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士人对科举制度影响探析

李蕾

摘 要：明代是科举制度不断发展和成熟的时代，但是与此同时，伴随科举制度的发展，士人的命运也因之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是成熟的制度对贫士追求更高人生的保证；另一方面，士人的人生也被局限在科举制度之中，甚至为之终其一生。本文以明代名士孙楼为例，就明代士人对科举制度的思考进行探析。

关键词：科举 八股制义 政教 人生观

孙楼（公元1515-1584年），江苏常熟人，字子虚，号百川，嘉靖二十五年丙午（公元1546年）举人，七次会试不中，遂弃考，铨选湖州府推官。勤勉为政，然遭人中伤，未及三年，致仕归。后改汉中，未赴。于家中杜門校雠，赡养寡母，隐居十年而终。孙楼的科举之途，经历了漫长的大半生，而伴随科举一次次的打击以及孙楼对科举的一次次回顾中，孙楼对明代科举制度的态度和看法也在逐渐趋向稳定成熟。甚至由科举生发到了政教关系的探讨，但是总的看来，孙楼对待科举的态度还是比较客观的，在身体力行的追求科举中式的同时，也认识到了科举制度的弊端，并且就现实情况中科举的疏漏之处提出了自己的政见和看法，其中还包括了对当下士人热衷科考的反思。

首先，在八股制义文章的创作上，孙楼的态度还是比较客观和中肯的，他认为八股制义文章的优劣与否是没有具体划一的标准的，唯一可以衡量文章高下的就是当下的时尚风潮以及统治者的喜好。

《孙百川先生未刻稿》第六卷《袁经元窗稿序》：“夫举子帖括，昔人比之雕虫，壮夫不为。然疾徐甘苦之间，寔具妙理，有黄馘不得其朕而髫年莫与争能者，何也？工不工异致也。然均此文也，俯仰异时，则昨妍而今媸；好赏异狥，则韪此而訾彼，又岂有典要哉？……已遇而议其工者，贵耳者也。已工而议其遇者，信心者也。仲君之文既若是矣，即不遇，吾犹不谓其不工也。”

在孙楼看来，科举制义之文也是有其可取之处的，昔人之所以不屑为之的原因也是没有从辩证客观的角度来看待制义之文的创作，而仅仅视其为谋取名利的雕虫小技。此外，制义之文也是有工与不工的划分的，不能够以是否中式来笼统的判断文章的价值，这种对待时义之文的辩证态度，也是不多见的，也是孙楼由自身的科考经历而生发出的体会。同时，孙楼也针对制义之文的写作提出了自己意见，认为时义之文的创作不应当与古文词割裂，而是互相借鉴和融合的。

其次，孙楼还探讨了关于文章创作和人才选拔，科举为官之间的关系：

《孙百川先生未刻稿》第七册《送张三山擢泸州判官序》：“有国者，以文取士，以才官人。由中古以来，未之有改也。然自科目兴，而造士者要归诸式，若持衡然，吾可得而低昻也。自资格兴，而入官者要归诸序，若贯鱼然，吾不可得而先后也。惟可得而低昻也，则一第之得不得，有命焉，而文非所论也。惟不可得而先后也，则一级之进不进，亦有命焉，而才非所论也。而古人所以经国之意，亦？以失矣。”

如上所论，孙楼认为古代治理国家的宗旨发展到现今，已经失去了其纳才取士的本质，官员选拔的标准不再是以才为标准，而是由科举取士来决定的，但是科举取士的唯一衡量标准无非就是八股制义，除此之外，只能听天由命。同样，官员的选拔和晋升也由此变得迂腐不堪。另外，在其写给友人的信中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

《孙百川先生未刻稿》第七册《送节推汪存吾之东昌序》：“上之有求于士者，问其才足以办吾事已耳，不以其文也。士之所以应于上者，亦惟才之足以称厥职已耳，不以其文矣。文学、政事同道而异用。世固有幸捷于文战而辄败于吏事者矣，有国者何赖于斯人也。惟世之浅夫以甲科为荣，而鄙儒又以必得于屠龙。比其得之，而神已疲，年且暮矣，所以应上之求者，曾几何日矣。以故强而仕者，礼之设教也。先生年及之而小试于吾邑，由是进一职则尽若职，鸿渐于陆，乃心犹渐于盘也。吾尽吾职而吾道亦藉以行。则文之有用者，莫大乎是。一第之得不得，曷计哉？华要之陟，曷计哉？诚如是也。”

在孙楼看来，文章的好坏与政事的成败的关系不应当是直接关联的。文章的成就是道得以推而广之的途径，而非根本。统治者所希求的人才不应当以文章写作的高下来衡量，而是能够处理为吏之事的人才。文章创作水平再高，如果不能够妥善的处理吏事，也是毫无意义的，道的施行也是借此才得以实现。文学与政事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孙楼对那些以甲科为荣的士人也是充满了鄙夷之情的，是没有能力选举为官的。但是结合孙楼的科举之途来看，这种辩证客观态度的形成，其中必然也是包含的孙楼对于科举求而不得的遗憾的。

最后，孙楼还论及了政教之间的关系。

《孙百川先生未刻稿》第七册《送常熟署教存吾汪君擢推东昌序》：

“古之政教出于一，今之政教出于二。非大口之尔殊也，亦秉政教之责歧之也。三代而上，政莫善于周公，而闾胥党正之设，寔经国之首务。教莫善于孔子，而为邦道国之训，亦讲艺之习闻。盖教以觉后觉而道藉以明，政以正不正而道藉以行，其揆一也……自科目制兴而士之志于用世者，辄视教为散秩，既薄之而不为，而上之人复操格以限之，即使量移稍迁，不过迟回于胶序成均之间，历十余年不它调而卒以老者，比比也。”

孙楼认为，政教本来就应该是相辅相成，互为支撑的。教是道的根本，道是教的目的。两者不可偏废。但是发展至今，却出现了政教分离的状况，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孙楼看来主要有两方面。首先是士人对“教”的偏见，认为教乃散秩，不屑一顾；另一方面，是统治者的轻视，当时身为教官之士几乎都是没有升迁的可能，一旦身为教官，则历十余年不调，最后卒官之人比比皆是。《明史》中也记载了教官缺失的现象：“正统中，天下教官多缺，而举人厌其卑冷，多不愿就。至成化十三年，允许举人教官会试，教者日渐多矣。嘉靖中，南北国学皆空虚，议尽发下第举人入监，且立限期以趣之。然举人不愿入监者，卒不可力强。于是生员岁贡之外，不得不频举选贡以充国学矣①”。其中涉及的原因与孙楼所言如出一辙。孙楼之外，袁宏道在其文集中也曾经提到过政教割裂的问题：

《送徐太府见可入计序》②：“文章与吏事一道也，今之握铅椠者其初检括陈言，而一旦为吏，遂欲舍所学而听于胥，故经尔与政事二。少时习训诂耳，壮而成名，迫于地谓之不得。不然间一习为篇章，与有韵之文而复不暇，故时秇与古文词贰，贰之则交病渐靡。”

袁宏道在其文章中不仅涉及了文章与政事的关系，同时还批评了时义与古文词割裂为二的问题。与孙楼的观点可谓不谋而合，也足见当时政教之衰颓。另外，孙楼在其文中还针对解决这些科举有关的问题提出过自己的看法。

首先，针对当时士人数量大增和科举额度之间的严重失衡的问题，孙楼认为，应当适当的增加科举取士的数量，一方面是由于吴中文化兴盛，人才众多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能够更好地为统治者服务。

《刻孙百川先生文集》第九卷《为诸友请赠科额呈》：“呈为比例作养事，窃以三吴人才素甲于江左，历科俊造悉起于学中。若非宽其鸿渐之途，难以展其鹏博之势。照得昆山、常熟二县，并以山川毓灵，两地独钟于人物风俗，媲美万家，各尚乎诗书，冠裳栉比，巷拟乌衣。科目肩摩，班联玉笋。既若邹鲁之号为文学，亦犹秦晋之不可雌雄。……累年递超乎常额。惟我常熟，则士甘静守，人罕妄干。……况门下之桃李，不妨于多栽，笼中之参苓，似宜于各备。”

另外，针对当时政教失衡的现实，孙楼也提出了修建书院的提程：

《刻孙百川先生文集》第九卷《请建文学书院呈》：“维我常熟之邦，实为降神之地。三千年遗宅而墨井犹存，数百代封丘而夜壑永妥。蓋亦孔子之关里而孟氏之驺乡也。但春秋俎豆，虽宗祀之有祠。而冬夏诗书，尚讲肄之无所。黉宫之号舍有限，青衿之增额愈多。家庙虽存，裔孙杂处。专祠固在，湫隘难容。以故有志于静学者而家无精舍，遂僦居于丛林，雅意于乐群者，而公乏讲堂，辄借窗于巨室，……伏乞效白鹿之成规，放紫阳之遗事，择地一所，建院一区。额则取文学之嘉名，义实为胶序之羽翼。”

不论是孙楼的科举失利，抑或是辞官归隐，不可否认的是他们身上都带有江南地区的文化优越感以及因为产期受到压抑而不可伸张的“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不论是当朝为官，还是在野为民，这些士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积极的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这也就形成了当时类似于“清议”的氛围，也形成了当时江南地区士人特有的那种以进取抗愤和退隐萧散互补的人生态度。而这种人生态度的形成，不得不说有很大程度上都是科举制度所催生的结果。

注释

① 参见（清）张廷玉.《明史》卷七十《志》第四十五·《选举一》[C].中华书局出版社，1974：1680.

② 袁宏道.袁中郎全集（第二卷）[M].明崇祯刊本.

③ 陈江.明代中后期的江南社会与社会生活[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38.

參考文献

[1] 孙楼.刻孙百川先生文集[M].《四库存目丛书》影印明万历四十八年梁溪华滋蕃刻本.

[2] （清）张廷玉.明史卷七十《志》第四十五·《选举一》[C].中华书局出版社，1974：1680.

[3] 陈江.明代中后期的江南社会与社会生活[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