，烧香作佛会”等句。《资治通鉴》记载，后燕建兴五年（390）九月，“北平人吴柱聚众千余，立沙门法长为天子，破北平郡，转寇广都，入白狼城”。《晋书》记载，395年，慕容垂遣太子慕容宝率军攻打拓跋魏，回军至参合陂时，“有大风，黑气如堤，自军后来，临覆军上。沙门支昙猛言于宝曰：‘风气暴迅，魏军将至之候，宜遣兵御之。’宝笑而不纳。”[5]支昙猛不仅是一位深受后燕统治者敬奉和信赖的大和尚、随军谋士，还是我国最早西行取经并到过印度的僧人之一。上述史实说明佛教信仰家喻户晓，僧人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政治地位。可见燕都龙城为我国佛法重镇，在东北佛教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后燕史实丰富了三燕史的研究内容，为北方历史填补了空白，为研究中国历史，以史为师、以史为鉴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真实资料。

[1]《晋书》卷一一0、一二四[Z].

[2]《资治通鉴》卷一百五.晋纪二十七[Z].

[3]《三国志》卷三十[Z].

[4]杜文澜.古谣谚[Z].

[5]朝阳市社科联课题组.前燕后燕北燕史[M].华夏出版社，2009.

★作者刘桂馨为朝阳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地方史、博物馆学。

10.16565/j.cnki.1006-7744.2017.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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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