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

陈舒琪

王安忆《长恨歌》写的是一个上海弄堂的女儿王琦瑶的悲剧，虽是一个人的悲剧，但悲剧折射出的是那个时代无数女性同样的命运。悲剧的产生和结局，总和各种因素息息相关，受到内外因的相互作用，但悲剧的故事不代表主人公的一生都是失败的、有怨有恨的，它也许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趋势，给历史一个符合规律的交代。本文就从社会背景、家庭因素、女性命运和价值观念等造成王琦瑶悲剧的成因入手，结合文本进行分析论证，从而得出最终结论。

王安忆，是当代女性作家。20世纪80年代初凭借《雨，沙沙沙》在文坛一举成名，从而进入创作高潮。1996年，王安忆发表长篇小说《长恨歌》。自《长恨歌》问世以来，人们对这部作品的评论和关注一直没有减退。2000年，《长恨歌》获得我国文坛上最具荣誉的大奖——茅盾文学奖。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借用了白居易的著名长诗《长恨歌》的篇名，以“长恨”为主题，奠定了小说的情感基调，暗示了主人公王琦瑶的悲剧结局。本文以小说《长恨歌》的“恨”为中心，从社会背景、家庭因素、女性命运、价值观念四个方面，探讨《长恨歌》中的“恨”究竟恨歸何处。

一、“恨”社会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个人所处的社会背景，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的生存状态、思想意识、价值取向等，人无论如何都走不出社会这个大圈。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是中华民族一个历史性的特殊时代，它造就了上海这座大都市的富丽繁华，造就了千千万万个上海弄堂的女儿王琦瑶，造就了这个时代的特殊产物。

王琦瑶属于城市小资产阶级中的一员，阶级地位影响阶级的本质特征。新民主主义时期，城市小资产阶级人数多、分布广，生活状况差，尤其是成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条件下，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相比，中国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经济状况更加恶劣。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制约了王琦瑶生活的方方面面，她并不满足于自己当前的生活现况。她渴望摆脱阶级的束缚，迫切想要进入上流社会，过上多姿多彩的生活。从王琦瑶进入片场的那一刻起，她就为达到自己的目标制定了富有心机的计划。她不惜利用朋友（吴佩珍、蒋丽莉）的友谊、他人（程先生）的好感，助她一步步获得上海“三小姐”的头衔。时代瞬息万变，繁华落尽，当这份荣誉逐渐淡出人们视野的时候，王琦瑶做了国民党高官李主任的“金丝雀”，被安置在街角深处的爱丽丝公寓。好景不长，政局动荡，国民政府垮台，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国民党高官李主任成为时代的炮灰，飞机坠毁，李主任意外死亡。随着李主任一起消失的，是王琦瑶赖以生存的经济支柱和精神寄托，她费尽心思追寻的荣华因一次革命化为了泡影。

王琦瑶来到了邬桥，小农村的生活简单而平庸，终究没能把她留住。王琦瑶重新回到上海，成为一名打针的护士。此时的王琦瑶依旧没有摆脱掉自己的阶级属性，还是千千万万个城市小资产阶级中的一员，处在社会的边缘地位。她结交了有钱人家的太太严师母和正统人家的儿子康明逊，并怀了康明逊的孩子。虽然那时的中国已经历了一系列的思想解放运动，但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之久的封建思想是不可能完全消失的，更何况康明逊出生在旧式家庭里，长辈根本不会接受王琦瑶这样的女人。于是，王琦瑶与康明逊的这段感情也就不了了之。

王琦瑶怀孕期间，在旧货行里偶遇当初追求她的程先生，往后的日子里，程先生一直陪在王琦瑶身边照顾她，无怨无悔，直至她生下女儿。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程先生自杀。失去程先生的王琦瑶独自抚养女儿，直至女儿长大成人。1978年，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上海的街头小巷，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悄悄地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有轨电车消失了，马路上的铁轨拆除了，河水散发出恶臭，弄堂失去了生机，街道上人潮如涌，霓虹灯彻夜闪烁，舞厅里歌舞升平，人人追求着摩登和时尚，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这样的上海，在王琦瑶看来，是走了样的，她仿佛成了这个时代的局外人。女儿薇薇结了婚，出了国，剩下王琦瑶孤独一人怀念着从前上海的老时光。此时，王琦瑶遇到了与她一样有着念旧情怀的老克腊，两人陷入了一段令人不耻的忘年恋情当中。但老克腊毕竟是新时代的上海青年，很快便对这个四十年前的上海小姐厌倦了。王琦瑶年老色衰时，身边只有一个长脚照顾她。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逐步开放黄金市场的新举措，黄金收藏、零售市场开始开放。长脚的工作是做炒汇的，他对王琦瑶木盒里的黄金起了贼心。最后，王琦瑶因这些黄金而被长脚误杀，令人扼腕。

就王琦瑶自身而言，由于她不看报、不关心国家大事，只一心一意地经营自己的小日子，外面动荡的社会似乎和她无关。然而，恰恰相反，社会的每一次变革都在她身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王琦瑶的悲剧，是时代的使然，是社会的产物。若说有恨，《长恨歌》恨的是当时社会对王琦瑶的无情，一次次把她从梦想的天堂拉进现实的谷底。

二、恨“家庭”

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是我们每个人的灵魂所系、血脉所在、精神所依，是连接个人和社会的重要纽带。而教育始于家庭，青少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始于家庭。

《长恨歌》中，很少提到王琦瑶的家庭，王琦瑶所做的每一个重大决定，似乎都与家人无关。王琦瑶成为“沪上淑媛”，小有名气，没有家人的祝贺。王琦瑶参加“上海小姐”竞选，没有家人的支持，王琦瑶反而还觉得他们很聒噪，干脆搬到了蒋丽莉家里去住。王琦瑶成为“三小姐”，家人也没有任何行动。那时王琦瑶才十六七岁，思想尚未成熟，物质和精神尚未独立，她应是学堂里一位率真、懵懂的女学生。面对这些重要的人生选择，王琦瑶却只能一人做主，给予她帮助的是程先生和蒋丽莉两个朋友而不是亲近的家人。王琦瑶搬回家后，常在晚上与李主任外出，然后做了李主任的情人，住进了秘密的爱丽丝公寓。王琦瑶无名无分，名声败裂，街上行人早已议论纷纷，这时王琦瑶的家人却没有任何反应。

直至李主任意外死去，文中才稍微提及王琦瑶的外婆，但笔墨不多。外婆也没有给已经迷失方向的王琦瑶引导性的教育，以致于王琦瑶在往后的日子里屡屡犯错。王琦瑶分娩之后，她的妈妈才算真正地露面。王琦瑶的妈妈是势利的，从她对程先生的前后态度对比中可以看出，从她客气地对待身份不一般的严师母中可以看出。作为一位母亲，王琦瑶的妈妈在女儿生下来历不明的孩子后，更多的是对女儿的责备，说女儿作贱自己。一场不愉快的争吵后，王琦瑶的妈妈离女儿而去。那时王琦瑶分娩不久，身体正虚弱，家人的陪伴和照顾对王琦瑶来说是多大的安慰与鼓励，而王琦瑶的妈妈反倒和王琦瑶吵起嘴来，犹如一盆冷水泼在王琦瑶头上。孩子没有父亲，王琦瑶的妈妈非但没有理解、安慰女儿，反倒说了许多难听的话中伤王琦瑶。从母女两人的这次相处，人们可以看出，母亲并没有在王琦瑶孤独伤感时给予她家人的温暖，没有在王琦瑶误入歧途时给予她长辈的教育，没有对王琦瑶的人生道路产生积极的影响，王琦瑶从小缺乏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和正确良好的教育。

家庭的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是一生的。然而，王琦瑶似乎缺失了人生中这一重要的部分，以至于王琦瑶成为一位母亲时，将这种冷淡的亲情遗传给了下一代。母爱是一种天性，每一位母亲都将自己与生俱来的爱无私奉献给了自己的儿女。但是，王琦瑶与女儿薇薇的关系不像母女，更像一对争芳斗艳、斤斤计较的姐妹。她们互相比较，谁更好看一些谁就自信满满、心情舒畅，谁稍微差一些就失望难过、心情失落。追求时尚的薇薇不理解母亲赚钱的艰难，在打扮上花费太多的钱，引起王琦瑶的不满。王琦瑶金条的秘密也瞒着薇薇，生怕薇薇知道了会把它们花光。王琦瑶和薇薇的朋友张永红关系太亲密了薇薇会埋怨，王琦瑶和薇薇的男朋友小林说太多话了薇薇会不耐烦。作为女儿，薇薇和王琦瑶说话的语气和态度都毫不客气、没有礼貌，根本不把王琦瑶放在眼里。薇薇和小林结婚、出国，离开了家乡，离开了自己的母亲，也没有半点留恋之情。最后，又只剩下王琦瑶孤身一人面对漫漫长夜。

家是一种爱的归属。王琦瑶的母亲没有给予她作为母亲的爱，导致王琦瑶寻梦途中一步错步步错；王琦瑶的女儿没有给予她作为女儿的爱，导致王琦瑶的爱不知何处寄托。缺少亲情之爱的王琦瑶，就像一株无人问津的花，无牵无挂，无依无靠，任其生长，只有外界的虚荣才能使她找到绽放的理由。年过半百的王琦瑶，身体虚弱多病，身边没有一个亲人陪伴，王琦瑶死去的悲惨，只有上空的鸽子看见了。莫尔曾说：“走遍天涯觅不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的人，回到家里就发现它了。”而王琦瑶却是找不到家的那个人。若说有恨，《长恨歌》恨的是家庭对王琦瑶的冷漠。缺乏家庭教育与关爱的王琦瑶是悲哀的，她的结局亦是荒凉的。

三、恨“命运”

《长恨歌》通过上海弄堂女儿王琦瑶的命运，刻画出上海在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的城市变迁。回顾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女性一直处于卑微、被统治的地位。张爱玲从女性个性解放的角度，发现了贵族女性千百年来被迫从女儿到主妇再到母亲的不断重复、不可移易的怪圈。王安忆通过王琦瑶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中对命运的探索，指出女性在社会安排下难以逃脱的命运。

上海是男人的上海，是一个男权的社会。纵观王琦瑶的一生，她都和李主任、程先生、康明逊、老克腊纠缠不清。可以说，王琦瑶人生的悲剧，都是因为这几个男人，实质却是因为这个男权的社会。王琦瑶始终以女性的本能角色，存在于这个男人的世界里，全身心地投入，并甘愿為之牺牲一切。一个女人完整的一生离不开男人，王琦瑶的一生不能没有男人。先是和李主任开始一段甘心首疾之爱，王琦瑶无日无夜地在昏暗的房间等待李主任的到来。李主任来匆匆去也匆匆，大多数时间王琦瑶是与无声的空气作伴，但她还是心甘情愿、无怨无悔地等待。李主任意外去世后，王琦瑶失去了依靠。王琦瑶的开头错了，她的人生从此有了一个永远抹不掉的污点，不能像正常的女性一样追求自己的所想所爱。从邬桥回到上海的王琦瑶，孤身一人又不甘寂寞，与正统家庭的独生子康明逊相爱。但王琦瑶的过去使康明逊的家庭无法接受她。得知他们无法在一起的时候，王琦瑶把肚子里的孩子“推”给了萨沙，萨沙不想承担这个突如其来的责任，带着心中的疑虑借口回苏联后便一去不返。王琦瑶无可奈何，除了独自担下这一责任，她又能怎样呢？在别人眼里，她已经是残花败柳，如果王琦瑶要闹，那么错还是在王琦瑶，而两个男人可以被认为是受了她的蛊惑，王琦瑶所要遭受的非议就更多了。因此，王琦瑶只能默默地接受男人的抛弃和忍受他人的鄙夷，别无选择。后来，她遇到程先生，无微不至的照顾让王琦瑶无以回报，想以身相许但遭到程先生的拒绝。程先生自杀后，王琦瑶又失去了生命中的一个重要支柱。年过半百的王琦瑶遇到老克腊，开始了一段不伦的地下恋情。当老克腊想从这段寡廉鲜耻的感情中全身而退时，王琦瑶只能用金钱去挽留他，求他陪伴自己过完剩下的岁月，但老克腊最终还是离开了王琦瑶。

除了默默接受和痛心乞求，王琦瑶又能做什么呢？这些男人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不想承担任何责任，把王琦瑶当作做玩偶一般，新鲜时尽情享乐，玩腻时抛到一边。王琦瑶只是一个孤独无助的女人，她不敢反抗，也不会反抗，男人是不用费尽心思去讨好她的。

这些男人，在王琦瑶的心上留下伤痕之后又转身离开，王琦瑶的生命被他们影响着，左右着，但王琦瑶还是毫无保留地为之付出。没有这些男人，王琦瑶的生命就失去了色彩，她也是百般无奈的。但也是这些男人，将王琦瑶一步步引入堕落的深渊。若说有恨，《长恨歌》恨的是命运对女性的不公，恨的是那些自私自利的男人，王琦瑶受了伤害却也只能任之摆布、无能为力。王琦瑶是上海千千万万个王琦瑶的代表，她的悲哀亦是女性的悲哀。

四、恨“自己”

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是事物发展的必要条件。《长恨歌》中的女性在传统男权的限制之下也有相对的自由，勇敢地跨出了小家，并在主动拒绝历史，守护个人世界。这都体现了女性在困境之中的自主性。虽说王琦瑶受到社会、家庭、性别等外界条件的制约，但也同样可以在不利的环境下，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错就错在王琦瑶选错了路，福浅之人本不该过分追求荣华，如果她一开始听从现实的安排，安分地做一名普通的王琦瑶，人生的结局也许不会如此悲惨。但是，王琦瑶一心追求虚荣的生活，她的人生道路注定是不平坦的。

女性，屡屡像那站在十字路口的海格拉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史时期，又一次面临这样或那样的困惑与选择：女性应该追求什么样的人生价值？女性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人生信念？在商潮中寻求新的人生价值时又遭遇到那些社会和女性自身的羁绊与阻遏？这正是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关注与求索的命题之一。

王安忆作为当代极具影响力的女性作家，在作品中同样对女性的价值观进行了深刻的探索。《长恨歌》中，王安忆为主人公王琦瑶设置了几个人生的分岔路口，让其自主选择，体现了王琦瑶在其他因素影响下对人生道路选择的自主性，反映了当时上海女性在社会物欲诱惑下的价值观念。

16岁的王琦瑶在学业与虚荣之间，选择了虚荣。片场试镜、沪上淑媛、上海小姐，都是王琦瑶自己所选。曾经在学生时代认识王琦瑶的导演，在王琦瑶竞选上海小姐的春风得意之时，对她说过语重心长的一番话：“‘上海小姐这顶桂冠是一片浮云，它看上去夺人眼目，可是转瞬即逝，它其实是过眼的烟云，留不住的风景，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它迷住你的眼，可等你睁开眼睛，却什么也没有……”导演的这番话王琦瑶没有听完，转身消失在了笑语欢歌的人群里。王琦瑶在追求虚荣的道路上已毅然决然、无法回头。她如愿以偿地成为受人追捧的“三小姐”，但这毕竟只是一时浮华，终究随风而逝的。结束了竞选的王琦瑶在程先生与李主任的追求之下，选择了李主任。李主任曾问过王琦瑶是否想要继续读书，王琦瑶说自己是不做女博士的，她选择做一位孤守空房的“金丝雀”。这一选，断送了王琦瑶往后一切幸福的可能性。来到邬桥躲避的王琦瑶，在小城邬桥与都市上海之间，选择灯红酒绿的上海。住在平安里的王琦瑶，本可以做一位普通的打针护士，享受普通人简简单单的生活。但她不甘寂寞，不甘于流向平凡，选择与康明逊相爱并怀孕，与老克腊相爱被抛弃，最终一个人无声无息地消失在黑夜之中。

孟德斯鸠说：“有些人的虚荣心，比为了保全生命所必需的分量更多，对于这种人，虚荣心所起的作用何等恶劣！这些人竭力使别人不愉快，想借此引起别人的钦佩。他们设法要出人頭地，结果反而更不如人。”这句话放在王琦瑶的身上最合适不过了。王琦瑶的每一个人生路口，都因她的选择一步一步地走向悲剧。王琦瑶本可以做一个平凡朴素、受人尊敬的女性，但她追求虚荣，价值观扭曲，导致人生道路崎岖不平，最终淹没在洪流之中。若说有恨，《长恨歌》恨的是王琦瑶自身错误的价值观念，致命的虚荣心使她亲手毁灭了自己的前程。

五、结语

王琦瑶的悲剧是由各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若说有恨，可将这份恨归咎为社会、家庭、命运和自己。实际上，长恨歌是无恨的。整篇小说的内容，几乎都没有涉及到“恨”，王琦瑶的悲剧似乎是顺其自然的，没有什么东西去强制干涉，也没有谁去威胁逼迫，一切都显得那么合乎情理，结局虽然是悲剧，却是安静无声的。名为长恨，王琦瑶实际上是无恨的。

从社会背景、家庭因素、女性命运来看，这些都是悲剧发生的客观因素，人们无法改变。每个人都生存在同样的社会之中，经历着同样的社会变革，社会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每天早上，后弄的门一响，提着书包出来的，就是王琦瑶；结伴到电影院看费雯丽主演的《乱世佳人》，是一群王琦瑶；到照相馆去拍小照的，则是两个特别要好的王琦瑶……上海早晨的有轨电车里，坐着的都是王琦瑶上班的父亲，下午街上的三轮车里，坐的则是王琦瑶的去剪旗袍料的母亲。”王琦瑶个人的价值观念，是悲剧发展的主观因素，同时又可以归为客观因素，因为王琦瑶的价值观念受当时社会的影响，是社会的产物。但不管王琦瑶的价值观念是悲剧发展的客观因素还是主观因素，总之，王琦瑶对她短暂的一生从没有过怨言，对人生的选择也没有后悔，她是心甘情愿的。王琦瑶享受自己争取而来的快乐，接受生活带给她的坎坷，既然无怨无悔，心甘情愿，又何来的恨？但既然无恨，又何为《长恨歌》？

王安忆自己曾经谈及创作原因，她说是一个上海小流氓杀了一个上海小姐的报道引发了她的创作灵感。同时她也说过，她不想写特殊的个人，她想写一类人。那么那个被杀的上海小姐能代表哪一类人呢？无疑，首先她们应该长得漂亮，最好还要不得善终——似乎正符合“自古红颜多薄命”的命题。这个时候，王安忆或许会想到我国历史上那些著名的薄命美人。美人存在于文学作品中，到底哪些美人可以跟被杀的上海小姐归为一类呢？ 笔者以为，杨玉环应该就是王安忆想到的与那个上海小姐最多契合点的一个美人。关于杨玉环的故事，自然首推白居易的《长恨歌》。王安忆《长恨歌》的名字大概由此而来。王安忆也许是想运用《长恨歌》来奠定小说的情感基调和悲剧色彩，突出杨玉怀与王琦瑶两人命运的相似之处。但是，王琦瑶与杨玉环始究是不同的：杨玉环生于封建时代，身不由己，被逼自缢而死，最后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为结束。王琦瑶身在繁华上海，自主性强，被误杀而死，最后以“对面盆里的夹竹桃开花了，花草的又一季枯荣拉开了帷幕”为结束。前者有憾，后者是一种常态，面对生死轮回，淡然处之。

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荀子言：“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一个人生来总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作用，才能真正成为一个人。在各种的考验下，有的人继续活着，有的人相继死去，这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王琦瑶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一座城市的象征，存在于这个规律之中，自然而然地不应有恨。王琦瑶无恨，长恨歌也无恨，一切都归于自然。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指导老师：赵晓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