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唐代庙宇的再生：文物与乡土

贾冬婷

为什么一座乡村小庙可以从唐代保存至今？地处闭塞、未经战乱、气候干燥、香火不断……更重要的是，它一直没有脱离人的日常生活。一旦不再使用，就危如累卵了。讓这座废弃庙宇重新回到乡村生活中来，是山西芮城五龙庙“再生”的起点。

被替代的神明

前一天还是万里无云，天干气燥，第二天一早竟然淅淅沥沥下起雨来。山西芮城县龙泉村位于黄土高原，雨水尤为珍贵，村里人喜气洋洋：“去年五龙庙环境整治竣工时就下雨，一年后的同一天，雨又来了，这不是龙王爷显灵？”他们觉得，一次或许是偶然，再一次，就不得不说是某种神迹了。

1.环境整治后的山西芮城五龙庙正重新成为村庄的精神中心

2.在每一个外围空间里，都可以通过景框看到五龙庙正殿3.五龙庙是中国现存的四个唐代木构之一，用“知识情境”替代“民俗情境”才是对它“活”的保护

“显灵”让随后的祈福仪式更加虔诚。这座庙规模不大，一次只能容纳三人进入，大部分人都在外面冒雨点香。一个束髻道士用手帮忙掩着风，嘴里念念有词：“龙王爷保佑风调雨顺，平平安安……”恭恭敬敬献上三炷香。

之后是唱大戏。请来了县剧团唱蒲剧，这是一种流行于黄河中游山陕交界处的传统剧种，腔高板急，慷慨激越，一唱起来就像要把嗓子唱劈了一般。负责此次五龙庙环境整治工程建材研制的建筑材料专家张宝贵年轻时曾在附近插队，他形容，这唱腔就像这里的黄土墙的斑驳，像黄河水的冲刷，也像西北风的鬼哭狼嚎，只可惜已经成文物了，年轻人喜欢得少。大戏在五龙庙正对面的戏台上演，唱给台下的村民，更是唱给对面大殿里供奉的龙王爷的。张宝贵告诉我，龙王喜欢热闹，喜欢听戏，一场大戏在过去的祈雨仪式里必不可少。

人们都聚拢看戏了，对面的五龙庙正殿空下来，两个道士走到殿外观望。过去一聊，才知道他们并不是这里的道士，只是因为今天的仪式，被从附近道观请来的。姓卫的道士告诉我，晋南地区是道教圣地，历史上留下了很多道观，但如今这些道观香火不旺，道士也越来越少了。进殿细看，里面供着几尊神像，中间一尊当然是龙王，神色颇威严，两侧立着风、雨、雷、电四位神仙。看守五龙庙多年的张勉朝告诉我，这几尊神像都是去年重修时新塑的。原来龙王像旁边还有一顶轿子，据说以前久旱不雨的时候，村里人就把龙王抬出来晒，唱几天大戏。

其实在干旱少雨的黄河中游，龙王庙并不罕见。古人以龙王为掌握风雨之神，为了祈求风调雨顺，历来便有龙王信仰。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更降诏将天下五龙皆封为王：青龙神被封为广仁王，赤龙神为嘉泽王，黄龙神为孚应王，白龙神为义济王，黑龙神为灵泽王。五龙庙正式的名称即为“广仁王庙”，祭祀青龙神之庙，“五龙庙”为其俗称。张勉朝大爷说，以前周边每个村都有类似的龙王庙，但是留下来的很少，更别说从唐代一直保存到今天了。

据庙内碑文记载，五龙庙正殿建于唐大和五年（831），距今1170多年，是中国现存第二古老的木构建筑，也是仅存的四座唐代木构遗存中唯一的道教建筑。这四座唐代木构都在山西境内，按年代顺序分别是五台山南禅寺正殿、芮城五龙庙正殿、五台山大佛光寺东大殿和平顺县天台庵弥陀殿。而在今年4月对天台庵弥陀殿的一次落架大修中，发现关于它建造年代的题记——“大唐天成四年建创立”，这是五代后唐明宗的年号，距离唐王朝灭亡已有二十余年。如果这一证据被完全确认，那么唐代木构就只剩下“三个半”了，芮城五龙庙的文物价值相对更高。

但在这座偏于一隅的乡村小庙进入公众视野之前，这种文物价值只是遗产名录上的一个名字。“再生”源于一次偶然，2012年春天，万科高级副总裁丁长峰和一批文物爱好者按照一份古建文物名录到了芮城，几经周折才找到五龙庙。但当他满怀憧憬到了现场，看到的却是两间无人问津的庙宇，围墙外一片杂乱的垃圾堆场，还有几眼快要坍塌的窑洞。在一千余年的历史中，这里经历了几次重修，也差点在战争中被毁，所幸一直作为乡村的信仰载体而存在。最近的半个世纪，一度被用作村小学，但在上世纪80年代小学搬离之后，这座庙就彻底脱离了乡村的日常生活。因为农业灌溉技术的推广，祈雨的风俗早已不复存在，庙前喷涌的龙泉也在20年前干涸。丁长峰认为，五龙庙不再被使用，原来所依附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荡然无存，才是它最大的危机。

几经辗转，这一发端最终以万科“龙计划”落地——将五龙庙保护项目与2015年米兰世博会万科馆会后处置方案联系起来，由都市实践建筑事务所合伙人王辉操刀设计，于2016年5月14日竣工。一年之后在五龙庙的这场祈雨仪式，是“龙计划”团队为竣工一周年专门组织的。这当然是一种表演性场景，但也可以说是对昔日寺庙作为乡村精神中心的情境重塑，对五龙庙重新回到村民日常生活的一种召唤。

如同传统乡村社会解体的隐喻，五龙庙的宗教功能消解之后，如何在一个空心化的村庄重建另一种神性？这是“龙计划”要面对的。王辉认为，五龙庙的最重要价值在于它是仅有的四个唐代木构之一，否则也不会被尊为国宝。放大这个价值点，把主题由宗教引导到古建，用“知识情境”替代历史上的“民俗情境”，才是“活”的保护。

如今进入五龙庙，要从引导台阶逐级向上，穿过一片树木，继而转折，院墙尽端才是寺庙入口，进入的路径被尽可能拉长了。序厅是以仿当地黄土材料的混凝土挂板墙区隔的空间，地上刻着五龙庙足尺的剖面图，墙上则是中国古建筑时间轴，暗示游人将要开启一段中国古建筑之旅，而五龙庙就是承载它的露天博物馆。继续向前走，经过一个有纵深感的狭长通道，正对着五龙庙的侧面山墙。在王辉最早的设计草图中，在后来不同天气下的照片和速写中，这个角度都被着重强调了。他似乎是有意转换一个观察历史的视角，不同于传统寺院建筑中轴对称的礼制性序列，而是侧向进入，让人反观和反思，不急于进入历史性正殿，而是先绕向建筑师用当代语言营造的边缘地带。一系列混凝土挂板墙与青砖墙交替构成庭院和夹道，引导出一个曲折丰富的漫游路线：从解析四座唐代木构足尺斗拱模型的“斗拱院”，到介绍运城、临汾地区第六批全国文保单位的晋南古建展廊，再由台阶上到正殿背后的观景台，眺望近处的古魏国城墙遗址和远处的中条山，之后还可以绕到只有树木和石阶的冥想空间待一会儿。在这个似乎偏离中心的当代性漫游中，其实中心从未缺席。在每一个边缘空间里，都可以从各种景框中观看五龙庙正殿。

由远及近，从外向内，从当代到历史，层层的铺陈让进入五龙庙正殿的过程更为郑重。仔细看这座正殿，坐北向南，平面呈长方形，五开间、四架椽、进深三间，单檐歇山顶。柱头斗拱为五铺双抄偷心造，各种斗欹部的幽度极深，拱瓣棱角鲜明，内部搁架铺作斗拱硕大，叉手长壮，侏儒柱细短，构成极平缓的厦坡。殿内无柱，梁架全部露明。整个建筑结构简练，古朴雄浑，展现了典型的唐代风格。对面的戏台建于清代，与唐代庙宇形成呼应。在这座露天古建筑博物馆中，中央的五龙庙正殿成为被层层烘托的最重要展品。

乡村文保的历史与现实

外地人第一次来五龙庙，一般都要先以永乐宫为坐标。五龙庙离永乐宫只有几百米，然而沿着永乐宫外墙找，还是很容易错过没有标志的龙泉村村口。王辉2012年对五龙庙的第一印象，就是在堆满垃圾的高坎上，半露出了两个大屋顶，一个是庙宇，一个是戏台。“一条土坡路引到戏台东侧铁丝网上的掖门，锁着的门上留着守庙人的电话。如果等不及，也可以扒开铁丝网钻进空荡荡的庙院。从地理位置上看，庙既是村子的绝对中心和制高点，也是村里的中央景观。而眼前的景象是对这种优越位置的颠覆，一个曾经的乡村日常生活中心彻底被边缘化了。”

其实是先有五龙泉，后有五龙庙。如今庙还在，泉早已没有了。只剩庙里一块唐元和三年（808）的石碑，描述昔日庙前的五龙泉“菰蒲殖焉，鱼鳖生焉，古木骈罗，曲屿映带”。这一记载得到了两个看庙大爷张勉朝和范安琪的证实，“以前真的能捉到鱼和鳖呢”。两个大爷都已经70多岁，1958年要从五龙泉引水过去给永乐宫供水，他们亲眼见过在这里勘测凿井：“打了30多米深，水喷出来一米多高。”他们说，以前龙泉村周边被称作“小江南”，因为水特别多，流到周边形成很多湖，里面种着一人多高的竹子，小孩子们夏天在湖里游泳，冬天抓着竹子滑冰。附近的很多地名里还有水的印记，比如“东张村”“西张村”，原来的名字其实是“东江村”“西江村”。五龙泉更是被奉为“神水”，很多人都大老远来灌水，周边的庄稼也长得好，可以一年种两季，一季小麦，一季玉米。范安琪告诉我，据说清朝时，有一年正月十五村里舞龙，表演完后把龙放到五龙庙里存放，结果半夜里着火了，烧着了的龙头扎进了五龙庙的泉水里。后来村民都说，五龙庙里是祈雨的“水龙”，“火龙进不了水龙庙”。

上图：五龙庙里介绍运城、临汾地区第六批全国文保单位的晋南古建展廊下图：五龙庙里解析四座唐代木构足尺斗拱模型的“斗拱院”

历史混合着传说，但有两件事确凿地刻在了石碑上。张勉朝和范安琪带我去看那两块碑：一块是那块唐元和三年的石碑，记载了五龙泉的由来。大意是说当时一个姓于的县令，看周围水太大，决定兴修水渠，分流灌溉田埂。据说这里水利工程是历史上最早的。碑上还记载，五龙庙因泉而建，因为“泉主于神，能御旱灾，适合祀典”。另一块石碑是唐大和六年（832）的，记载了五龙庙的第一次重修。那是水渠和寺庙兴修20多年后，庙宇开始破败，此地也久旱不雨，村民求雨若渴。当时的袁县令夜有所梦，梦见龙王，梦醒后就去庙里祭祀，向龙王祈愿说如果三日后降雨，必将重谢。到了半夜，果然大降甘雨，势如盆倾，解了燃眉之急。袁县令兑现诺言准备修庙，见一条蛇锦背龙目，盘踞在废墟之上，更加不敢怠慢，“素捏真形，丹青绘壁，古木环郁，山翠迴合”。此后有记载的重修就是将近1000年之后了，有三块石碑为证，分别在清乾隆十一年（1746）重修大殿，乾隆二十三年（1758）建戏台和大殿东院墙，清嘉庆十一年（1806）再次重修戏台。大殿梁上也留有三次重修时的题记：清代两次，还有1958年的一次。

木结构建筑能够越过千年风霜，可算是奇迹。解放后，经历了几次文物普查，五龙庙的文物等级逐渐提升，从县级，到省级，再到2001年被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等级越来越高，其物理状态也越来越受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有记载的大修，是1958年，正殿大梁上清晰标注着“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芮城县人民委员会重修广仁庙纪念”的题记。但某种程度上，那次修缮算是一次文物“事故”。据亲历者回忆，那次并没有在意保持原貌，只求修好便可，工人们为了省事将檐椽外端腐朽的部分直接锯掉，改变了墙体形式，使正殿原有的部分唐代建筑风格丧失，被國家文物局发文批评。最近的一次维修，就在2013年。芮城县旅游文物局副局长景宏波告诉我，当时大殿瓦顶出现严重残损、漏雨，多数构件糟朽，墙身开裂，国家文物局拨款250万元，落架大修了正殿和清代戏台，重建了围墙，直到2014年9月才完工。遗憾的是，这次修复也无法完全消除1958年重修时的影响，只能尽量修旧如旧。

文物修复的只是外壳，让它能够持久活下去的还是日常的维护和使用。以前祈雨活动兴盛时自不必说，据说还有专门在庙前做法事的人，最神的绝技是把棍子插进腮里，一头插进去，一头拔出来，第二天一看这人好好的。范安琪告诉我，上世纪30年代日本人打过来，想要把庙拆了当柴烧，被县里的警备队队长拦住了，才免遭一劫，解放后这个队长也因为护庙有功，才没有像其他汉奸一样丢了性命，由此也可见五龙庙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但祈雨的民间信仰逐渐衰微了，寺庙的香火也寥落了。像很多乡村庙宇一样，五龙庙也被改成了小学。可以说，这让它重新与乡村生活建立了联系，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精神中心。张勉朝的小学就是在这儿上的，在他的记忆中，上课就在大殿和戏台，加几扇门就成了教室。后来学生多了，才又在东西两侧加建了五间教室。直到1981年，小学才搬了出去，五龙庙被收归文物部门管理。

景宏波1991年到芮城县博物馆，一直到2004年旅游文物局设立之前，文物管理都是由博物馆兼任，人力不足可以想见。他印象中，当时的广仁王庙的大殿和戏台早就没了香火，院里草长得很高，也没有围墙，只有一个放羊人偶尔看管，博物馆副馆长刘岱瑜兼任这里的文保员。1993年刘岱瑜要退休了，他找到龙泉村五位老人，说这是最后的唐代建筑，让他们帮着代管，还发了证。如今其中三位都不在了，剩下的两位就是张勉朝和范安琪。一开始看庙几乎是义务的，没有工资，两三年之后才开始一天5块钱，后来一天10块钱，最近这一年才涨到每月1100元。1996年前五龙庙没有围墙，他们白天来转转，晚上必须留一个人在庙里值班，就睡在戏台上，忍受着各种虫子、蝎子和蛇的侵扰，更别说常年漏雨了。2005年，他们五个人甚至想要自己筹资修庙，可能的情况下做成景点，有点门票收入。范安琪说，当时他们在文物部门的鼓励下，贷款2万多元，请了古建专家来测绘，出了修复方案，后来却被叫停了，本金和利息过了好几年才要回来。

人力有限，损毁就在所难免。他们谈起几年前唐碑的失窃，说窃贼光顾时有人在值夜，也不知是睡觉太沉还是窃贼手脚轻，一夜之间唐碑就被盗走，值班人浑然不知，第二天早上起来才发现。所幸很快将窃贼缉拿归案，唐碑也被追回。之后芮城县也不敢再把碑石留在原地，将碑与石碣全部从正殿墙上取下，运往县博物馆保存。在这一次“龙计划”整治中，才从县博物馆把五块古代石碑拿回来，郑重镶嵌在院内中轴线上一堵砖墙上，它们成为这个露天博物馆最好的展览序言。

五龙泉的干涸也像是五龙庙命运的一种隐喻。村里人对此有多种说法，一说是不断有人往泉水里丢硬币祈祷龙王保佑，慢慢就把泉眼给堵住了。范安琪则告诉我：“有水的地方就有灵气。这里出过三四斗芝麻那么多的官员，多到州府担心影响到统治，专门请了风水先生来看。后来命人做了个铁盖，把泉给封住了。”而真正的原因还是地下水超采，到了90年代末，泉水就彻底干涸了。

“原真性”的当下语境

当2015年万科再一次找过来的时候，五龙庙正处于它看上去最好的状态。大殿和戏台刚刚修复一新，围墙也重新砌好了。但是，围墙内干干净净，围墙外仍是一片狼藉。可以想象它几年后的状态，逃脱不了再次颓败的命运。丁长峰告诉我，针对这种乡村文保现状，他们提出的五龙庙环境整治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还庙于村”。

“龙计划”执行负责人侯正华说，2015年1月，在王石要求下，万科开始策划米兰世博会万科馆的会后处置方案，上海世博会英国馆“种子圣殿”在会后拍卖种子用于公益事业的做法启发了他们。由丹尼尔·里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设计的“万科馆”一建成，大家都说它像一条盘龙，身上的4000片红色釉面陶板，就像一片片龙鳞。丁长峰由此想到五龙庙，又重提对它的环境整治，定名为“龙计划”。米兰世博会的主题是关于农业与食品的，而一座村里的龙王庙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和乡村文化的符号，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关联。于是，万科向社会众筹，把形如龙鳞的4000片陶板拿出来拍卖，众筹款项作为启动资金，之后万科又投入一部分，加上国家文物局的拨款，共同推动实施五龙庙环境整治，之后无偿交与政府管理运营。

五龙庙看守人张勉朝（左）和范安琪

对于建筑师来说，改造一座庙宇，最大的挑战不是空间问题，而是如何处理它作为国保文物的身份。王辉对我说，因为大殿和戏台刚刚修缮，“龙计划”不涉及文物本体，而是对文物周边环境进行整治。即便如此，他们的很多做法在文物界看来仍是突破性的，一度引起了很大争议，尤其是围绕文物遗产保护的“原真性”原则。

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是对遗产保护原真性的最经典诠释，其中强调：“历史文物建筑的概念，不仅包含个别的建筑作品，而且包含能够见证某种文明、某种有意义的发展或某种历史事件的城市或乡村环境。”王辉说，自从《威尼斯宪章》推广以来，最少干预文物所处的环境是遗产保护的普遍共识。整个五龙庙的环境整治设计过程经历了多次修改，也是在不断地减少不必要的干预，使五龙庙尽可能处于环境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之中。但保持“原真性”在操作层面上存在着悖论，因为即使在县文物局组织挖了考古探沟后，也无以判断围绕五龙庙环境的原始状态。景宏波局长证实了这一点。据村里人说，正殿边应有左右两个配殿，但考古队挖了三条探方，没有挖掘出柱础，也就无恢复依据。

尽管物理隔绝式的做法可能在舆论上更“安全”，但王辉不满足于建造一个静态的博物馆，他在设计中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在当下语境中活化文物。他认为，一件国宝的可持续生存，不是一座偏僻的乡村所能孤立地支撑的，需要用旅游业来支撑，需要特殊的文物表现方式。某种程度上，“原真性”原则也要立足于当下，只有让日常生活连续不断地介入五龙庙，只有让五龙庙的存在对于村里人来说是灵魂性的存在，它才具有原真性。

王辉对原真性的考虑在于，如何微调文物主体和其环境的空间关系，这种微调是润物细无声的。比如，拆掉南侧广场路边一处房子，获得向田野敞开的视野;正殿背后的北侧设置了观景台，可以眺望中条山和古魏城墙遗址;院落入口处铺设碎石，方便在当地特有的“湿陷性黄土”环境下雨中步行，也是让人能在人迹稀少的安静环境中感知自己的脚步声，从而有一种更好地在心灵上与古庙对话的意境;保留并加固了院墙外几孔夯土窑洞，那是当地传统的黄土穴居，强化了庙前公共空间的历史感和地域性;整理出五龙泉的断壁残垣，又从邻近的黄河边移植来芦苇，勾画无水的五龙泉。

看庙多年的张勉朝和范安琪对这个“新居”很满意。但他们对于五龙泉不能恢复一直感到遗憾，还专门去县文物局提意见：“有了泉，庙才有灵气。哪怕弄个循环水，养点鱼，种上莲花，有个泉的样子呢？”

活化：一種隐性效应

五龙庙入口的墙壁上，镶嵌着一块1965年这里被设立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汉白玉石碑，路过的人都会停下来辨认碑文。一走到这儿，负责施工监理的薛文波就想起当时的一件奇事：“我们先砌的这道墙，正要把石碑放上去，突然有一条白色的大蛇窜到碑后，怎么也弄不走，没办法，只能把它埋在里面了。那时候刚过了惊蛰，蛇刚刚出来，还不太能活动，没人看见它从哪儿冒出来的。再加上去年竣工时突然下雨，今年竣工一周年又下雨，真让人不得不相信神话了。”

但修庙的万科毕竟是“外来的和尚”。丁长峰告诉我，一开始听说万科对五龙庙有意，芮城县的一些领导也不理解，觉得万科就是来做房地产的，那可以来芮城选更重要的项目。有个领导直接跟他说：“修这么一个小庙，对县里也是个负担。之后还要修路，要整治周边环境，不断有人来参观……这就像是给乡下穷亲戚送了一个大冰箱，本来我穷日子过得好好的，现在还要交电费，来了人还要买菜，买猪肉。”

五龙庙被选中，让所在地城南村村主任王民刚也颇为意外。他告诉我：“五龙庙在芮城县志上只有很简单的两行介绍，后来五龙泉没水了，更被人忽略了。”2015年米兰世博会“龙计划”启动时，王民刚被邀请作为村民代表去米兰，他一开始还有些担心，“这毕竟涉及到宗教问题、信仰问题。前一阵附近有个庙会，村支书上台讲了话，就被免职了”。世博会“龙计划”现场的隆重也让他措手不及，准备的介绍五龙庙的讲稿没用上，干脆临场发挥了。

五龙庙的存在并不是孤例。它所在的自然村是龙泉村，行政上则属于城南村。所谓“城南”，是指古魏国城墙遗址的南面。古魏国原为商朝时的古芮国，西周初年周成王分封时改为“魏”，其后为晋国所灭。据考古勘测，古魏国方圆大约4公里，但如今已经难以建立清晰的古魏国地理边界。薛文波带我去寻找所剩无几的城墙遗址：地面可见的遗址还剩南、西、北三处月牙状夯土台，南段遗址在永乐宫内，西段在一片空旷的农田里，最高處大约7米，可以看到一层层夯土的印迹。不过这么多年湿陷性黄土的沉降，无人监管环境下农民挖土种地，遗址面积不断在缩小。北段就在龙泉村，从五龙庙高处向北眺望可见。我们从村里一处土坡攀爬到遗址上面，遗址和村里的田埂以及散落在田间的窑洞混杂在一起，几乎难以分辨。

从更大范围来看，芮城是一个浑然天成的独立地理单元。它位于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处，黄河中游在它的东面和南面形成一个90度的大拐弯。据说芮城的“芮”字，本意是黄河弯曲之处，水草茂盛之地。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原所长刘庆柱指出，因为北靠山，南有水，让芮城从周边独立出来。芮城和它所在的地级市运城隔着中条山，习俗上就不大一样，和晋中、晋北更是两个体系了，反而和陕西、河南更接近。他说，之前国家曾经组织过夏商周断代工程，后来又组织了太原工程，来寻找中国的源头在哪，现在大家一致认为这个源头就在豫西、晋南这一代。再向前追溯，这里还是尧、舜、禹活动的中心区域，周围有很多古地名都暗示了这一点，比如“见帝村”，是尧访问舜的村子，附近还有“东尧村”“西尧村”;“历山”，自古有舜耕历山的传说;“大禹渡”，顾名思义是大禹治水的渡口。

都说“地上文物看山西”，元以前的中国古建筑，70%以上都在山西。而在晋南地区，地下文物也很丰富。芮城县旅游文物局副局长景宏波告诉我，芮城这么个小县，就有12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包括5处古建、7处遗址，再加上省级、市级、县级文物，一共200多处，而且是少有的“唐、宋、元、明、清不断代”。从另一方面看，也带来了繁重的管理难题。因为中国实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文物保护体制，市级、县级文物的经费主要由市、县财政自己承担，面对数量庞大的低级别古建筑，市、县财政显得力不从心，部分古建甚至很难获得经费支持。2013年底，山西省也尝试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文物保护，让当地企业家“认领”修缮一批迫切需要保护的古建筑。景洪波认为，这次的五龙庙环境整治，无论是主体还是思路，都可算是文物保护的另一种“活化”尝试，对于金字塔底端的基层文保尤其有参考价值。

虽然芮城文物遍地，但也分散，“活化”并不容易。如果说有什么主线，当属道教文化。五龙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道教建筑，而最有品牌效应的永乐宫，更是道教的三大主庭之一。永乐宫以壁画闻名，尤其是三清殿内的《朝元图》，不说遍布其上的众神仙面目姿态各异，单看衣带的细节就让人叹为观止，细长的线条多是刚劲而畅顺地一笔画上去，继承了唐、宋以后盛行的吴道子“吴带当风”的传统，而且准确地表现了衣纹转折与肢体运动的关系。这次来到芮城才知道，目前这座位于龙泉村旁的永乐宫是1959年从20公里远的永乐镇整体搬迁过来的。当年要修三门峡水库，永乐宫原址正在水库设计的蓄水区，周恩来总理亲自决定要将这座元代宫殿搬迁重建。曾参与永乐宫搬迁的文物局退休职工和春成告诉我，建筑搬迁还相对容易，难的是将近1000平方米的壁画怎么搬走。最终的方案是先拆几座宫殿的屋顶，再以特殊的人力拉锯法，用锯片极细微地将附有壁画的墙壁逐块锯下，共锯出了550多块，每一块都画上记号。再以同样的锯法，把牢固地附在墙上的壁画分出来，使之与墙面分离，然后全部画上记号，放入垫满了厚棉胎的木箱中。墙壁、壁画薄片和其他构件，逐步运到中条山麓，先重建宫殿，在墙的内壁上新铺上一层木板，再逐片地将壁画贴上，最后由画师将壁画加以仔细修饰，整个搬迁工程用了五年。和春成告诉我，如果仔细看大殿外墙，其实还留着隐藏的门，由此可以进入中空的墙体，也是为了便于壁画的维修。在当年的历史条件下，搬迁不可谓不成功，不过后来让人叹息的是，因为没有准确估算到黄河泥沙的淤积，三门峡水库设计出现众多失误，不得不降低水位，黄河水最终并未对永乐宫原址构成威胁。

其实永乐宫是俗称，其本名为“大纯阳万寿宫”，为纪念道教全真道师祖吕洞宾而建，“纯阳子”是吕洞宾的道号。芮城县副县长赵伟兵带我们去寻找永乐宫原址，他说，永乐宫蕴含的道教文化，要去那里才有更深体会。原址在永乐镇招贤村，距离黄河北岸只有600多米。这里是吕洞宾的出生地，元代道教被定为国教，全真教首领丘处机就在这里兴建了规模浩大的纪念吕祖的宫殿，中轴线上有山门、龙虎殿、三清殿、纯阳殿、重阳殿五座建筑，据说施工期前后长达110多年，几乎与元朝相始终。如今永乐宫已经搬走50多年，这里复垦了麦田，修了公路，宫殿原址只剩下三清殿的一部分台基残留。附近还有一座吕公祠，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村民集资新建的。我们在这里又遇见了五龙庙竣工一周年仪式时请去的卫姓道士，他有点措手不及，手机里的流行乐正放得响亮。他后来跟我说，这里就是他们的“家”，他是当家人，还有16个师兄弟在各地挂单。即便是吕公祠，平时香火也不旺，来的道士也越来越少，这也是道教现状。

永乐宫旧址所在地是吕洞宾的出生地，而距离这里18公里的九峰山，则是吕洞宾成道地。赵伟兵告诉我，公元1252年，永乐宫开工5年之后，元世祖忽必烈命兴建九峰山纯阳上宫，历时18年建成，与永乐宫也即纯阳下宫相呼应，可惜现已不存。2006年开始，九峰山纯阳上宫开始复建，建建停停，至今已经11年。赵伟兵带我们上山去看木结构已经搭好的纯阳上宫，在“九峰玉椅”的环抱中，依稀有了昔日道教名庭的影子。让赵伟兵激动的是，几年前他们偶然发现，在纯阳上、下宫之间280多平方公里区域内的12座道教宫观遗址，标注在芮城地形图上，并与《内经图》重叠后，其所处位置竟与《内经图》上的重要部位完全重合。他认为，这让纯阳上宫的重建更为名正言顺了，由此带来的旅游产业潜力也更大。

米兰回来之后，王民刚花了一万块钱参与“龙计划”众筹，留下一片“龙鳞”作纪念。但对他来说，最迫切的问题是村民的现实利益。五龙庙整治能够给村庄带来什么？他还看不清楚。城南村有2470人，几乎全部务农，基本都是标准的“一亩三分地”，人均年收入只有4000元。整治后的五龙庙对村民免费，对游客每人收费15元，门票收入先交由县财政，再由财政全额返还用于五龙庙的运营和维护，村里并没有收益。有多年景区开发经验的薛文波测算过，五龙庙改造前，游人来了就是上土坡看看大殿，半个小时就够了;现在来的大多数是建筑专业人士，看看大殿，看看古魏国遗址，看看碑刻和古代建筑展，会延长到两个小时，但还是没有打破芮城旅游“永乐宫+五龙庙+大禹渡”的半日游模式。在村民们看来，目前的五龙庙看上去很美，但还是留不住人，他们不愿意为一线商机去冒险。

其实五龙庙的“活化”效应更多是隐性的。如今，因为五龙庙，也因为这里是待开发的城郊结合部，各种投资已经开始涌向城南村，王民刚形容是“一片热土”。对这个村庄来说，目前触手可及的是永乐宫壁画临摹基地的筹建。因为永乐宫壁画出名，每年全国各大美院都有学生来参观临摹，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稳定产业。以前的临摹画室就在永乐宫的侧院，学生们平时就散住在永乐宫家属区和周边小旅馆里。据说未来的临摹基地将大大升级，规划用地800亩，城南村占其中的378亩。

但薛文波不看好这种大建基地的模式：“虽说每年都会来7000多学生，但这就是个‘流水席，学生一般在这里待两周，吃住简单，消费水平也不高，人均每天花费50块钱左右。建一个800亩的正式基地，一人顶多管5亩，光日常维护就得多少人、多少钱？学生们乐得自由自在，还不一定愿意集中在一起。最后结果很可能就是，钱花出去了，房子建起来了，没人来，空在那里。”他和王辉向县里建议，不如就在周边的村子里设点，鼓励村民改造自己家空闲的房子，做针对学生群体的民宿，这样还可以把乡村游激活，古魏国城墙、永乐宫、五龙庙几个点也能串起来了。

“目前的五龙庙隐隐约约有了一点精神空间的影子，但还只是个空壳，没有内容。如果能和附近乡村的产业转型结合起来，把当代生活嫁接到国保文物中去，也是一举两得。”王辉说，这也是他们在这个偏远县城探索文物保护可能性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