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公车禁令为何沦为一纸空文

何孝荣

从古至今，公车虽只不过是官员的代步工具，但更是一种地位的象征，只要头戴乌纱以后，就没法排除对于座驾的情结。尽管历代王朝规定为官员配备公车，但为了防止官员超标准、公车私用等公车腐败，各朝都会对什么级别的官员享受什么等级的座驾制定出详细的制度。明太祖朱元璋曾对公车腐败公开宣战，对各级官员的公车配备、使用制定了严格的制度，严令官员多乘马、车，且切实执行。但是，明代中期以后，各级官员日益逾越礼制，普遍使用轿，且仪仗、装饰竞相奢华，公车腐败现象越发严重，积重难返。

明太祖朱元璋制定公车配备、使用制度，维护王朝统治

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后，为了“辨贵贱，明等威”，满足官员的公务需要，维护明王朝的统治，继续维持各级官员的公车。同时，鉴于历代的公车腐败经验教训，他也担心官员逾越礼制，养尊处优，导致吏治败坏，冲击明王朝统治秩序，因此他法体汉唐，参之宋典，陆续颁布法令，制定出一套公车配备、使用制度。

明代的公车，主要包括马、车、轿等类。洪武元年 （1368），明太祖诏定各级官员乘坐车、轿的级别及其档次，规定凡官员所乘车不得雕饰龙凤纹，饰物、材质皆因品第不同而区隔，文官一品至三品用间金饰银螭绣带，四品、五品用素狮头绣带，六品至九品用素云头青带，俱用青缦，“轿同车制”。洪武六年 （1373），明太祖又下令，凡舟车坐轿禁用红漆，五品以上车可以使用青幔。明太祖生怕官员养尊处优，严格限制轿子的使用，规定“妇女许坐轿，官民老疾者亦得乘之”。对于武官，明太祖规定，“虽极品，必乘马”。

明太祖还订立鞍辔之制，对于马鞍、鞍下所垫之韂及缨辔等件亦作了细致的规定。洪武二十六年 （1393），规定公、侯、一品、二品马鞍用银、铁，韂用描银；三品至五品，鞍亦用银、铁，韂用油画；六品至九品，鞍用摆锡、铁，韂用油画。建文四年 （1402），明朝又规定，官民人等马颔下缨并秋辔俱用黑色，不许红缨及描金、嵌金、天青、朱红装饰。

明朝中期以后，对官员使用车、轿等禁令多次重申和补充

明朝中期以后，历朝又不断颁布法令，对官员使用车、轿等禁令作出重申和补充。

景泰四年 （1453），诏令在京三品以上文官许乘轿，其余不许违例，在外各衙门俱不许乘轿。弘治七年 （1494），孝宗下令，“除奉有旨及文武例应乘轿者，止许四人扛抬。其两京五府管事，并内外镇守、守备等项，公、侯、伯、都督等官，不分老少，皆不许乘轿。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者，指实奏闻”。这些诏令，允许三品以上文臣有乘轿资格，且规格止于四人所抬，“庶官亦乘马”，武臣仍在禁止乘轿之列。

正德元年 （1506），武宗下诏，重申两京文职四品以下及武臣皆不许乘轿。正德四年 （1509），礼部侍郎刘机言，“《大明集礼》 公卿大臣得乘安车，因请定轿扇、伞盖品级等差”，明武宗“以京城内安车伞盖久不行，却其请，而命轿扇俱如例行”。嘉靖五年 （1526），世宗敕令，“两京五府及在外镇守公侯伯都督等官、皇亲驸马、在京四品以下文职，在外自三司以下官有乘轿，军职有上马用杌、舆乘小轿出入者，参问降调如例”。嘉靖十五年 （1536），再次重申，四品以下不得用帷轿。隆庆二年 （1568），穆宗谕令“两京武职非奉特恩，不许乘轿。文官四品以下用帷轿者，禁如例”。万历三年 （1575），神宗亦下令，“武臣勋戚等官，俱不得僭用四人帷轿”。天启五年 （1625），明廷又诏令，官员三品以下禁止乘舆。

以上这些诏令的颁布，是对明初公车法令制度的不断重申和补充，实际上也是当时各级官员竞相逾越礼制、肆行公车腐败的反证。事实上，明朝中期以后，各级官员逐渐逾越礼制，违规使用公车，乘轿者日渐增多，且竞相奢华。明朝政府遂不断重申禁令，力图堵住公车腐败的口子。

明朝中期以后，为官者以轿代步风气形成，公车腐败日盛

明初，太祖严格限制轿子的使用。其时，法制严苛，对违反公车制度者严加惩罚。但是，随着时代变迁，轿代马、车，旧有车制久废而无所适用，明朝中期以后，历朝虽屡有申令，舆制渐备，却并未阻挡为官者以轿代步风气的形成，且竞相日益奢华，公车腐败之风越发盛行。

乘轿者的范围由三品以上文职大臣扩展到整个文武官僚群体。依制，普通文官与武官俱在禁轿之列。明朝中期以后，庶官乘轿出行者日渐增多。这一现象，起先在南方尤为普遍。轿子虽然舒适，但是官员所乘多为官轿，所需轿夫少则两人，多则四人，且多为力役，劳民甚苦，大大增加了民众的负担。明初严格限定乘轿群体，轿夫数量亦有严格规定。明朝中期，开始时执行尚严。如天顺六年 （1462），监察御史李杰因乘“八抬大轿”巡按直隶而遭弹劾，被下诏狱。英宗以其乖张跋扈，而降为典史，由正七品降为小吏。其后，违例乘轿者现象越发普遍，处罚却相应减轻。如正德十三年 （1518），陕西布政使李承勋及按察使杨惟康违规乘肩舆，仅遭罚俸四个月处分。万历三年（1575），右佥都御史陈省因乘轿被揭发，仅罚俸三月。

武官僭越乘轿的情况远逾于文官。如成化年间，南京给事中王让奏称，南京守备武官“多不乘马，私役京操军士，肩舆出入，呵从实繁，将骄卒惰”。弘治九年 （1496），兵科都给事中杨渶奏言：“旧例，将臣在病，得请方许乘轿，止可于暂时行之。今京营将官，多有久离鞍马，以坐轿为常者，非惟不能制御急变，恐无以表率六军。”正德年间，总兵刘晖因违制乘轿而遭弹劾。嘉靖十一年 （1532），南京都督同知楊宏擅乘肩舆而遭劾。……明政府对于武臣乘轿的容忍程度显然低于对于文臣的要求。

官员公车不仅僭越使用，而且越发追求奢华排场。正统年间，南京守备及五府六部等衙门“官守者不能弥盗，及以虐民又违理肆情，擅作威福，挟制诸司，或出入多用骑从，清肃道路，甚至乘轿”。官员在享受违规的舒适车轿的同时，常常伴有大量的随从人员，靡费岂止于一轿。如嘉靖时，左都御史潘恩指控南京“巡城御史乘轿，多役官夫，设酒科及乐户，耳闻目见，殊失官常”。左都御使鄢懋卿，依附于权相严嵩，得以总理四盐运司盐政，尽握天下利柄。他“性奢侈，至以文锦被厕床，白金饰溺器。岁时馈遗严氏及诸权贵，不可胜纪。其按部，常与妻偕行，制五彩舆，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倾骇”。鄢懋卿的官轿不但远逾四人抬轿的规制，而且以十二女子抬之，招摇过市。

官员前往外地巡视或赴任他地、卸任等皆会使用官方的驿站系统，按规定，驿站多提供马匹，南方则提供舟船。明朝中期以后，常有官员越制索要。如宣德四年 （1429）五月，明宣宗即指斥，陕西、河南“诸处驿路，朝廷差遣之人，所过往往多索供给，甚者十倍常数，迫取丁夫马驴车牛之类，百姓猝不能给，辄加考掠，得财乃免”；福建等处“差遣者不乘，应给舡马，皆欲乘轿，亦多违例强索，百姓苦之”。除驿站外，官员每至一处，下级地方官都要裹粮迎候，供其住、行、食、用所需，官轿夫役则是重要一项。明代中后期，官员滥用官轿、役夫的情况不绝如缕，使相关“有司、驿递、衙门，疲困已甚”。公车腐败日盛一日，积重难返。

明代实行人治，加之制度、监督、官员思想等问题，导致公车腐败盛行

明代的官员乘用公车制度，在明初由太祖确立，此后又为历代所不断完善和重申，日渐完备。但是，为何到了明朝中期以后，官员们却能够不断逾礼越制，肆行公车腐败？

首先，皇帝带头破坏公车制度。作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皇帝之言即为法旨。历朝皇帝不断重申官员车轿禁制，但是常常赋予宠臣“破格殊典”，成为制度的破坏者。宣德年间，少保黄淮陪游西苑，得到宣宗恩准，“乘肩舆入禁中”。弘治八年 （1495），南京监察御史王存忠弹劾南京勋贵成国公朱仪、魏国公徐俌、武靖伯赵承庆、南京锦衣卫带指挥使王锐等乘轿出入，仪、俌、承庆乘八人轿，奢侈尤甚，却得到孝宗宽宥。嘉靖间，“严嵩奉诏苑直，年及八旬，出入得乘肩舆。武臣郭勋、朱希忠特命乘肩舆扈南巡跸，后遂赐常乘焉。皆非制也”。泰昌、天启间，皇帝登基及皇子诞辰，下旨凡五军都督府及宗人府之武职有功者，俱加官一级并赐肩舆。武人不得乘轿的祖制，就这样被朱元璋自己的子孙打破了。

其次，对于公车腐败缺乏有效的监督。秉政者对于官轿的整顿缺乏长效机制，多因人废制。在明代政治制度架构中，御史、给事中等科道官是行政机构官员的重要制衡力量，皇帝透过言官这一群体对管理机构进行监督。但是讽刺的是，都御史、监察御史常常成为公车腐败的高发人群，他们挟朝官之威巡视各地，地方官对于他们强索官轿夫役等行为莫敢不从。另一方面，明中期以后，皇帝多庸懦，法网疏阔，对于公车的集中整治常常无疾而终。万历初年，张居正整顿吏治，推行改革，一时国政大有改观，在公车领域改变也非常明显。但是，张居正对于车政的整肃，只是恢复旧有制度而已，并未建立起有效的机制来使公车的合法使用常态化。而且，张居正作为首辅，在严格限制官员使用公车的同时，并未将自身列入其内。其回乡奔丧之时，所乘大轿须三十二人抬，内设卧室及客室，且有两名小僮侍奉在侧，规模之大，前所未闻。外则有众多随从、护卫、仪仗，队伍浩荡，所过之地，有司饬令驿传，整修道路，加固桥梁，经一千余里，“五步一井，以清行尘，十步一庐，以备茶灶”，沿途“守臣率长跪，抚按大吏越界迎送，身为前驱”。上行下效，颓风难转。迨张居正死后，“辇下肩舆纷纭载道”，公车腐败进一步加剧，在一定程度上拖垮了明王朝。

第三，明朝中期社会风气由简朴转向奢华也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公车腐败。随着生产的恢复，经济的发展，明代中期以后，商品经济日益走向繁荣。社会风气，尤其是人们的消费观念，也逐渐从明初的简樸节俭，转变为明中期后的竞相奢华侈靡。民众物质生活日益丰富，不但势豪之家都备有轿子，商业性质的雇轿亦大量出现。据 《五杂俎》所载，万历年间，“京师衣食于此者殆万余人”，因而即使是引车卖浆之徒，只要有钱，也能雇轿出行。晚明时期，乘轿出行成为时尚，竞奢之风席卷整个社会。在如此社会氛围中，再出台禁令来约束官员，让他们徒步或者乘马、驴出行，使用简朴寒酸的公车，无异于一纸空文。

（选自《人民论坛》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