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中国古代文化史教学研究综述

王一川　刘芳

摘 要 作为高中历史学科中的一部分，对于教师和学生而言，中国古代文化史都是其中最难以完全掌握的一部分。内容的抽象和繁杂、领域和范围的广度、理论和思想的深度，都是令学生和教师为难之处。新课程改革后，情况较为好转，然而与时俱进的矛盾和问题一直需要我们不断改进。笔者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查阅大量文献，通过本文对高中中国古代文化史的教学过程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进行了整合与评述，并就此做出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关键词 传统文化 文化史 历史教学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j.cnki.kjdks.2017.03.049

0 引言

在新课改的实施背景下，重视和加强学生的思想教育、素质教育，更复苏了传统文化的地位。然而在具体的一线教学中，课堂却并未实现新课改的追求。没有学科特色，没有传统文化品位，学生的思想水平得不到提升，素质得不到加强。如何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重塑和提升学生自身的文化底蕴、历史思维，把纸上的铅字转换成自身的理解，让文化的墨香同自身徜徉，完成应试目标的同时又能提升综合素质，是当前高中历史教学中具有挑战性的课题。

1 文献综述

笔者在查阅文献的过程中，发现就中国古代文化史方面而言，学术性的文章屡见不鲜，而教育性的文章却乏人问津。从时效性的角度，笔者以中国古代文化史进入历史学科教学的发展过程，由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段，对不同时期诸多学者和一线教师的探索和研究加以总结。

1.1 过去的经验

中国古代文化史的教学并不是近代才有的，史从先秦，孩提启蒙的读物便大多是前人之事，然而这些时期的历史教学并不专业也不独立，并没有学科的独立性，專业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也没有专门学习历史的教材。近代历史学科有了教材，专门的历史教育才被提上日程。近代臧荣先生的《文化史教育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正是从教材的角度切入，通过文化史教材沿革的变化论述了文化史教育发展沿革。文章回顾了中国古代文化史并入学科中的开设，论述了中国建国前后教学情况的变化，肯定了中国古代文化史在历史教育中的作用。同时，也给出了当时类如 “加大文化史在教材中的比重”，“改变文化史教学一些观点陈旧过时”等方面问题的解决办法和建议。

然而这些研究和总结大多都是从某一个或是某几个角度去探索中国古代文化史教学，真正系统和深入地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史教学的文献则是顾林的《谈谈中学中国古代文化史的教学》一文。文章比较全面地概括了九十年代中学阶段所用历史教材中文化史部分的特点和教学当中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文化史内容上的广泛性、零散性、叙述上的高度概括和精练、文化史当中蕴含着广泛深刻的教育因素等特点。就此，文章提出了一些具有实践性和可行性的教学方法，类如图表的使用，史料的补充，加强重点内容的横向纵向联系，以及从情感上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而这其中的很多方面直至今日依旧有着借鉴意义。

1.2 现行的状况

新课改的展开，秉承着全新的课程理念。尤为重要的是对情感态度的要求和重视，即“热爱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激发对祖国历史与文化的自豪感”，并且至今在国家和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开展“弘扬民族精神”“继承优秀文化传统”等观念的认识和学习。故而在高中历史学科中，中国古代史，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化史，相比于具体知识内容的理解，更注重对学生思想觉悟的引领和提升。刘军《对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性质和基本理念的认识》一文认为新课程对于史实的解读，不仅仅是停留在史册上具体的事件和相应出土的文物，而是要学生能够总结出它们的情感价值和社会价值。引导学生能够正确地学习历史，把和谐、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等社会价值贯彻到历史中去，进而形成自己的理解。

所以，在文化史的呈现方式上，新课改要求学生要有自己的看法，教材中应弱化本身所呈现的好恶高低。比如在何成刚与高思超合写的《努力提升历史教科书编写的史学水平新版高中历史教科书读后的一点感想》一文中，就尖锐地指出了新版教材中存在着过去观念的残留。比如就“新文化运动”这点，反对改革就一律被冠以“顽固派”的帽子，这可能会使学生曲解新文化运动的史实，认为当时的反对派“尊孔复古”，顽固守旧，拖累中国的进步和解放，将反对派予以丑化。然而所谓的“顽固派”，并非完全反对新文化运动，而是反对其中的某一方面或是某几方面。所谓的“尊孔复古”也并非是完全的愚昧崇拜。而文化观念的问题，尤以中国古代文化史的层面为甚，对这方面的改革也在逐步进行。比如新版教科书的改版中，就慢慢弱化了对封建礼教的描述，不再呈现夸张和极端的手法。就此而言，随着时间的发展，文化观念上的冲突，会更多地由学生自身去建立和塑造。

同时，专题式的教材编纂将中西历史混编。因此，尽管弱化了文化观念的呈现，中西价值观念的差异依旧凸显。而受众大多为未成年人的历史教育，塑造正向的人生价值和本民族民族意识是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理念追求。然而，针对新版教科书和历史课程的研究和分析，姚锦祥认为，必修课本一二三册中，不管是政治还是经济、文化，三个层面中中西古今进程和过渡的差异都太过突出。尤以中国古代文化史，古代儒家思想的学习主线与近代新思想引入发生碰撞之后的劣根性凸显，结合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中国近代所受到的屈辱和压迫，很难使学生对本民族传统文化、尤其是儒文化形成正确的认识。对于本民族自身民族特色，自身民族精神的建立需要相应的侧重和加强。

在理论研究上，虽然有不少的文献能够对中国古代文化史教学提供不小的帮助和启发。但是，大多文献却以文学界和历史界为主，教育界中就中国古代文化史教学的研究和探索，依旧需要更多学科一线教师和学者的研究和重视。与此同时，广泛的维度和繁难的内容得不到教师的有效展开，应试教育也使得中国古代文化史所追求的思想和价值的重塑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最直观的现象即是科技史课程与艺术史课程同等于诵记课程。教师不能或是不能很好地将课程展开，学生只能将多姿多彩的戏曲、文学、绘画、音乐等等都还原成脑海中的铅字。如何杜绝这样的现象，如何在这类课程中增添历史学科的理性和厚重，如何激发学生对这方面的兴趣，需要的不仅仅是个别一线教师试探的改善，更需要专业学者的探索和研究，也需要专业和科学的理论指导。

1.3 未来的发展

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一直是国内整个教育界所关注的问题。顾明远先生在《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一书中谈到：“从教育本身的价值角度来说，中国教育最根本的就是中国文化的教育，是一切教育的核心和基础。”通过教育，中国文化得到了传承和延续；通过文化，教育也有了它应有的主旨。所以，未来的教育，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化史的教育，我們将优秀传统文化去粗取精，而通过文化，更好地改革教育以适应教育的主旨和目的。

而就此，赵亚夫旗帜鲜明地指出当前的新课改理念和实施存在着巨大的脱节，以及形式和内涵的不统一。十年左右的新课改，传统文化的教育和新课改所追求的理念依旧存在着不小的危机。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日新月异。而随着网络空间的开拓，批判主义和炒作的现代行为标签，特别是屡见不鲜一码成名的网络红人，使得现如今的人们更愿意接受“历史的暴动”的提法，而这些受众中，有不少涉世未深的学生。所以，很多在历史学科教育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化史教学中，学生会将网络中的一些或捏造或粉饰、或夸张或极端的说法同教材中的说法相对比，而受制于三观的不稳定和不成熟，学生会对教材产生质疑，甚至自觉不自觉地认为历史教育是对一些“真相”的掩盖和粉饰。那么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们除了要共同建设和谐的社会环境，更要加强教育对国家，对历史，对民族正向的解读、认识、理解，形成正确的三观。

那么，除了新课改中实施方面出现的问题，就课程设计者和引领者的新课标以至于其衍生的教材，乃至新教科书，是否能够明确体现自己所追求的教育目标和教育追求呢？

郑林等人撰写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实施现状调研报告》一文中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直观的形成依据是有其共性的文化，而这个共性的文化，是从其过去的历史中凝聚而成的。加强国家的历史教育，文化教育，不仅仅是培养其正向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更是要培养其共性的民族精神和民族荣誉感。值得一提的是，情感价值的加强和凝聚不仅仅是历史教师一个人的工作，更是家长，社会，甚至是学生自己均要重视的。尤其是课标和教材，更应该加强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引导。教材应呈现的不仅仅是知识和内容，课标要加强和重视情感态度价值观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号，要有表现，要有具体方法。通常教师在课程结束之后，完成了自身的教育目标，也有丰富的教学评价予以肯定。然而这些所谓教学评价所肯定的，仅仅只是知识与内容的完成，对于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评价，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往往忽视甚至无视。郑林走访了很多的一线教师和学生，很大一部分人认为自身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不用提升，也无意提升，甚至有部分人认为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标准就是守法和道德。这毫无疑问是错误和偏激的，赵亚夫在研究和总结新课改课标和教材后强调，改革往往是形变，一部新教材的“新”，不在于排版，不在于内容的微调和更新，体现的思想不变，改革很难达成质变，而人们在改革中最擅长的思想转变却往往将实践掩埋，如何将思想转变为实际操作和执行的过程，其间的方法往往是人们所最不擅长的。

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文化史的教学过程中，需要社会、学校、教师、学生等多方的共同努力，在改革和发展的道路上，进一步完善中国古代文化史教学，切实提升其教学实效，全面提升学生的历史文化水平和综合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