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流转、农户兼业程度与生产效率的关系

高欣++张安录

摘要

以中部地区142个村1 370户农户的调查结果为基础，运用统计分析法、DEA分析法研究农地流转前后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农业生产效率变化，进一步采用Tobit回归分析方法探究不同农户兼业程度对两类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研究发现：①从综合生产效率来看，中部地区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生产效率均较低，仅有0.204，农地流转使转入户提高了1.1%，转出户降低了15.7%；从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来看，流转后转出户的技术效率低于转入户1.8%、规模效率与转入户扩大为10.4%，说明农地流转促使土地由转出户向生产技术更高、经营规模更集中的转入户家庭转移。②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兼业分化会显著提高转入户的生产效率，显著降低转出土地农户的生产效率，且兼业程度越强兼业分化的正方向影响作用越弱。③在其他变量中，受教育程度、农业补贴政策的落实和农业技能培训对农业生产效率均有正向影响。研究结论：在农地流转中，建议政府应考虑流转农户的差异化以及兼业程度的影响，针对转入户和转出户分别制定相应的土地政策，一要对兼业程度较高的转出户实行农民身份退出机制，在城乡居民福利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逐渐提高的基础下，稳步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促使土地要素向高生产效率的农户转移。二要从农地的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经营权，对土地经营权予以登记，让真正种地的农民得到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惠；适度降低转入户的兼业化水平，促进农民职业化，鼓励规模化经营。

关键词中部地区；农地流转；兼业程度；生产效率；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301.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7）05-0121-08DOI：10.12062/cpre.20170340

在我国耕地资源快速流失而人口不断增长的背景下[1]，合理的开展农地流转是促进农地规模集中，提高农地生产效率、实现农业效益增产最有效途径[2]。近年来政府连续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均提出要规范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但目前我国耕地的经营模式仍以家庭经营为主，规模化程度不高，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3]。

同时随着劳动力要素在城乡间流动性增强[4]，在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的梯度下选择外出务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逐年增加，具有就业竞争力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倾向于向城市转移，导致农村劳动力短缺[19]，2015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7 747万人（2015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领域的转移就业带动了农户家庭收入结构的变化，导致农户兼业化程度逐渐加深[5-6]，这一现象导致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从而对农业生产效率产生一定的影响。

国内学者基于这一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许恒周[7]等基于天津市、山东聊城市的农户调研问卷实证检验了农户分化类型、农户水平分化和垂直分化程度都对耕地利用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郭丽娟等[8]发现农户兼业程度与土地利用效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聂建亮等[9]分析了农户分化程度对土地流转行为和规模的影响。梁流涛等[10]研究表明农户适当进行兼业经营有利于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当兼业程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影响土地利用效率。但是国内现有研究尚有待完善，一是对于兼业化的衡量指标比较单一，没有考察农户家庭收入结构差异即不同兼业程度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二是很少考虑到基〖CM（81.5mm〗于农户自身资源禀赋的差异，以及发生农地流转的双方对于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方式不同，可能导致流转双方的农业生产效率有所差异。因此，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本文以中部五省为研究对象，在农地流转背景下，从发生土地流转的双方即转入户和转出户角度重点探讨兼业程度差异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为提高我国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1研究区域概况

本文以我国中部五省作为研究区域，包括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和湖南省，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种植基地。中部地区占地面积87.1万 km2，约占全国总面积的9.07%。2015年中部五省〖HT6SS〗①〖HT9.5SS〗GDP总值为134 336.97亿元，占全国GDP总值的19.8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总值为15 080.7亿元；粮食播种总面积3 001.67万hm2，占全国总面积的26.48%；粮食总产值17 460.1万t，占全国总产值的28.1%；农户人均纯收入10 937.8元。同时从中部地区的农民工输出来看，2008年—2015年中部地区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比例由31.70%上升至34.6%，其中2015年有61.1%外出农民工跨省流动，非农收入占农户家庭总收入的比重有所增长，农户兼业化现象普遍。

2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研究方法

2.1.1DEA模型

本文首先对农地流转的农业综合生产效率进行测度，定量分析农地流转对农户生产效率的影响。大多数学者采用成熟的DEA（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进行效率的测算，DEA方法由Charners、Cooper和Rhodes于1978年首次提出，用于评价“多投入多产出”模式下决策单元间的相对有效性[11]。其研究方法已经从最初的规模报酬不变下的CCR模型扩展到规模报酬可变的BCC模型和分析规模报酬变化的NIRS模型[12]。考虑到开展农地流转是为了追求农户利益的最大化，即在投入要素既定的情况下尽量提高农户的经济产出效益，因此本文选取规模报酬可变的产出导向型DEA-BC2模型。具體模型如下：

式中，θ（0<θ≤1）为综合效率指数，其值越接近1，说明决策单元越有效；λj为第j个决策单元权重变量；s+为产出不足变量；s-为投入冗余变量；xj、yj分别为第j个决策单元的投入、产出变量；x0、y0分别为决策单元的投入产出。

2.2.2Tobit回归模型

本文进一步研究在农户不同兼业化程度下如何影响农地流转的农业综合生产效率。考虑到上一步得出的效率值均介于（0—1）之间，当因变量为截尾或删失时，宜采用受限因变量Tobit模型来进行回归[13]。它运用极大似然估计法，既可用于分析连续型数值变量也可用于分析虚拟变量。具体模型如下：

式中，w为上一步得到的农户综合生产效率；μ为常数值；η、β为回归系数；q1为农户分化程度变量矩阵；q2为控制变量矩阵；ε为随机误差项。

2.2数据来源

课题组于2014年1—6月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调查方法，组织调研成员开展了对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和湖南省5个省份142个村的实地走访，按照省-市（县）—镇—村的关系依次分层，按照经济发展状况，每个市（县）随机选择2—3个乡镇，在每个乡镇随机选择2—3个村，在每个村随机抽取8—10户农户。对已发生土地流转的农户家庭进行访谈，访谈中对问卷内容反复的询问，以确保问卷内容的真实有效。共计回收问卷1 869份，剔除掉了部分数据缺失等无效问卷，剩余有效问卷1 370份，其中转入户有效问卷727份，转出户有效问卷643份。具体样本分布情况见表1。

3变量测定与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3.1投入产出指标的选取

本文选择DEAP2.1软件来测度样本农户的农业综合生产效率，从土地、资本、人力三个方面选取投入指标[6]，结合调查样本数据，具体选取农户家庭实际经营土地面积作为土地投入指标；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作为人力投入指标；农业生产固定资产值作为资本投入指标；家庭农业年收入作为经济产出指标。具体见表2。

3.2回归变量的测定

综合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6，14-15]，本文探究农户家庭的农业生产效率考虑兼业程度差异，还可能受到农户家庭内部特征和外部政策环境的双重影响，结合实地调研考察结果，将除兼业分化变量外的其他变量归纳为四大类进行分析，农户及家庭特征变量、农业政策变量、农地特征变量及地区特征变量。本文采用Eviws6.0测度回归变量对生产效率的影响。

3.2.1兼业分化变量的划分

兼业分化是指农户在从事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参与了非农经营活动并获得一部分非农收入，而产生的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有所差异[14]。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兼业分化程度对农户家庭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是本文重点考察的对象。由于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一般是以户为单位，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5]，选取农户家庭农业收入占年总收入的比重来表示划分不同兼业分化程度。农业收入占比能有效的反映农户家庭的收入结构和兼业化水平，农业收入占比越小表示农户兼业化程度越高。由近五年中部五省的统计数据算出农户农业收入平均占比为0.41，据此将样本农户划分为五种不同类型，农业收入占比大于80%的农户定义为I兼业户；占比60%—80%的农户为II兼业户；占比40%—60%的农户为III兼业户；占比20%—40%的农户为IV兼业户；占比<20%为非农户。

3.2.2其他变量

（1）农户及家庭特征变量。农户个体及家庭是农业生产的主体，对农业综合生产效率有直接影响。本文从农户及家庭特征中选取户主年龄、受教育年限、劳动力人数、固定资产值四个变量表征。一般认为，户主年龄越大，从事农业生产的能力相对较弱，其生产效率就较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户，对于新型种植技术的接受能力较强，越有利于提高其生产效率[7]。家庭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人数越多，生产能力越强，因此预期劳动力人数对生产效率有正向影响。农业的固定资产投入越多，如耕机、水泵、农药化肥投入等，耕地利用程度和农业产值也越高，因此预期固定资产值对生产效率有正向影响。

（2）农地特征变量。农地资源禀赋直接关系到农户生产效率的高低，本文选取经营的土地面积、农地细碎化程度、农地流转过程中是否签订转租合同三个变量表征。理论上认为，农户经营土地面积越大，越有利于实现规模化经营，其生产效率越高。农地细碎化程度用家庭经营农地面积与地块数比例表示，预期对生产效率产生负向影响。农地流转中签订转租合同能够保障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益[16]，预期对生产效率产生正向影响。

（3）农业政策变量。农业生产效率除了受到农户个人、家庭，农地资源的影响，还有可能受到外部政策环境的影响，如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情况和农业技能培训情况。一般来说，惠农补贴促使农户积极的投入生产，参与农业技能培训可以提高农户的生产技术使用能力，两者均能有效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4）地区特征变量。中部地区主要由平原、山地、丘陵等地形地貌构成，位于不同地域的土地生产条件、可耕作性存在差异，如平原地区水土肥沃，有利于大规模种植业的发展，预期对农业生产效率有正向影响；山地、丘陵地势起伏不平，海拔相对较高，较难发展耕作业，预期对农业生产效率有负向影响。

本文主要从参与农户类型转入户和转出户两个维度来研究以上变量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具体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见表3。

4实证结果与分析

4.1投入产出效率分析

运用DEA-BC2模型对农地流转的农业生产效率进行测度得出表4，可以看出中部地区参与流转的农户综合生产效率都比较低，仅有0.204，主要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整体偏低的结果。从综合生产效率来看，农地流转提高了转入户家庭1.1%的农地综合生产效率，降低了转出户家庭15.7%的综合生产效率。转入户家庭综合生产效率的提高主要因为农业生产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别提高了3.7%和1.3%，说明转入户在转入土地后加大了农业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生产技术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没有出现技术效率的损失。单位转入户家庭经营土地面积增加了15.95亩，农地的集中经营使农地由规模不经济向规模经济转变，实现了规模经济效益，带动单位农户家庭的农业增收1.89万元。对于转出户而言，农地流转并没有提高其农业综合生产效率，这一结论与前人的研究一致[17]。由于转出土地后单位家庭经营土地面积减少了5.18亩，相应的农业生产投入的减少，剩余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家庭成员主要是老人和妇女留在家中务农，并不具备良好的生产条件和经营能力，导致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双重损失，从而使农业综合生产效率较流转前有所降低，且低于流转户的平均水平。从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来看，发生流转后转出户家庭的技術效率低于转入户1.8%、规模效率与转入户进一步扩大为10.4%，说明农地流转促使土地由转出户向生产技术更高、经营规模更集中的转入户家庭转移。主要是因为农地流转后，转出户家庭的劳动力和资产投入重心均转移到非农业生产中，无论是经营土地面积还是农业生产投入和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投入都低于转入户。

4.2回归结果分析

进一步从兼业分化差异视角出发，分析影响流转农户家庭的农业生产效率的主要因素，运用Tobit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为更好地促进农村土地资源配置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4.2.1兼业分化程度的影响

由表5中模型I的回归结果显示，不同兼业分化程度对转入土地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兼业分化会显著提高转入户流转土地的生产效率，兼业程度越强兼业分化的正方向影响作用越弱，表现为I兼业户、II兼业户、III兼业户、IV兼业户的农业收入占比每提高1%，其农业生产效率分别提高1.58%、1.45%、1.27%、1.08%。可能原因是由于转入户是以农业经营为主，主要集中在生产资料和土地的投入上相对较多，更融入了生产新技术的使用及科学

的管理方法，同时兼业化给转入户家庭带来了大量的非农收入，如III兼业户的非农收入占比介于40%—60%之间，部分农户转入土地后，利用家庭成员外出打工的非农收入来进行自身农业生产投入如购买农药、化肥、农业机械化设备及雇佣劳动力等，使农业生产能力大幅提升，尽管家庭自身农业劳动力人口有所下降，但相比之下资本投入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更大，从而有利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但对于兼业化程度较高的农户家庭如IV兼业户，加大其投入对农业生产效率的正向影响相对较弱。由于该类型农户家庭的收入结构以非农务工收入为主，仅有少量的农田用作口粮或老人种植，所需生产资料如农药化肥、种子等数量有限，因此其生产效率并不能随着生产投入的加大而大幅提升。

由模型II的回归结果显示，不同兼业分化程度对转出户的农业生产效率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兼业分化会显著降低转出土地农户的生产效率，且兼业分化的负方向影响作用随兼业程度加深而减弱，表现为I兼业户、II兼业户、III兼业户、IV兼业户的农业收入占比每提高1%，其农业生产效率分别下降1.18%、0.99%、0.67%、0.66%。这是由于转出户家庭的生产效率本身存在不规模经济（仅有0.269），在兼业化的推动下，转出土地后进行生产种植的劳动力投入及资本投入等大量减少，导致转出户的农业生产效率更低（仅有0.112），尤其对农业收入比重较大即兼业程度较低的农户家庭，农业生产效率受到的影响显著。而兼业化程度较高的农户家庭如IV兼业户，其农业生产效率受到的负向影响相对较弱，由于该类型农户家庭成员以非农就业为主，甚至部分有就业竞争力但不愿意放弃农民身份的农户在城镇拥有稳定的工作和住房，本身农地资源有限，因此减少其投入并不能对生产效率产生很大的影响。

4.2.2其他变量的影响

在农户及家庭特征方面。户主年龄对于流转家庭的农地生产效率具有负向作用，且模型II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原因是农户年龄增大后劳动能力下降，劳动生产效率降低，不管是从事种植业生产还是非农务工的能力都不强，尤其是大多转出户家庭的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后剩下老年人在家务农，导致农地生产效率显著降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流转农户，其农地生产效率越高，且模型I通过显著性检验。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其家庭更容易接受和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6]，特别是转入户家庭在规模化农业生产中运用新技术新方法，能够显著提高粮食的生产效率。劳动力投入和农业生产投入对转入户家庭的农业生产效率具有正向影响，对转出户家庭的农地生产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实际经营土地的过程中，转入户往往是“种田大户”，他们本身具有豐富的种植技术和种植经验[18]，在获得更多的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投入后，转入户的农业生产效率进一步增长，优化了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效率。而转出户家庭生产能力有限，本身不具备相应的技术和条件，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反而会降低其生产效率。

在农地特征方面。经营土地面积越大转入户的农地生产效率越高，转出户的农地生产效率越低，且模型I、II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一般而言，转入户家庭的种植技术和条件良好，通过大面积转入土地实现规模化经营种植，有利于规模效益的提升。而转出户家庭无力承担原有农地生产将剩余土地转出，仅留下满足家庭口粮的小面积农地种植，现有条件下种植面积过大反而不利于农业生产的进行。农地流转过程中转租合同的签订对农地生产效率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实地调研中发现，农户普遍认识到签订转租合同能够促进交易双方积极地履行合同内容，保障自己的权益不受侵犯，降低出现租金纠纷的风险。因此经营权的稳定有利于农户对土地进行持续的生产投入从而提升农户生产效益[16]。

在农业政策方面。农业补贴政策的落实和农业技能培训对农户生产效率有正向影响。当前的农业补贴主要有粮食直补、良种和农机补贴、农资综合直接补贴等，调研显示这些惠农政策起到了促进农业生产、提高生产效益的作用。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开展农业技能培训有利于培育新型农户，发展新型农业生产模式，推广良种良法、科学管理等新技术、新措施，从而提高农户尤其是“种田大户”的科学种植水平和农地生产效率。同时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可以考虑从粮食安全贡献率及土地利用效率两个角度，对于贡献率和生产效率较高的农户相应发放更高的农业补贴。

在地区特征方面。地处平原地区转入户家庭，其农地生产效率要高于山地、丘陵地区，一是由于平原地区机械化种植对劳动力种植的替代效应更大，更利于发展规模化种植业，二是由于山地、丘陵地区地势起伏不平，农业生产条件不适宜，交通运输不便。而地处平原地区转出户家庭的农地生产效率要低于山地丘陵地区且影响显著，可能因为平原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更高，非农就业机会更大，农户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后选择外出务工，导致耕地投入减少，生产效率降低。

5结论及政策建议

在中部五省142个村1 370份农户调研问卷数据的基础上，利用统计分析方法，运用DEA模型和Tobit回归模型分析了中部地区农地流转过程中，农户兼业程度对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农地生产效率的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中部地区参与流转的农户综合生产效率均较低，仅有0.204。从综合生产效率来看，农地流转后转入户家庭提高了1.1%，转出户降低了15.7%；从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来看，流转后转出户的技术效率低于转入户1.8%、规模效率与转入户进一步扩大为10.4%，说明农地流转促使土地由转出户向生产技术更高、经营规模更集中的转入户家庭转移。

（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兼业分化会显著提高转入户流转土地的生产效率，且兼业程度越强兼业分化的正方向影响作用越弱，由于转入户集中在生产资料和土地的投入上较多，并且兼业化给转入户家庭带来了大量的非农收入，可以用于自身农业生产投入，有利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但对于兼业化程度较高的农户家庭如IV兼业户，加大其投入对农业生产效率的正向影响相对较弱。由于其收入结构以非农务工收入为主，仅有少量的农田用作口粮或老人种植，所需生产资料如农药化肥、种子等数量有限，因此生产效率并不能随着生产投入的加大而大幅提升。

兼业分化会显著降低转出土地农户的生产效率，且兼业分化的负方向影响作用随兼业程度加深而减弱，这是由于转出户家庭的生产效率本身存在不规模经济（仅有0.269），在兼业化的推动下，转出土地后进行生产种植的劳动力投入及资本投入等大量减少，导致转出户的农业生产效率更低（仅有0.112），而IV兼业户的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比例较大，本身农业资源有限，因此减少农业投入并不能对生产效率产生很大的影响。

（3）在其他变量中，受教育程度、农业补贴政策的落实和农业技能培训对农户生产效率有正向影响，调研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对农业政策的接受程度越高，越有利于进行生产。目前的补贴惠农政策也起到了促进农业生产、提高生产效益的作用。开展农业技能培训有利于推广农业种植的新技术、新措施，发展新型农业生产模式，从而提高农户尤其是“种田大户”的科学种植水平和农业生产效率。

根据以上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政府在制定农地流转政策时应考虑流转农户的差异化以及兼业程度的影响，针对转入户和转出户制定相应的土地政策。一要对兼业化程度较高的转出户实行农民身份退出机制，在城乡居民福利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逐渐提高的基础下，稳步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促使土地要素向高生产效率的农户转移，提高劳动力资源和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对兼业化程度处于中等水平的转出户，保障其享有土地的财产权利和租金收入，使转出户能够放弃土地经营权安心进城务工。同时政府应提供多样化的就业渠道，为转出户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提升农民自身的专业素质水平和非农竞争能力。

二要从农地的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经营权，目前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中可以考虑对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分开登记，使土地经营权流转具有可操作性，让真正种地的农民得到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惠，同时考虑对于保障粮食安全的贡献越大、土地利用效率越高的农户，理应发放更多的农业补贴，提高种地农民的积极性；适度降低转入户的兼业化水平，支持“种田大户”进行规模化生产经营，促进农民职业化，提高农民现代科技的掌握水平，从而有效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编辑：王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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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蔡昉，中國人口与劳动力报告NO.8[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CAI Fang. Report of China population and labor problem：NO.8[M].Beijing：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2007.]

作者简介：高欣，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资源经济与管理。Email：gaoxinhzau@163.com。

通讯作者：张安录，博士，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资源经济与管理。Email： zhanganlu@mail.hzau.edu.cn。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研究”（批准号：14JZD00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土空间管制下土地非均衡发展及空间外部性扩散机理与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研究”（批准号：7137309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经济社会双重转型下土地转换效率测度及效率改进政策调控原理研究”（批准号：7157310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批准号：16YJG790121）；中央高校科研基本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批准号：2662016PY078、26620150D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