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手

一

我忐忑地站在冷冻车间门口的草地上，一口气抽完了五支烟，刚把烟头弹向黑压压的空中，项目经理吴德明如兔子一样从门里蹿了出来，一条红色弧线划过了他摇晃的头顶。他侧头张望了一眼，大步冲到我的面前，嗓门响得像机关枪：“赵总，见鬼了，他……他女儿，一个小女孩赖在里面，不肯出来了。”

吴德明跑出来的时候没有把门关上，一束苍黄光影追赶着他焦虑的脚步，家属凄凉的哭声从门洞里挤了出来，爬上门口静静的松柏，越过前面业务大楼的屋顶，消逝在茫茫的星云之间。

我猴急起来，赶紧向前蹦了一步，转头看看冷冻车间的门，挥动着手说：“你把她拉出来啊，工作人员和我说过的，晚上来殡仪馆看……尸体，本来就是通融通融的事情。来的时候不是说好了吗，看看就要马上回去的呀。”

三天前的下午，太阳猛得像一盆火。在开工不到一个月的钱江新城工地上，一个木工班组的民工在地下室支撑模板时，突然踉踉跄跄地瘫倒在地，送到医院二十五个小时之后就没了呼吸。吴德明是这个工地的项目经理，这颗定时炸弹把他炸得一个头二个大。死者的老家在千里之外的云南，第一批家属是今天傍晚才赶到杭州的。吴德明把他们带到西溪路上的如家宾馆之后，十几个人在宾馆门口堆成一团，吵着、闹着、哭着，一定要先去殡仪馆看看死者的尸体，再回到宾馆来。殡仪馆工作人员下午三点半就下班了，为了让家属晚上进来看一下尸体，我打电话，托关系，说得嗓子都冒出了青烟。

吴德明挽起破开的衬衣袖子，摇摇头说：“赵总，我和小张都拉了，手骨都快拉断了，还是拉不出来啊。看来要去工地上开吊车来吊出来了。”

一个小女孩能掀起什么大浪来？我有点不以为然，又摸出一支烟，点上火，重重地吸了一口，扫了他一眼说：“拉不动也得拉出来，她又不是一捆钢筋，要用吊车来吊。殡仪馆也不是宾馆，里面是不能过夜的！”

烟头在夜帘中烧出了一个孤独的小洞，也点着了我心头的一团火。陪着家属来殡仪馆，急急忙忙的连晚饭都顾不上吃，我的肚子已经在拉二胡了。眼下又冒出一个小女孩来寻事，也不知是家属的计谋还是她自己的主意。狗日的木工小老板出事当晚就跑路了。在二个月前中考的最后一天傍晚，我在老家诸暨浣江中学的门口焦急地等儿子，他也在等儿子。儿子初中三年，我第一次在学校门口遇到了他。我这才知道我儿子和他儿子是同学。他还去买了几个可莎蜜儿的面包，塞给了我儿子。

吴德明呆了一下，甩了甩手无奈地说：“工地上钢筋要直就让它直，要弯就让它弯。我看她到像一根弹簧，拉就动一下，不拉就弹回去了。赵总，要不你进去试一试？”

我用鼻子“哼”了一下，顺势地把烟扔在地上，咬着牙说：“你在前面，我就不信，连一个小女孩也搞不定。我倒要看看，她有没有三头六臂。”

吴德明转过身，低着头，匆匆向冷冻车间走去。他边走边嘀咕着：“要不是这个小女孩闹着，家属就要出来了。早知道这样，就不带这个小女孩一起来了。”

我踩着吴德明长颈鹿一样的影子紧随其后，心里像爬满了毛毛虫。计划没有变化快，我不但第一次晚上来到了殡仪馆，还要第一次到冷冻车间里面去。

我刚走到了门口，冷冻车间把门的师傅带着家属从门里摇了出来。他们出来之后像蜡烛一样插在门口的草地上，哭哭啼啼的如一群麻雀在打仗。工地安全员小张是最后一个出来的。他站在家属背后，神色慌慌张张的，像把钱包丢在了冷冻车间里一样。

难道家属还有什么诡计？

我闭了闭眼睛想了想，往边上退了一步，用手背擦了擦流到眼睛里的汗水，指着家属说：“小张，你先帶着他们去宾馆，我和吴经理一起进去看看。他们还没有吃晚饭，你去买点方便面吧。”

我是一语双关，表面上说要家属回到宾馆去，暗地里却在试探小女孩不肯出来是否和其他家属的意图有关。一般情况下，这种场合小女孩是不会擅作主张的。

小张嗯了一声，用手扶住嘴巴，重重地打了一个喷嚏，然后快步绕到了哀兵一样的家属前面，大声说道：“你们都跟着我走，我们先回到宾馆去。”

家属像一团沉重的云堆缓缓从草地里移了出来，跟着小张向业务大楼前面的大路走去。我松了半口气，断定这个小女孩不肯出来是她的个人行为，而不是受家属指使耍出来的花招。

二

我的一只脚还踏在冷冻车间门外，小女孩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像鸡爪子一样划过了我的耳朵：“爸爸……爸爸，你醒醒，快醒醒啊，我们回家去。前几天我给你打电话，说我考试第一名，你说要给我买一只手机。爸爸，我不要手机，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你活着。爸爸……爸爸……”

这是一间框架结构的房子，空间很大，据说存放着上百具尸体。民事的、刑事的、有主的、无名的，各种各样的状况都有。门左边是高大的冷藏库，不时发出“滋滋滋”的声音。灵车停放在右侧。在黯然的光线下，一张煞白煞白的脸会自动对焦一样跳进了我的眼帘。在灵车的左边，哭喊着的小女孩双膝跪在地上，她双手紧紧地抱着灵车的栏杆，整张脸埋在死者胸前的白布上。

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在距灵车三四米的地方停了下来。进来时本想说几句硬气的话，要她赶快出去，看到这样的场景，我提到喉咙口的气就压了下去，人心不是花岗岩刻成的。

吴德明已经站在了灵车的右侧，浓浓的眉毛挤成了一团浆糊。他成天在工地上的钢筋水泥堆里钻来钻去的，长长的脸黑得像一盆乌碳。在小女孩的背后，还站着一个矮小的中年男人。他一只手放在小女孩的肩膀上，猫着腰，脸朝小女孩一侧，伤感地劝着说：“爸爸去世了，活不过来了。手机叔叔会给你买，我们现在回去，明天再来看你爸爸吧。”

小女孩像泥鳅一样扭打着身子，摇着头嘶吼起来：“不要，我不要手机……只要爸爸，我要陪着爸爸……”

吴德明转过头来看看我，额头的皱纹像蚯蚓一样爬动起来。他看到我木头一样一动不动，就跨上一步，绕到小女孩的旁边，向中年人点点头说：“看来只能硬拉出去了，我们一起拉。殡仪馆又不是宾馆，里面是不能过夜的。”

我担心他们拉扯时会弄出点什么意外来，就赶紧向前走了一步。我的脚步好像没有站稳，吴德明欠了欠腰，伸出黑乎乎的大手，一把拉住了小女孩的胳膊。哪知小女孩如一只和蛇搏击的鹰一样敏捷，她小小的双手剑影一般划过灵车的栏杆，头一扭，一只小手迅速地抓住了吴德明的一只大手。还没有等吴德明反应过来，她猛地低下头，张大嘴巴，狠狠地咬在吴德明的手背上。

吴德明是从小木匠炼到项目经理的，在公司里扳手腕无人能敌，年轻时一只手就能提起一包一百斤的水泥。他没有料到小女孩会来这一招，躲让不及，像触电一样双脚一蹦，身子晃了晃，大喊一声：“咬人了！”

吴德明迅速放开小女孩的胳膊，猛地把手抽了回来。与此同时，小女孩的嘴也松开了。整个过程快得如一个闪电，刚开始就结束了，我想上去拉一下的时间也没有。

中年人就站在小女孩的背后，他也没有反应过来。等到吴德明退了回去，他把手按在小女孩的肩膀上，用既心疼又责备的语气说：“你……你怎么能咬人呢！”

小女孩敏捷地转过头，双手又死死抱住灵车栏杆，哭声如一只受伤的小猫在哀嚎：“爸爸，爸爸，我不要离开你……死也要和爸爸死在一起……你们都给我出去。”

吴德明怏怏地退到我的身边，抬起扇子一样的大手在我的眼前晃了晃说：“赵总，你看看，这么深的二个牙齿印。我不管了，大概是属狗的。”说完，他转过头，憋屈地瞪了小女孩一眼。小女孩的泪水黏在他的手背上，看上去像贴着一片片亮闪闪的鱼鳞。

我原来打算是明天晚上和家属去见面的。和家属谈判我要唱主角，我不能一下子就把自己推出去。家属快要到杭州的时候，我用电话遥控指挥吴德明，告诉他家属住宾馆要和殡仪馆近一点，不能把公司的地址告诉家属，不要让家属去工地……一切安排就绪，我乘电梯到地下车库，准备下班回家。我刚发动汽车，吴德明的电话就追了过来，说家属在宾馆门口把他围住了，把他的衬衣袖子都拉开了，要我过去解围。我挂断电话就直接开车到宾馆去了。家属在宾馆门口吵闹着要来殡仪馆时，我好像看到过一个小女孩站在人堆里哭。一群人乱糟糟地一起来殡仪馆，路上我也不会去注意她。刚才这个小女孩是第一个冲到冷冻车间里面去的，当时我也不知道她就是死者的女儿。

耳听为虚，吴德明说这个小姑娘很厉害我还有点不信。眼见为实，看到小女孩这副架势，我的心里也打起了鼓来。硬的不行，看来我得用软的方法试一试了。

我斜眼瞄了一眼小女孩背影，用大拇指和食指揉了揉眼睛，轻轻地问中年人：“她叫什么名字？”

中年慢慢人转过头来，认出我是刚才为了他们要来殡仪馆看尸体而跑来跑去的那个人，脸上挤出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意。他松开了搭在小女孩肩膀上的手，点点头纳纳地说：“王晓霞。”

“这是我们公司的赵总经理。”吴德明马上向中年人亮明了我的官衔。和开同学会一样，主持人在介绍来宾时把关键的副字省掉了。

我小心地绕到王晓霞的左边，目光避开灵车，斜眼看着小姑娘劝慰说：“晓霞，爸爸去世了，大家都难过。但任何地方都有制度和规定，和学校里面一样的，该遵守的还是要遵守的。几个叔叔晚上让你们进来看看，已经是行了方便，你再不出去的话，他们就要为难了，说不定还会丢了饭碗。今天先回去，明天再来看你爸爸，好吗？”

“对，我们明天白天再来。”中年人点点头说。

我的话果然起了效果，王晓霞不哭了。她慢慢抬起头，侧着脸看了我一眼，又闭上了眼睛，把头转了回去。她的头发和泪水黏在一起，湿漉漉的头发盖住了鼻子。我看不清她的脸，从轮廓来辨认，这个王晓霞也就十四五岁的样子。

我看到她拉着栏杆的手松动了一下，就赶紧上前一步说：“明天我陪你一起来，你要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管门的叔叔这里我会说好的。”

中年人侧头看了我一下说：“她知道爸爸去世的消息后，二天二夜不吃不喝了，火车上也一直在哭。”

我的鼻子有点酸酸的，轻轻地舒了口气，拍拍王晓霞的肩膀说：“知道你们今天要到了，我中午就过来包好宾馆，到现在还没有吃晚饭。出了这样的事情，大家都不愿意的。晓霞，现在我们出去好吗？管门的叔叔是特意从家里赶来的，他也要回家去了。”

王晓霞的身子晃动了一下。我赶紧向中年人招招手，弯下腰，去拉王晓霞的手。中年人看了我一眼，马上弯下腰去拉王晓霞的另一只手。

王晓霞的手慢慢松开了。我和中年人一左一右把她扶了起来。她低着头，身子摇摇晃晃的，双脚像踩在弹簧上一样往外走。到了门口，她回过头，望着躺在灵车上的爸爸，凄凄地喊道：“爸爸……爸爸……”

吴德明快步绕到我们前面。走出冷冻车间之后他又等了一下，让我们走在前面。夜幕下的殡仪馆孤寂得很，不见匆匆的人影，没有阑珊的灯火，像一个落下帷幕的舞台。绕过业务大楼，从一条坡道下来，穿过停车场，就到了殡仪馆的大门口。一辆大卡车正好从门前的西溪路上驶过，雪亮的光线刺破了黑夜的脸孔，灯光下弯弯的西溪路像一条躺着的长龙，路边法国梧桐上的绿色的叶子点了点头，马上又被黑色浸没。

殡仪馆在西溪路的南边，家属住的如家宾馆在西溪路的北边，走过去也就十多分钟时间。相传在一千年前，宋高宗赵构南渡至杭州时，曾经到过西溪。他看到小桥流水、芦花似雪的西溪美景，本想把皇宫建在这里的，但后来听军师说凤凰山的风水更好，赵构皇帝说了一句“西溪且留下”。千年之后，帝王将相灰飞烟灭，可路还在，地名也留下了，这里还建造了一个殡仪馆。

放开了王晓霞的胳膊，我的心里结上了一张无形的网：工地里不管人是怎么死的，和家属的谈判肯定就是一场喋喋不休的消耗战，明天我的对手会是一个怎么样的角色？

我刚到车上，屁股还没有坐正，手机上收到了兒子发来了一条微信：“老爸，老妈问，你还回家吃晚饭吗？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已经收到。”

三

第二天傍晚，我和公司质安处长楼国林从公司出发，去西溪路上的如家宾馆和家属进行第一次谈判。

立秋过去十多天了，杭州天气还闷热得像一个蒸笼。我爬上三楼来到吴德明的房间门口时，汗水像面条一样挂在了脖子上。房间的门半开着，我推开门，看到房间里只亮着一盏床头灯，里面如一个阴沉的黄昏。吴德明斜着身子躺在床上，一只脚搁在床里，一只脚放在地板上，双手枕着头，眼睛盯着天花板在发呆。

楼国林站在门口喊道：“吴经理，我们到了，慢慢来。”

楼国林原来也是管工地现场的项目经理。他年轻时打电话的口头禅是“快快来”，现在年纪大了来公司当质安处处长，跟谁说话都变成了“慢慢来”。岁月这把刀是神仙也挡不住的，他已经到了开会听听、检查跟跟的境界了。

我走到床边，拍拍吴德明的肩膀说：“可以起来了。等一会儿在谈判的时候，你千万千万不能和他们吵架！家属的火烧起来了，要压下去是很吃力的。”

吴德明脾气硬得像一块水泥砖，直来直去的，我得先给他打了预防针。讓他和小张与家属一起住在如家宾馆里，这是我使的一个小计谋，明的是为了让家属看到公司的人和他们住在一起，体现了公司诚恳和积极的态度。暗地里却是要吴德明和小张偷偷观察家属的动向，有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发生。

吴德明抬起手背，晃动了一下，眯着眼睛说：“昨晚被王……小女孩咬过的手背，今天还在痛。”

楼国林走到我的左边，斜着头问：“吴经理，谁咬你了？”

我笑了笑说：“秘密。”

吴德明懒懒地坐了起来，打了个哈欠，疑惑地问我说：“赵总，今天半毛事情也没有，为什么要到晚上来和他们谈啊？”

我拍拍手中的包，仔细地解释说：“王晓霞他们昨天傍晚到杭州的，今天还会有陆陆续续赶来的人，什么三叔叔、四舅舅、七大姑、八大妈，连家属都搞不清楚谁是谁。今天他们可能会到工地老乡那里问问情况，求证一下我们说的话有没有欺骗他们，现在谁都不会轻易相信谁的。还有一点最重要，一天过去了，他们发热的脑袋也冷下来了，晚上谈判就会平和一点的。”

这是我使的第二个小计谋，要避其锐气，心急是喝不得热粥的。

吴德明闭了一下眼睛说：“也是，上午他们有几个人出去了，到了中午也没回宾馆，我要送他们，他们说不要送，自己打的去的。”

楼国林翘了翘嘴角说：“好像变成地下游击队，慢慢来。走一步看一步吧。”

我伸出手把吴德明从床上拉了起来，拍了拍他的手背说：“墙头的横平竖直一眼能看出来，人的心思歪歪扭扭的，要慢慢摸出来的。等一下我们自己商量的时候，都说诸暨土话。”

楼国林皱皱大鼻子说：“好的，反正我也不会说普通话。”

我问吴德明说：“小张过去了吗？”

我有一个秘密任务交给小张的，要他把谈判过程用录音笔录下来。万一家属闹了起来，也能留下个证据。这是我使的第三个小计谋。谈判还没有开始，我已经小心翼翼地下了三步棋。吃鱼的时候卡在喉咙里的往往是一根又小又软的鱼刺。

吴德明点点头说：“他早就过去了，把矿泉水也拿过去了。”

我放开他的手说：“那我们也过去吧。”

四

王晓霞他们已经坐在房间里了。快捷酒店的套房十分简陋，中间放着一张单人床，靠卫生间的一侧摆着一张茶几，茶几一边是一把陈旧的三人沙发，另一边是二把脱了油漆的椅子。小张已经把自己房间里的椅子搬过来放到了窗子底下。虽然房间里所有的灯全部打开了，却灯光如豆。空调开到了最大风速，房间里还是热乎乎的。

小小的茶几像一条看不见的战壕，隔开了甲乙双方的阵营。吴德明刚坐下，看看对面的家属，从椅子后面绕过来，嘴巴粘在我的耳朵上，神秘地说：“他们过来了三个人，一个是王晓霞的叔叔，还有一个是王晓霞的舅舅。她妈妈身体吃不消就不来了，就要王……晓霞来了。”

这个我懂的，死者家属来谈判人员构成是很微妙的。他们对外一致，对内却要尽量争取各自血统的利益。这个血统分为二路，一路是母系，一路是父系。就在上个月，兄弟单位的工地出了死亡事故。谈好赔偿金额，家属拿到钱之后，男女双方的家属为了分钱，在殡仪馆门口就大打出手，连骨灰盒都扔在地上不要了。

楼国林喝了一口矿泉水，把嘴巴贴近我的耳朵边，用蚊子叫一般的声音说：“还好还好，看上去都老实巴交的，不知道脾气好不好，慢慢来。”

我点点头，把包放在茶几上，抬起头看他们的表情。王晓霞坐在中间。她还是穿着昨天晚上那件皱巴巴的灰色T恤，苍白的脸上秀气暗浮，眼睛里虽布满着血丝，双眸却亮得像被雨水淋湿的黑葡萄，毫无修饰的头发刚刚披肩，形神如古建筑用的青砖一般纯朴、自然。她的叔叔、舅舅都板着脸，表情像动画片里的机器人。

我琢磨了一下，刚要开口说几句客套的开场白，王晓霞突然举起手。为了引起我的注意，她用手肘重重地在茶几敲了几下。茶几桌面上发出“砰砰”的声音。

我疑惑地问：“王晓霞，你有事吗？”

她轻声地说：“我要发言。”

有点滑稽，她把谈判室当课堂了，一副学生面对老师的样子。也许除了在课堂上发言，她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她的神情十分紧张，手指不停地抖动着。

我纳闷地问：“你要说什么？”

王晓霞站了起来，转头看看身边的叔叔、舅舅，又看看我们这边的人。她在看到吴德明的时候，咽了一下喉咙，然后有点胆怯地说：“今天我和你们谈判。”

她和我们谈判？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

中午的时候，我在电话里和吴德明交代过，要他去和家属沟通一下，谈判时派三个有话语权的代表过来就行了。代表里会有一个主角，这个主角当然是家属中最有分量的人物。在我和楼国林要出发之前，小张到我的办公室来拿录音笔。他把王晓霞家户口簿上的内容复印好交给了我。我看到这个王晓霞居然有十七岁了。昨天晚上她在冷冻车间里哭喊的时候，声音尖尖的像童声一样，我和她叔叔把她架出来，她的身体很轻，胳膊如一个柴棍，身上穿一件没有牌子的灰色T恤，看上去刚刚上初中还差不多。当时我心里还窃喜了一下，这样她的抚养费只能算一年多的时间。她还有个七岁的弟弟王晓明，应该还没有上学。我还对小张说，我儿子也是十七岁，个子比我还要高，买鞋子也和我是一个尺码的了。

我抬起头，向左看看，再朝右瞧瞧，观察了一下王晓霞身边叔叔和舅舅的神态，用目光向他们征求意见，哪知他们像二只雨中的呆头鹅，一点反应也没有。

我只好直截了当地问：“王晓霞来谈判，你们有意见吗？”

他们立刻齐声回答：“没有意见。”

难道家属们是事前商量好的，要王晓霞出面来和我们谈判？看来是家中无大将，要晓霞来当先锋了。

我心里嘀咕起来，今天的谈判十有八九要黄了。虽然昨晚在冷冻车间里王晓霞让我起了悱恻之心，但她今天来谈判，那就是我的对手了。我走过的桥比她走过的路还要多，她是用自己这颗鸡蛋来砸我这块硬石头。

我勉强地点点头说：“你？……也行吧！”

王晓霞做了一个深呼吸，把双手支在茶几上，身子微微向前靠了靠，眼睛一闪，迫不及待地说：“赵总，我爸爸是怎么去世的？”

这倒是我计划中的进程，要家属先开口，这样我就能见招拆招，慢慢地和他们打太极拳。

我移动了一下椅子，挺直腰，装出一副俨然的样子，用手指指吴德明，不紧不慢地说：“吴经理，你把事情的经过实事求是地向家属说一下吧。工地上的事情你最清楚，尽量说得详细一点。”

吴德明连忙站了起来。他先看看我，再把脸转向王晓霞，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说：“四天前的下午一点钟，他到地下室去立模板，还不到半个小时，一起干活的工友听到他突然喊头痛头痛，不一会儿就倒下去了。班组长打电话给我，我赶紧跑了过去，看看情况不妙，我就用自己的车马上把他送到117医院。在医院抢救了二十五个小时，还是没有救过来。”

吴德明刚说完，王晓霞的舅舅就叫嚷起来：“不相信不相信不相信！工地上无缘无故是不会死人的，不要把我们当成三岁小孩。”

王晓霞的叔叔虽然没有站起来，却伸出手来向茶几上的二瓶矿泉水横扫过去。矿泉水倒在茶几上，咕噜咕噜地向吴德明滚过去。吴德明手挡了一下，还是有一瓶矿泉水从茶几上掉在地下。小张连忙站了起来，猫腰捡起矿泉水。他把矿泉水放在沙发旁边的地板上，默默坐回到了椅子上。

昨天晚上就是他和我一起把王曉霞扶出冷冻车间的。到了宾馆门口，他还递给了我一支烟，看上去不声不响的像一只猫，今天却如一只挨了枪的野猪。

我抖抖脚说：“相信不相信，事实就是这样的。我们说的话是负责任的。病历卡上写得清清楚楚，他是因病死亡的。”

王晓霞的舅舅斜着头，像麻将牌里的一个七饼，指着我说：“你拿出来让我们看看啊。”

王晓霞表现出了和她年纪不相符的冷静。吴德明在说她爸爸发病经过的时候，她的眼光始终像两束电流通向吴德明的眼睛。她向叔叔和舅舅摇摇手，示意让他们坐下去。他们很听王晓霞的话似的，马上乖乖地坐了下去。

王晓霞的额头泛出了一丝红晕。她张开小小的双手，作出一个索取的姿势，严正地问：“证据呢？”

我发现她在说话的时候，大拇指和食指在微微地摇晃，眼珠迅速转动着，在紧密地推敲着什么。她的神情也自如多了，像一个渐渐进入状态的运动员。

我拿起茶几上的包，拉开拉链，从包里拿出病历卡、医院死亡证明、派出所非刑事死亡的证明和几张准备好的资料，叠在一起，放在茶几上，推到王晓霞的面前，一口气说道：“资料都在这里，你们看看吧。一、病历卡，二、医院死亡证明，三、派出所排除刑事死亡的证明，四、一起干活工友的问话笔录，五、项目部给公司的事故报告，六、公司的给市安监站事故报告，七、公司给街道的情况汇报，八、你爸爸干活地方的照片。”

在王晓霞他们来杭州之前，我已经把这些资料全部准备好了。为了办理这些资料，我跑了很多部门，忙得像一只无头苍蝇到处团团转。我听的几乎是同一句话：按程序办事，依法律办事。

我留了一招后手，没有把《工伤保险条例》拿出来交给她。王晓霞的爸爸虽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缴纳养老保险，但处理的标准还是要按这个条例执行的。

楼国林马上补充说：“所有资料都齐全的，慢慢来，你们看看吧。”

吴德明绷着窦娥一样的脸，委屈地说：“我们工地也是倒八辈子霉，工地开工还不到一个月，他来我们工地不到一星期，保险的名单还没有报上去，就生病出事了，保险公司也不能赔的。”

我把这些资料推过去之后，心中寻思着，看你这个王晓霞会如何来接招。

王晓霞微微俯下身子，用一只手将我移过去的资料拿了过去。她低下头，眼睛迅速把每张资料扫了一遍。看完之后，她拿起死亡证明书，手指抖动起来，眼泪像一串断了线的珍珠项链接二连三地滴在了死亡证明书上。

王晓霞的舅舅跳起来吼道：“赔钱赔钱。一百万，少一分都不行。我们问过了，杭州的建筑工地死人，最少是赔一百万的。”

“一百万？你在做梦吧。他是生病死的，又不是安全事故。”吴德明忍不住了，鼻孔喷出一股气来，手握成拳头，在茶几上轻轻地敲了几下。

王晓霞的叔叔拍着桌子吼道：“人总是在你们工地干活的时候死掉的吧。如果你们心里没有鬼，那个木工老板为什么跑了？”

我愣了一下，心里又在骂起王八蛋的木工小老板来。人是他叫来的，出事情谁也意想不到，何况又不是安全事故，跑掉算什么玩意。

我眨眨眼睛说：“事故都是由公司统一处理的，发生的事情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大家都要心平气和……”

王晓霞的舅舅打断了我的话，反问说：“你们家死了人，还能心平气和？”

吴德明也不甘示弱，大声说：“他是生病死的，神仙也救不了，医生也是这么说的。”

王晓霞的叔叔嚷了起来：“你们不给钱，明天我们就叫人过来，去堵住工地的大门。人不能白死。别以为老百姓是好欺负的，你们一点诚意也没有，今天就不和你们谈了。”

二个人约好似的“嗖”地站了起来，离开椅子，气呼呼地转身往门外走。王晓霞的舅舅到了门口，看到王晓霞还站着不动，猛然转回身，一把拉起走王晓霞，怒气冲冲地离开房间。

楼国林看吴德明的头发都竖了起来，连忙说：“吴经理，不要急。慢慢来。”

王晓霞刚走到门口又突然回来了。她低着头，不声不响地把放在茶几上的那些资料全部拿走了。她走过我面前的时候，我和她的眼神交汇了一下。她的眼睛里荡漾着海一样的悲伤。

吴德明终于忍不住了，他把椅子往后一推，迅速站了起来，看样子是想追出去和他们去理论。

我拿起一瓶矿泉水，隔着楼国林递给吴德明说：“你先喝点水吧。来的时候我不是和你说过吗，要你不要发火。谈判又不是砌墙头，砌一块是一块，方方正正的。说不定谈了三天还要从零开始。”

吴德明重重地把矿泉水放在茶几上，一屁股坐了下去。矿泉水瓶摇晃了几下还是站住了，没有倒在茶几上。

房间里就剩下我们四个人了，谈判成了独角戏。小张低着头在玩手机，手指在跳舞一样。

吴德明抽着闷烟问：“赵总，今天还要和他们谈吗？”

我用手指弹弹茶几说：“第一次谈判是双方相互摸摸底，探探口风，本来就不会有结果的。今天就点到为止，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中，到明天下午或者晚上再来。我们急，他们比我们更急。你和小张看住家属，有什么动向就打电话给我。”

吴德明点点头说：“好的，只是肚子里的气要憋不住了。”

我也点上了一支烟，瞄了他一眼说：“这只是毛毛雨，你没有见过家属在工地上摆满花圈，排着队到市政府门口去拉横幅的吗？去年夏天，还发生过家属到殡仪馆去抢尸体的事，特警都去了几十个。这家建筑公司的老总是我省建校的同学，那天我们正好在一起打麻将。”

楼国林说：“慢慢来，慢慢来，我们先回去吧，明天再说。”

小张不玩手机了，走到茶几边上，去收拾茶几上的矿泉水。

我问他说“小张……你录好了吗？”

小张看看开着的门，轻轻地说：“录好了。”

我说：“下次谈判的时候，你还要把它录下来。”

小张看看口袋说：“好的。”

走出宾馆的大门，我抬手看看手表，时间已经十一点多了。皎潔的月光像一群小鱼在树叶上游动。西溪湿地里的芦苇静静地睡着了，在默默地等待着黎明的到来。夜很近，好像是穿在身上的一件衣服。夜很远，仿佛在没有尽头的天涯。

五

谈判的进程就像在手里的一副麻将牌，一切在我的掌控之中。第二天上午九点钟，吴德明就打电话给我，说家属通知他了，要我们吃过中饭早一点过去和他们进行第二次谈判，地点还是在昨晚谈判的这间套房里。

我们在房间里坐下，王晓霞他们也来了。她还是穿着那件T恤，低着头，第一个走进了房间。阳光无声地从玻璃窗上照了进来，茶几上一半是光亮，一半是阴暗，马路上的噪声浮到了窗口，在不停地嬉闹着。

楼国林这次动作倒很利落。他马上站起来说：“你们来了，中饭吃过了吧，辛苦辛苦。”

我拿出一包利群香烟，一支一支扔过去说：“你们先抽根烟吧。”

王晓霞的叔叔和舅舅接过烟，把烟放在茶几上，没有点上火，脸上像粉着一层水泥浆。小张又拿来了几瓶矿泉水放在了茶几上。这次他没有把矿泉水放在茶几中间，还是放在右边的角落。吴德明不肯坐到前排来，他和小张一起靠着墙壁坐在椅子上，嘴巴紧闭着，眉头打着苍蝇一样的二个结，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

王晓霞大概刚刚哭过，眼眶边上还湿漉漉的。她坐下之后，用手背擦了一下泪水，拿出我昨晚递给她的资料，仔仔细细地理了一遍。

我问她说：“资料没什么问题吧。”

王晓霞把病历本单独放在一边，抬起头说：“赵总，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一下。”

我点点头说：“好的，你问吧。”

有了昨晚的第一次谈判，王晓霞有点适应这样的场面了。她挺直腰，抬起头，严正地说：“我爸爸是在上班的时候突然发病的，对不对？”

她的目光像从弓中飞出来的箭一样射向吴德明。我的心一抖，看来这个王晓霞今天是有备而来，第一句话就直奔主题了。

吴德明看了我一眼，移动了一下椅子，茫然地回答说：“是的，昨天我说过了，中午去干活不到半个小时就……”

王晓霞马上追问：“送到医院抢救了多少时候？请你再说一遍。”

吴德明蒙了一下，眨了眨眼睛说：“昨天我也说过了啊，二十五个小时呀。”

我马上就明白了，王晓霞之所以这样问，是在求证一个答案。如解一个方程一样，一步一步地推理着下一个因果关系。他们肯定已经去过市里或者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咨询过她爸爸死亡的有关情况了。她的叔叔和舅舅拔长耳朵，眼睛像迷雾一样罩着王晓霞。他们大概也不知道王晓霞的下文是什么，有点摸不着头脑的样子。

王晓霞果断地站了起来。她拿起单独放着的病历本，利落地翻开封面，小小的手指点着上面的几行字，像背一个数学公式一样，毫不含糊地说：“病历本上写着抢救约二十五小时后死亡，也就是说，我爸爸是在发病四十八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五条，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然疾病死亡或者在四十八小时之内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说完，王晓霞呼吸有点急促，额头像风吹过的麦浪，不停地起伏着 。她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地进入到了谈判的中心点上。

“是工伤，不能赖，是工伤。”王晓霞的叔叔和舅舅不约而同地咆哮起来，他们既是在给王晓霞撑腰，也是在表达家属们的强烈意愿。

吴德明终于明白自己掉进了王晓霞给他挖的坑里去了。他用求援的眼神望着我，低下头，支支吾吾地说：“赵总，这个……这个……”

我傻住了。谈判变成了她在牵着我们的鼻子走了。王晓霞逻辑严密，表述清晰，我连半点出击的机会也没有。我没有把《工伤保险条例》给她，也是在打埋伏，作为谈判时最后的一张底牌。想不到她轻而易举地攻破了我的防线。

房间里的气氛又一下子凝固了。等吴德明递烟给我，我才如从太空回到地球上一般。我把烟放在茶几上，拿起矿泉水瓶，打开盖子，喝了半口，然后拧上盖子，一圈一圈地转动着矿泉水的瓶子。

王晓霞看我没有回答，马上又说：“赵总，我说得对不对？”

我抬起头，看到了王晓霞坚定又渴望的眼神和眼角边晃动的泪珠，也看到了她舅舅和叔叔扭动的脸孔发出了企求的目光。

王晓霞突然坐了下去，趴在茶几上大哭起来：“钱……钱能换来我爸爸吗？我……真的不要钱，我要爸……爸……我不要钱。爸爸……爸爸……”

小张悄悄地走到我的右边，轻轻地说：“赵总，这个王晓霞是中考状元。”

小张的声音很轻，却如一个天雷震在了我的耳边。我转过头，惊讶地问：“什么，中考状元？你是怎么知道的？”

小张说：“刚才我送盒饭过去的时候，她叔叔告诉我的。”

我想了起来，前天晚上在冷冻车间里，我好像听到王晓霞在哭喊的时候，说自己考试第一名什么的，当时我也没有在意那么多。在冷冻车间里我已经感受到了她的坚韧和无畏。从昨天的谈判过程来看，我隐隐感觉到了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小女孩。

我看了看趴在茶几上的哭泣的王晓霞，再次问小张：“真的吗？”

小张点点头说：“是真的，我还问了王晓霞，她把成绩单也拿出来让我看了，有两门课是满分，她还说，要把成绩单拿给爸爸看看。”

我震撼了。我儿子的中考成绩是市里的第一千名左右，我的心就如春风里的杨柳飘来飘去了。如果不是这次突如其来的变故，王晓霞妈妈去菜场买菜，哪怕穿着最破旧的衣服，肯定也会聚焦着无数羡慕的目光；她爸爸在工地下班回工棚的路上，即使饿着肚子，也会开心地哼起家乡的小调；她每天早上起来洗脸刷牙的时候，镜子里一定会开出一朵灿烂的小花。在第一次来和家属谈判之前，我和楼国林就在办公室里商量好对策，要谈判到第三轮的时候，我才和他们说公司会视同工伤处理。我之所以迟迟没有和他们说公司的决定，用的是缓兵之计，防止他们得寸进尺，提出一些不着边际的要求来。比如说《工伤保险条例》抚养费是算到十八周岁的，这是法理。可王晓霞在十八岁时一定还在上学，还需要抚养，这是情理，但法不容情。五年前公司发生了一个触电的工伤事故，死者有个二十岁的儿子，家属还提出来连娶老婆的钱也要给，理由是爸爸不死的话，儿子娶老婆一定会给钱的，这是老百姓眼里天经地义的事。

除了王晓霞在哭，大家都没有说话。我的心理防线在沉默中被王晓霞的智慧和悲情彻底击穿了。“中考状元”四个字像四发子弹射向了我卑微的灵魂。一个个海浪一样的念头连绵不绝地翻滚在我的心里：我不仅仅是王晓霞的对手，也是一个十七岁孩子的父亲。

我把背靠在椅子上，闭了闭眼睛，用脚踢了一下楼国林的鞋子：“怎么样？差不多了吧？”

楼国林也踢了我一下，点点头领会地说：“好的。”

吴德明马上问：“什么好的？”

我没有回答吴德明的话，放下矿泉水，缓缓地站了起来，刚想说出工伤二字，房门突然被推开了，十几个家属像潮水一样涌了进来。

原来其他家属都是在门口等候着充当援军，由王晓霞他们充当先锋。一下子进来了这么多人，把房间挤得像我刚出去打工时回家过年乘坐的绿皮火车厢。他们嘴里都叫嚷着“工伤、工伤，赔钱、赔钱”。虽然没有人喊口令，调子却非常一致。

我的脑子有点晕乎，又坐了下来，拿过矿泉水，刚递到嘴边还来不及喝，一阵凄然的哭声由远而近飘到了门口。我马上放下矿泉水，看到两个中年女人架着王晓霞的妈妈挤到了房间里。她手中还拉着七岁的儿子王晓明。

王晓霞听到哭声，就知道妈妈来了。她立刻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转身喊了一声“妈妈”，然后从人群里挤过去，张开双手，扑倒在妈妈的怀里大哭起来。王晓明也哭了起来。妈妈的哭声是沙哑、凄凉的，王晓霞的哭声是委屈、伤悲的，王晓明的哭声是无助、可怜的。一起进来的几个女人的各种腔调哭声附和，把房间空气都哭成了一片海浪。

老者、女人、小孩是家属谈判时的三把利剑，这种威力并不来自他们自身，而是源于一个字：情。这是中华民族老祖宗千百年来留下来的礼数，也是世世代代老百姓默守的德行，和头顶的天空脚下的土地一样亘古不变。

王晓霞把头靠在妈妈的胸前，一边哭，一边伸出一只手来，摸摸索索抓住弟弟王晓明的手，把弟弟拉到了自己的身边。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王晓霞还是小女孩，她只不过是一个刚刚经历中考的初中生，她需要妈妈的怀抱依偎。

我點上刚才吴德明给我的香烟，站起来，吸了二口，又把刚刚点的烟按在烟缸里，挤过人群，绕到王晓霞的身边，低下头说：“晓霞，你说的没错，你爸爸是工伤，我们公司会按工伤处理。”

楼国林也站了起来。他挥动着双手，大声说道：“慢慢来，公司会按工伤事故处理的，你们不要冲动，事情会处理好的。”

吴德明额头的皱纹挤压着，眉间的竖纹像一只菱角。他猛地站了起来，努努嘴，又一屁股坐了下去。椅子发出了“嘎嘎”的声音。

王晓霞爸爸送到医院后，到了第二天中午，吴德明看到情况不妙才打电话给我。我赶到医院时，王晓霞的爸爸已经被拉到了地下室的太平间。医生告诉我说，病人的脑血管发生意外的可能性很大，在哪里在什么时候发生是不确定的。但这个不确定偏偏确定到了吴德明的工地上。关于《工伤保险条例》中四十八小时的时间界定，法律界人士本来就有两种声音。一是认为对用人单位的不公平，生病四十八小时内死亡，肯定是原来有病的人；另一种说法是对员工的不公平，以现在的医疗技术，要把一个人拖延到四十八小时之后宣布死亡，还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站在医院的大门口，嘴上没有和吴德明说，心里还在暗暗地埋怨他。当天晚上，公司领导开会商量了三个小时，最终定下来按工伤处理，这是法律的底线。在散会的时候，老板拉着脸对我说，明天就把《工伤保险条例》发到各个项目部，要他们好好学学。吴德明在工地里给班组开会，没有来参加这次会议。我以为楼国林会告诉他，楼国林以为我会告诉他，结果谁也没有和他说公司同意按工伤处理的决定。

窗外的太阳渐渐向西边的天竺山移去。满窗的阳光像一片水银灌进了房间里，浮动在密密麻麻的人头上。王晓霞仰起头看着妈妈脸，抽动着鼻子说：“妈妈……他们……他们同意按工伤处理了……同意了。”

确定工伤是谈判的焦点，也是家属手中要拼命抓住的刃。听了王晓霞的话，她妈妈进门之后第一次睁开红肿的眼睛，脸色如一张存放很久的打印纸。她哆哆嗦嗦地伸出手来，紧紧拉住了我的手，哽咽着说：“谢谢老板，晓霞、晓明，你们要记住这位恩人，坏人可以忘记，好人一定要记住。你们长大了，也要像这个叔叔一样去做好人。”

王晓霞默默地点着头。王晓明看到姐姐在点头，也马上跟着点起头来。

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放开王晓霞妈妈的手，断断续续地说：“是老板……公司的决定，是国家的规定。我……我……只是执行而已。工伤定下来了，你们下午好好商量一下，我们明天上午再过来吧。”

王晓霞仰起头看着我，目光里一半是怀疑，一半是感激。她放开弟弟的手，挤到茶几旁边，小心翼翼地把茶几上的资料理好之后，横向折叠，竖向对齐，再拿起病历本，把那些资料夹在病历本中间，交到她妈妈的手中。她妈妈把病历本捏得很紧很紧，如同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家属叽叽喳喳地离开了房间。我们坐了一会儿之后，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到了楼梯口时，楼国林摇着头说：“吴德明啊吴德明，在开工的时候，我要你拜拜土地菩萨、放放鞭炮，你偏偏不听。看看，晦气砸到头上了吧。”

吴德明停了下来，大声地说：“赵总，这个项目经理我吃不消当了，还是回家种田背锄头去安分。”

我没好气地说：“你项目经理吃不消当，我的狗屁副总也吃不消当的。我也巴不得工地不出事啊，太太平平的，我们该干吗就干吗去。”

小张轻轻地说：“这个王……晓霞真……聪明。”

楼国林说：“那我们明天再来吧，慢慢来。”

我踩着自己的狗熊一样的影子，沉沉地走到了车前。打开车门，车窗上反射出了目眩的光线，好像是王晓霞的眼神闪动在我的眼前。

我想，要是我一开始就说公司会按工伤处理，也许少了许多麻烦。做人之所以很累，很多时候是把自己关在了自己画的圈子里绕来绕去，钻进了牛角尖里。

六

王晓霞他们到杭州已经是第四天了。

太阳依然在东方静静地升起。西溪路上的行人和往日一样，在晨曦下熙熙地来嚷嚷地去。早高峰时车堵着车，我像蚂蚁一样爬到了如家宾馆。我停好车，走出车门，看到家属堆在宾馆门口的道路上，乱成了一锅烧开的粥。我走近一打听，才知道王晓霞不见了。

我问她妈妈说：“王晓霞什么时候不见的？”

她妈妈忧心地说：“昨晚你们回去之后，晓霞和我睡在一起的，早上我迷迷糊糊醒过来，她就不见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的。”

我又问：“房间里有没有她写的纸条什么的？”

她妈妈忡忡地回答：“没有的，她又没有手机，以前都是用她叔叔的手机给他爸爸打电话的。会到哪里去啊，这个死丫头。”

我提高嗓门说：“你们最迟看到王晓霞是在什么时候？”

王晓明钻到了我的面前，仰起头，用童幼的声音告诉我说：“夜里我起来尿尿的时候，看到姐姐坐在床上哭。”

我闭目思考了几秒钟，向家属们摆摆手说：“你们不要急，我知道她在哪里了，你们等着，我把她叫回来。”

刚到上班时间，殡仪馆的停车场像医院的停车场一样的挤。我转了二个圈，还是没有找到停车位，只好把车停在斜斜的坡道边。晚上冷冷清清的殡仪馆，白天人多得像在赶庙会，一群人哭哭啼啼地从殡仪馆的大门走进来，一批人啼啼哭哭地向殡仪馆的大门走出去。业务大楼门口更是人山人海，连台阶上也坐满了人。

我绕过业务大楼，急匆匆地向冷冻车间走去。果然不出我的意料，王晓霞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冷冻车间门口的草地上。冷冻车间的门是锁着的。隔壁火化间已经开工了，高高的烟囱冒出了淡淡的青烟。

我放慢了脚步。太阳像喝醉了酒，满脸红红的。彩霞如凤凰的尾巴一样摇摆在殡仪馆的天空。王晓霞还是穿着第一天来时的那件T恤。她双腿交叉着，二只手托着下巴，整个身子一动不动，如一尊小小的雕塑。她的神情显得更加憔悴了，脸上像涂着一层白色的乳胶漆。她身边的草地上放着三个包子，包子下面垫着一张白纸。草尖上的露珠已经消失了，草坪绿得发亮。

王晓霞看到我的时候，我已经站在她的身边。她有点惊讶，迅速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尘土，低下头叫道：“赵叔叔，你好。”

我拿出手机，递给王晓霞说：“你先给家里的人打个电话。”

王晓霞打完电话，把手机还给我说：“谢谢赵叔叔。”

我把手机放进在口袋里，问她：“晓霞，你是中考状元？”

她低下头悲切地说：“是的。本来我中考的时候，爸爸说要回家，来给我打打气，加加油。是我打电话对爸爸说，不用来，相信女儿的实力。我考了第一名，打电话告诉他，爸爸很开心，他说我上高中的时候回家来，要送我去市里读书，还说要给我买一只手机。现在想想真的好后悔，我考了第一名又有什么用啊。我……我想爸爸了。过年之后爸爸出来打工，半年多了，我就没有见过爸爸。”

老百姓都说女儿是爸爸的小棉袄。现在王晓霞的爸爸去世了，这件小棉袄也就无寄身之处了。我儿子考上了重点高中，前几天约了几个同学到呼伦贝尔大草原骑马去了，是王晓霞他们到的那天晚上刚刚回杭州的。王晓霞是中考状元，来杭州是为了承受她爸爸的生命之重，冥冥之中成了我无处可逃的对手。

我心有点沉塞塞的，怜悯地看了一眼她说：“晓霞，回去吧，先把爸爸的事情处理好再說。包子要带回去吗？”

王晓霞转头张望了一下冷冻车间，再低头看看地上的包子说：“不用，我爸爸喜欢吃肉包子，这三个包子是我给爸爸买的。我跑了好多路才买来的。”

说完，她弯下腰，拿起包子，把垫着的那张纸移到冷冻车间门口边上，然后把包子重新在纸上摆一遍，把三个包子连一条直线上。她闭上一只眼睛，看到包子还不是很整齐，拿起中间的包子，往上移了一点。

离开草地的时候，她转过头，看了看冷冻车间。到了车前，她没有马上上车，再次转过身去，遥望了一下冷冻车间。

我说：“我儿子今年也中考，没有你考得好。你是怎么读书的？”

王晓霞认真地说：“用心读书，脑子里只想读书的事情，上课的时候集中精神。老师说，我的记忆力特别好。昨天上午我看了三遍《工伤保险条例》，工伤死亡主要的内容就能背下来了。”

王晓霞把自己的老底抖出来了。

我说：“上车吧，我们先回去。”

车子慢慢地驶出了殡仪馆的大门。挡风玻璃很小，我看到的天很大。

我试探她说：“你去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你们还去过医院吧。这样也好，你爸爸的事你们也搞明白了，你们商量好了吗？”

王晓霞低下了头说：“还没有商量好。他考得怎么样？”

我余光扫了她一下说：“还行，也考上了重点高中。我会和儿子去说的，要用心读书。为了你爸爸的事情，你也十分用心啊。”

王晓霞有点难为情的样子，她抬起小小的手，理了一下垂下来的头发切切地说，泪水已经流到了裤子上：“我也是被逼出来的。你们打电话来说要把户口簿带来，我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叔叔和舅舅连几个数字都记不住，我说我试试看。这个和读书道理是一样的，只要用心，就能搞明白的。爸爸的事，我当女儿的拼了性命也要冲上来。我……死了也不怕。我叔叔偷偷去看过你们公司了，说你们公司很大的，一定会赔很多钱。”

我们答应按工伤处理，但谈判还没有结束，她却完全没有戒心，把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我，似乎忘记了我是她的对手。

为了冲谈一下沉重的气氛，我換了一个话题说：“晓霞，你读书那么好，有没有想过以后读什么专业？浙江大学很棒的，以后可以到杭州来读大学的。”

王晓霞呆了一下，用手臂擦了一下泪水，说：“哪个大学……现在我还没有想过，到时候再看吧。不过这几天我想过了，以后要读医学专业，给爸爸这样的病人看病。没有钱的人来看病，我就不要钱。”

她也许真的还不知道，世界上很多事情，要到长大以后才会明白，皇帝是光着身子的，只有孩子才会说出来。而我之所以和她说来浙江大学读书，其实这也是我对儿子的希冀，梦想他三年后能考上浙江大学。

很快就来到宾馆门口，可我却觉得开了很长很长的路，轮子好像从我的心路上压过去一样，路边法国梧桐上的绿叶也在注视着我。

我轻轻踩住刹车，把手放在方向盘上，重重地按了一下喇叭说：“晓霞，你去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也知道爸爸的情况了，等一下我们就去那里，要他们算你爸爸的抚恤金，这样你们不吃亏，我们也不花冤枉钱，公平合理地处理好吗？”

王晓霞连连点点头，满口答应说：“好的。奶奶的那个抚养费，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算。刚才我就想来问你的，我又不好意思开口。”

王晓霞啊王晓霞，你毕竟还是个小女孩，这样天真的想法也会有。

停好车，我匆匆地给老板发了一个短信，再从车门里钻了出来。他们看到我把王晓霞找了回来，七嘴八舌地说着些什么。

楼国林也到了宾馆门口。他疑惑地问我：“你怎么知道她在哪里？这个小女孩有点出奇出格的聪明。”

我神秘地说：“感觉。吴德明来了吗？我看还是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仲裁院去沟通一下，要他们算一下钱，这样免得又扯来扯去的。我已经发信息给老板了。”

楼国林点点头说：“还是去劳动局好，免得谈的时候狗咬死羊，羊顶伤狗。慢慢来。”

吴德明从人群里冒了出来，向我挥挥手说：“我早到了，不知道你到哪里去找她，刚想打电话了。”

我向楼国林微笑了一下，走到吴德明的身边说：“吴经理，等一下我和你一起去，楼处在宾馆休息一下，理一理他们家属来回的差旅费。还有，你把他的工资算一下一起给他们。人死了，活不能白干。”

吴德明说：“这个我知道的。我要小张去工地拿考勤表，忘记他加了几个夜班。晦气要砸到头上，是跑也跑不掉的。”

我说：“老板说了，这个事故是视同工伤，对你们的处罚还要讨论的。”

吴德明长长地舒了口气，好像在他打麻将的时候突然拿到了一副好牌。他焦急地问：“赵总，什么时候才能谈好啊，工地里要浇地下室底板了。”

我说：“快了。”

这时老板短信回了过来，就二个字：“可以。”

我手中的手机渐渐变得沉重起来。屏幕上可以二个字仿佛变得越来越大。

七

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回到宾馆，我斜着身子在沙发上来了个葛优躺，心里压着的石头也终于落地了。

吴德明坐在我的旁边，黑黝黝的脸上透出了一抹红光。他感慨地说：“赵总，王晓霞这个小女孩不但聪明，也很诚实，她说自己有两个姑姑，钱不是少了吗？”

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算钱的时候，工作人员问王晓霞，你爸爸有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这在户口簿上是看不出来的。她的叔叔抢着说，没有兄弟姐妹了。王晓霞立刻站起来说，我有两个姑姑，还有你一个叔叔啊。说得她的叔叔的脸一阵青一阵白。

我笑了笑说：“你知道《皇帝的新装》的童话故事吗？”

吴德明蒙了一下说：“我只知道我花钱去买新衬衣了。”

我说：“如果这次谈判的对手不是王晓霞，这个事情说不定还要扯来扯去的。”

吴德明说：“可能的吧。我从来也没有见过王晓霞这么懂事的小女孩。”

“赵总，王晓霞的叔叔刚刚和我说，一定要拿到现金，再去银行打入他们自己的卡，不拿到现金不签字火化。”楼国林拿着车票什么的低着头，急匆匆地走了进来，站在茶几边上说。

我像一个足球从沙发上弹了起来，睁大眼睛说：“什么？半路又杀出一个程咬金来？你没有和他们说，划过去的钱也是钱呀。”

楼国林苦笑了一下说：“我说了啊。家属里不知道是哪位高人说的。他们人回去了，公司把钱划回来怎么办？”

我哭笑不得地说：“我和王晓霞去说说。”

在所有的家属成员中，我第一个想到的是王晓霞。

楼国林摇摇手说：“你不用去了，我说破了嘴皮子，还是对牛弹琴。慢慢来。我给财务科长打电话了，要他想想办法。我们再等一下吧。”

吴德明的脸又拉长来。他怏怏地站起来说：“都这个时候了，慢慢来有什么用。”

我的心里又像一团找不到头的毛线纠结起来。明天就是星期六了，哪怕今天去银行预约，明天也是拿不到钱的。我和王晓霞说过，在中午十二点前就把钱给他们，下午就去火化。他们归心似箭，打算今天晚上就要回去了，说回到家里之后，还要去办丧事什么的。

三支香烟一起点着了，小小的房间里烟雾缭绕。窗门开着，外面热浪奔了进来，吞噬着空调吹出来的冷气。小张又低头在玩手机了。

吴德明斜着眼睛，瞪了小张一眼，没好气地说：“手机玩玩有饭吃了，干脆不要来上班了。”

小张赶紧关了手机，他在大学里学的是古代汉语，找不到工作才来建筑公司打工的，到公司不到半年就把安全员证书考出来了。安全事故案例题分析没有之乎者也，但知识是相通的。建筑工地上五大事故隐患高处垂落、物体打击、机械伤人、触电、坍塌，他倒着也能背出来的。

就在我们三个一筹莫展的时候，财务科长打来了电话，说事情解决了，老板从家里拿了十万美元，他马上去银行兑换一下，财务那再凑一点，钱就差不多了。

我一拍大腿，连忙站起来，笑着说：“钱能解决的问题，对老板来说都不是问题，吴经理，你马上去联系火化单签字的事情，钱一送到，就马上帶人去签字，吃过中饭去火化还来得及。楼处，你去落实一下他们回程的火车票，我现在去和王晓霞说一下，钱马上就送过来。”

楼国林边站起来边说：“慢慢来。我已经问过他们了，有几张车票找不到了。”

我说：“大钱都去了，只要路程对得上就给他们。我们两个人签上字给财务就好了。”

吴德明嘴里念念有词地出去了：“好的好的，我去开车。今天早上去加油，差一点把车给撞了，脑子里有点糊里糊涂了。”

楼国林看着吴德明的背影说：“建筑这口饭，吃了一辈子，总算马上到头了，在退休前，安安分分，上天保佑，工地上不要再出事情了。等一下殡仪馆……我不去了，慢慢来。”

我知道他不想去殡仪馆。老百姓对殡仪馆忌讳得很，就连殡仪馆附近的房价也像小娘生的儿子，有点抬不起头来。

八

在业务大楼办好手续，王晓霞的妈妈哭得死去活来。我看看情况不妙，要小张开车把王晓霞的妈妈和姑姑送回到宾馆。小的告别厅在业务大楼的东侧裙房里。向右拐过去，再走十多米就到了。王晓霞看到小告别厅，扔开王晓明的手，像短跑运动员听到发令枪一般蹿了过去。我无意之中看到王晓霞穿的鞋子和我儿子穿的鞋子竟然是一个牌子：耐克。

王晓明看到姐跑了过去，一边追一边喊：“姐姐，等等我，等等我，姐姐，我也要看爸爸。”

我和吴德明站在告别厅的门外三四米远的地方。小告别厅是一间二十来平方米的小房子。门是朝东面的。墙上挂着一块白布，白布上写着四个黑色大字：一路走好。白布黑字下面摆着一个纸质花圈。灵车停放在房子的中间，四周的通道就很狭窄了。王晓霞爸爸身上原来盖着的白布不知道什么时候换成了红色的被子。家属急忙忙地涌进了告别厅。女人们哭泣着，男人们流着泪，里面的空气也充满了悲伤味道。 王晓霞扑在爸爸的身上，双手捧着爸爸的脸。她像一只憩在枝头的小鸟突然被猎枪击中了翅膀一般哀伤，歇斯底里地哭喊起着：“爸爸，爸爸……女儿来看你了。爸爸，你听到了吗……”

吴德明拉了拉我的手，轻轻地说：“赵总，刚才王晓霞的妈妈还提了一个要求。”

我立刻问：“还有什么要求？”

吴德明说：“火化完了，要王晓霞去工地一趟，烧点纸钱，把……爸爸的魂叫回去。你看要不要让他们去？她……跪下来对我说的，我拉也拉不住她。”

我的心一抖，马上说：“他们的车票是晚上十二点的，时间应该来得及。这样吧，等一下你开车带他们去，一车就三四个人，注意一点，不要弄出大的动静来。”

我虽然没有看到当时的场面，但一定是凄凉和悲怜的。在出事当天晚上，房产公司的老总就打电话给我，说不要让家属到工地去。我和吴德明也说过这件事。财务科长把钱送过来就回去了。我和楼国林把钱拿过去的时候，王晓霞的妈妈从床上爬了起来，不停地向我们磕头。但为了让丈夫魂归故里，她却在吴德明的面前跪了下来。

吴德明点点头说：“好的，这个我会注意的，快到下班的时候我带他们过去，这个时候工地上甲方和监理没有人了。”

小张回来了。他没有玩手机，悄悄地站到了我们背后，脸上也是沉沉的。告别厅播放的乐曲是美国电影《魂断蓝桥》主题曲《友谊地久天长》。音乐真是个奇妙的东西。这个乐曲在婚礼响起的时候，声音是甜蜜的。在告别厅回荡的时候，声音是苦涩的。

王晓霞如掉入了一个无底的黑洞里，在竭力地挣扎着。她一只手摸着爸爸的脸，一只手拼命抓着自己乱成小鸡窝似的头发，剧烈地跺动着双脚，不断地啜哭着：“爸爸，爸爸，你为什么丢下女儿？爸爸、爸爸，你张开眼睛看看女儿，看看啊……爸爸……”

所有家属手拉手慢慢地绕灵车三圈之后，三人一排，双手合十，轮流向死者磕头、弯腰、拜上三拜，在向亲人作最后的告别。王晓霞矮小的婶婶拜好之后站在王晓霞的身边，双手搭在晓霞的肩上，哭泣着说：“晓霞，苦命的晓霞，苦命的晓明。老天不长眼睛，扔下两个苦命的娃。以后怎么办啊……”

王晓明的头刚刚露出灵车。他拉着爸爸的脚，鼻涕和泪水混在一起，一边摇着爸爸的腿，一边用稚幼的声音叫着：“爸爸……爸爸……”

王晓霞的哭声渐渐小了一些。她累了，眼泪流干了，嘴巴靠近爸爸的耳边，在窃窃私语着什么。虽然听不清她在说些什么，但……爸爸……两个字，我还是听得十分清晰。

工作人员脸无表情地走过来说：“好了好了，时间到了，再不去烧就来不及了，三点半钟就要下班的。”

王晓霞像突然被刀捅了一下。她猛地抬起头，看到弟弟晓明在另一头，发疯般地冲过去拉起弟弟的手，绕到灵车的正面说：“晓明，快给爸爸跪下，给爸爸磕头。”

说完，她双膝重重地跪倒在地上，双手支地，将头狠狠地敲在地砖上，地面发出“砰砰砰”的声音。王晓霞不停地磕了七八下之后，她的双手失去支点的作用，身子缓缓向左倒了下去。晓明还来不及磕头，转过身抱住了姐姐的大腿，姐姐姐姐哭喊起来。我赶紧冲进去，和几个家属一起把王晓霞扶了起来。她的身子软绵绵的，额头上鲜血不断地涌了出来，滴在告别厅的白色地磚上，也流到了我的手背上。

吴德明豹子一样蹿了进来。他咬紧牙关，黑溜溜的脸像一块铁，狠狠地从衬衣上撕下一只袖子，递给我说：“快，给她包上。”

在工地里磕磕碰碰的事情很多，当有人脚手流血的时候，民工都是撕破衣服来包扎的。吴德明的衬衣是白色的，血迹慢慢地印了出来，像画上一朵粉红色的梅花。

王晓霞的手中还留着几根刚才自己抓下来的细细头发。她嘴唇发紫，脸色白得像一块豆腐，嘴里还在呢喃地喊着：“爸爸……爸爸……求求你，不要丢下女儿……”

工作人员脸色如一块铁板，熟练地拉走了灵车。也许在他的眼睛里，灵车上放着一个人和放着一根木头，感觉是一样的。

我和王晓霞的婶婶一起，把她扶到告别厅门口的石凳子上。王晓霞呼吸急促，拼命想睁开眼睛，目送爸爸的灵车远去。

告别厅和火化间之间有个通道。灵车可以直接从告别厅拉到火化间的。当灵车消失在告别厅的通道口时，王晓霞像一只睡醒的狮子猛地站了起来。她急急忙忙地从T恤的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抬起手不停地晃动着这张纸，哭喊说：“爸爸，我是第一名……你看看，我真的是第一名……你说过，要送我去学校的啊……”

九

王晓霞在告别厅门口的石凳子上坐了五六分钟后，我和王晓霞的婶婶一起把她扶到火化等候区。我坐在王晓霞的右边，王晓明坐在左边。

我拍拍王晓霞的肩说：“休息一会儿吧，还要一个小时。”

王晓霞把头靠在椅子背上，点点头，十分虚弱地说：“叔叔，谢谢你。”

王晓霞的婶婶摇摇晃晃地走到我的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喋喋不休地说：“他去年过年回来，给晓霞买了一双什么克的很贵的鞋子……说要中考了，给女儿买一双好一点的鞋子。他自己连个肉包子都舍不得买……晓霞从小就聪明懂事，大概从十岁开始，她会给爸爸洗脚，给爸爸剪脚趾甲。有一次我也在，晓霞给她爸爸剪的时候不小心，把肉剪到了，她爸爸的脚趾头流了血，我以为她爸爸要骂她。她爸爸笑嘻嘻地说，没事，工地上这样出点血是经常的事情。”

王晓霞突然站了起来，双手紧紧地抱住婶婶肩膀，把头埋在婶婶的怀里，大声哭喊了起来：“爸爸……我以后永远不能再给爸爸洗脚、剪脚趾甲了……爸爸……”

一个最贫穷的父亲，对于儿女来说，也是一座最富有的山。王晓霞的爸爸和许许多多的打工者一样，也许是为了让儿女买得起好一点的衣服，能上好一点的学校，才离开儿女远走他乡去打工，而分离的父爱也许会更加深邃如海。

我拿出手机，给老板发了一个两个字的信息：“办妥！”

对老板来说，结果比过程更重要。我不会把这次谈判过程当中遇到的对手只有十七岁、是一个中考状元和发生的任何事情告诉他的。有一次，我去工地处理一个伤残九级的工伤事故，家属叫了几个社会上的闲杂人员来敲竹杠。他们拿着刀在我的眼前晃动着，还把我的手机都抢过去砸得粉碎，我也没有和老板说。

王晓霞已经坐回到了椅子上。她闭着的双眼含着半滴泪水，时而呼吸深，时而呼吸浅，头发乱得像马蹄踏过的小草。弟弟晓明坐在她的另一边，眼泪汪汪的，把头靠在王晓霞的大腿上。王晓霞的一只手紧紧地拉着弟弟的手。这是我又一次看到王晓霞紧紧地拉着弟弟的手。

在等候区里，还有不少人坐在里面。年轻的男男女女，不是玩着手机，就是看着手机。杭州的殡仪馆里也有无线网了。小张坐在角落最背后的位子，一个人在发呆。

我突然想起王晓霞在冷冻车间里的话：爸爸本来要给她买一只手机。

我马上走到小张的旁边，轻声地问：“小张，现在高中生用什么手机的？”

“苹果啊，赵总，你要买给你儿子？”小张很快站了起来说。

我又问：“除了苹果，还有什么比较好的。女生用的。”

小张眨了一下眼睛：“OPPO音乐手机也不错，赵总，给……她的？”

“这个手机要多少钱？”我边掏钱包边问。

小张眨巴着眼睛说：“两千元差不多。你……”

我拿出钱包，数出两千元钱，又拿出汽车钥匙递给他说：“开我的车去，你赶快去买一个，号码不用的。”

小张点点头，转身看了一眼王晓霞，脸上露出淡淡笑意，轻轻地说：“保证完成任务。赵总，那个……笔放在宾馆里，等一下回去我拿给你。”

我说：“用不上了，你全部删去吧，空白的给我就行了。”

小张拿过我的车钥匙说：“好的。”

他拿上车钥匙，转过身，风一样跑了出去。这四天来，我第一次看到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吴德明去镇上的联华超市去买衬衣还没有回来。来殡仪馆的时候我还没有吃中饭，感觉肚子有点饿了。我走到等候处的门口，懒洋洋地拨通吴德明电话，用一半调侃一半问询的语气说：“吴经理，汗衫是不是到月亮上去买的？我的肚子在闹革命了，带点点心过来吧。”

电话里吴德明语气沉重地说：“新衬衣穿上了，我在殡仪馆门口的小饭店捎了几个荷包蛋，让王晓霞也好好吃一点。赵总，我给她爸爸的工钱多算了一百元钱一天，已经给她妈妈了。”

这个吴德明脾气粗，想不到他心还蛮细的。我心里笑了笑，正要回到等候处里去，在冷冻车间里和我一起把王晓霞拉出来的叔叔走了过来。他脸上堆着尴尬的笑，唯唯诺诺地说：“谢谢老板，谢谢领导。谢谢赵 ……总。之前我们脾气不好，不要见怪，你们都是好人。”说完，递给我一支红塔山香烟，“差一点，差一点。”

我一边接住烟，一边向他点点头说：“死者为大，入土为安，事情处理好了，对死者也是一个告慰。”

“那是那是，以后来云南，我请你喝酒……喝普洱茶。”他点着头，又拿出一支烟塞给我。退回去的时候，他的腰弯得如一只虾。

我点着了红塔山香烟。我刚出去打工的时候，红塔山算是上品。可现在，我总觉得这个烟太凶，太呛。我也搞不清是我的嘴巴变了，还是香烟的味道变了。

烟抽了一半我就扔掉了。我斜眼瞄冷冻车间和火化间，再低头看看我和王晓霞坐过的草坪。四天的时间很快，快得像打了一个喷嚏，发生的故事也像云彩飘过天空，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但记忆的碎片总会留存在心里的某个角落里。

我慢慢地回到了等候区门口，刚要进去，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我打开短信一看，是老板发来的：“麻烦你替我买一束黄菊花，放在骨灰盒上面。在我们公司工地上去世的，就是我们公司的人，愿他一路走好！”

我的心像被钱塘江的浪潮冲击着一般滚动起来，据说坏人死了以后直接下地狱，好人死后上天堂。可通往天堂的路上，还有一扇门，这门需要有一个指令才能打开，密码就两个字：慈悲。

十

花店在殡仪馆的大门口左侧。店面很小，门是朝西溪路，外面摆着几个花圈。这几个是大概样品，上面结满了尘埃。二十多年前我刚来杭州打工时，在杭州市交通地图上西溪路是最长的市区道路之一。现在城市越来越大了，德胜路从城东连到了城西，文一路从市中心通到余杭。也许没有人会想起在一座座的高楼大厦的地基上，曾经留下过无数建筑工人的脚印。

我刚要走进花店里去，手机上收到了儿子发来微信：“老爸，你在哪里？”

我：“你有事吗？”

儿子：“我的同学从诸暨来杭州，他一定要来找你。”

我：“同学？”

儿子：“同学！”

我：“同学？？”

儿子：“同学！！”

我：“同学？？？”

儿子：“同学！！！”

我买好菊花，慢慢走进了殡仪馆大门里。太阳静静地挂在正天空，像圆规画出来一样的圆。天很高，云很淡，阳光披满了殡仪馆里的一叶一树。大门里涌出来一群送葬的人，队伍很长，前面的人到了门口，最后的人还在停车场里移动。

我突然醍醐灌顶，其实生命最神圣最公平的地方就是生死之间的医院和殡仪馆。就算长命百岁，也是在出生证和死亡证之间穿行一次。我看到过网上有一个说法：一对吵着要离婚的夫妻，去殯仪馆门口待上三天，如许就不会离婚了。

我转过身，从大门里走了出来，站在西溪路上给儿子发了微信：“在殡仪馆，西溪路731号。”

儿子：“知道了，我们马上过来。”

芸芸丛生，人会遇到无数对手。我儿子十七岁，王晓霞也是十七岁，儿子的同学应该也是十七岁。今天王晓霞是我悲情的偶然对手，也许在明天他们是同在蓝天下温情的潜在的对手。

责任编辑 杨 希

袁友才：国家一级建造师、建设集团副总，在《西湖》《文学港》上发表过中短篇小说，短篇小说《一叶一树一世界》被《特别关注》杂志选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