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情怀比技巧更重要

梁晓声

我曾经在黑板上对学生写下两个大大的字：“情怀”。我认为对于文学写作，技巧始终是第二位的，情怀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这个国家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人们日常生活的精神和物质方面有了很大提高，但我们也面临很多问题。从人们心理层面来看，其实是浮躁的，但国家要继续发展，所以我会理性地思考自己的写作。如果我看到了阴暗就写光明，看到腐败就写廉政，看到浮躁就写理性，那会不会导致文化和文学本身的虚假？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考虑的事情。我是一个文化悲悯者，我认为作家要有悲悯人物的情怀。

我的作品，包括《九三断想》《九五随想》以及大量的杂文，很多属于“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因此，我本身难免被符号化。读书本来应该是安静的享受的时光，但可能我们写作社会问题的含量比较大，经常使人边读边拍案叫绝，读完胸中块垒积压很重。这样的作品在中国当代还有它存在的特定价值，我不会放弃这一领域，但是也不会一味重复。我现在还是全国政协委员，反映社会问题可以通过提案方式得到疏导，有时，我在政协会议上言辞激烈，甚至拍案而起。情绪通过这种方式得到释放，再回到小说的创作上，对自己就有新的要求，比如尝试语言风格的变化，比如尝试关注弱势群体。我经常强调要关注弱势群体，如西部的农民、城市的打工者。

中国有三分之二的农业人口，反映农民的作品越来越少，其实他们离我们不远。在文学越来越接近市场的今天，关注农民的生存状况的作品越来越少，这让人非常遗憾。五六年前，我向大学生们提出：一要生存，二要发展。我不能说当初的文学理念是错的，但在文学和市场结合如此紧密的今天，不能再让文学低俗下去了，文学是要有担当的，老一代作家应当自觉担起重任。我的《清名》是反映一位从政的农村老妪对自己从政名声非常在意的小说，我为什么要写她？老妪看不到，农民们也看不到，事实上看小说的一般是知识青年和文化人。我在大学上课，就这个问题进行过探讨，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是写給谁看的？市井百姓是不看的，安徒生是给那些在圣诞夜里守着壁炉、由母亲或者家庭教师念给他们听的孩子们写的。当这些孩子们长大了，可以为社会做事时，在他们头脑中有印象的小说会起作用，让他们关心身处底层的贫民，关怀那些“卖火柴的小女孩”。

“知青文学”在我的创作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不同的读者以不同的角度看待同一个文学作品，在此情况下，“知青文学”像是一面多棱镜，人们可以看到其中包含的文化内容。人们读了“知青文学”作品，有可能了解当年的几十万人的生活，他们的青春与土地、劳动、农民的关系。任何一种类型的文学作品都不可能全面包括生活，也不能涵盖知青文学的全貌。我给自己规定，我不可以变成一个始终写从前的作家。从前那个时代跟现在太不一样了，那时，时代本身给人物的外在压力很大，所以这个人物一写出来就不同于当代人物的感受，本身就是特异的。这样的作品本身容易吸引人。但即使这样，我也不需要过多重复过去。

我们现在创作的影视作品有些冒傻气。反映1949年以前的影视作品很多，1949年以后的好作品凤毛麟角。好的影视作品，应当既反映现实又充满希望，而不只是看故事、看情节，这样的话，会把观众看傻了。影视作品不只是反映“斗”的历史，影视审美有自然美、民俗美、人性美。看一部影视作品，感到愉快不一定要哈哈大笑，有可能心中一动，眼眶一湿，唤起某种情愫。不写“斗”，不写家族仇恨就没有矛盾，作品中除了武打片之外也应该有文艺片，有像外国的《中央车站》《小鞋子》《入殓师》这样的影视作品。即使是好莱坞这么商业化的氛围里，评价高的作品也有很多是展示美好人性的。我们真的应当有人来策划这样的题材，多上演像贾樟柯导演的这类作品。

我曾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当了二十年的编剧，我的主业本来就是编剧，只是我“不务正业”，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文学创作，但是，我仍然要说“我不是一流的作家，但我却是非常棒的编剧”，电视连续剧《年轮》就是我担任编剧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也参与了编剧。现在，我又要担任《大公仆》的编剧。当我看到谷文昌的照片时，我被他的目光震住了，他的目光里充满忧患意识和悲悯情怀，把这两样东西加在一起，就是一个词“人文”。谷文昌出身农民，但就是这样一位农民出身的县委书记却成为了理想主义与实践主义相结合的典范。他是河南人，却把东山当作了又一个家园，一扎根就是十四年，带领东山人民治风沙、建海堤、盖影院，为东山今天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其中最打动我的一个举措是，他为东山那多达几万人的去台人员家属平了反，改称“兵灾家属”，让他们在政治上不受歧视，经济上受到救济，这在当时需要多大的勇气啊，甚至要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这个举措最能说明他身上的人文气质。人文关怀是国家公务员和广大民众沟通的前提。谷文昌虽只是一位县委书记，处在国家管理层中的基层，按古时候的说法只是一个“七品芝麻官”，但他的精神高度却让他的形象不失为一位“大公仆”，而这一理念将贯串整部电影。

《大公仆》在叙事结构上应该更为现代。我始终坚持，越是主旋律的电影，就越应该遵循文艺创作的规律，越要拍得好看。要把谷文昌的大半生用两个小时来展现，我们无法做到事无巨细，所以，我希望采用“大写意”的方式来拍，比如，战天斗地的场面将不会在我们的电影中出现很多，甚至可能一闪而过，相反，我们会用更多的笔触、更多的镜头去表现细节，以细节打动人，润物细无声。

回顾我的创作历程，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我一直喜欢写作，别的也确实不擅长，年轻时有了写作的机会，并坚持下来了，这就是一种收获。如今虽然老了，但可以一直思考、关注当下的人与社会，自说自话地写写随笔，发表一些对事物的看法。今天有些所谓的文学不过是一种消遣，文学和时代的关系也越来越松懈了，因为很多人还不明白，写作时情怀比技巧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