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武鸣之乡，赶歌圩文化

张瑶

摘要：他们对唱所唱的民歌，实则是指壮族二声部民间歌曲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生存状态。这其中包含有专业人员刚接触它的原生形态，也有多种因素促其稍变的次生形态。就像我们此次前去欣赏到的壮歌，有比拉柳拉、比罗嗨、比呃等。而这三种也是有所不同的，比拉柳拉的每段开始都有前呼后应；比罗嗨是临结束时do与re碰撞，然后导入主音la终结；比呃则是两声部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关键词：歌圩 壮乡 对唱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7）09-0033-02

武鸣，壮族歌吁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在古壮语中，“圩”就是市集，“歌圩”实则是民众因唱山歌而聚集形成的市集。在清光绪年间的《武缘县图经》有记载：“答歌之习，武缘仙湖、廖江二处有之，每年三月初一至十日，沿江上下，数里之内，士女如云。”足可见当时歌圩的盛况。然，“三月三”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俗话说“三月三，龙拜山”，是歌圩真正的起源。传说骆越祖母王救下并养了一条断尾的小蛇，还称它为“摇尾蛇”，之后的小蛇渐渐长大，做起了珠江的守护龙神，由此骆越祖母王又被珠江流域民众尊崇为“龙母”神，每逢农历三月初三，搖尾龙神便会回到大明山为母亲扫墓。后因为壮族先民们感念龙母的庇佑，便于每年农历三月初三都聚集举行祭拜仪式，并以山歌来歌颂龙母恩德，这便是最早的歌圩。作为儒教策源地的中国，音乐的主流一直是政治的附庸，宫廷雅乐、俗乐大都以仪式居上，与西方音乐体裁相比其艺术性空洞化性格明显。宋、明以来，随着城市文化的迅速成长也为民间艺术的发展燃炽了新的火种，在戏剧文化、器乐音乐、民间体裁等蓬勃发展的同时，我们又看到在追求艺术性、娱乐性的同时，也显露出一种求新弃旧的发展轨迹。

在今年的“三月三”，对于歌圩文化甚是好奇的我们，便趁着国家特意为三月三放公假的时间，来到“歌圩圣地”武鸣参加2017年的歌圩暨骆越文化旅游节。到了这里，我们欣赏到了“歌王大赛”“骆越祖母王祭祀大典”“千人竹竿舞”“抢花炮”，抛绣球，舞龙舞狮，采茶戏……还吃到了五色糯米饭，感受到它的氛围不亚于春节，还了解到三月三不单是壮族的重要节日，也是汉、瑶、苗、侗、仫佬、毛南等世居民族的重要节日，宋人著《太平寰宇记》中“男女盛服……聚会作歌”的记载，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会长谢寿球说“这源于古骆越时期农历三月初三前后举行的骆越祖母王祭祀大典。”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是称“歌吁暨骆越文化艺术节”的原因了。

当然，在此给大家简单介绍下我们这次去文化旅游节的安排，首先是，歌圩的开幕式。表演壮乡人民庆丰收的《竹竿迎春舞》；紧接着，不同地儿有民间民俗体育活动，包括抢花炮、投绣球、板鞋竟速、打陀螺、滚铁环混合接力赛、舞狮等项目，这样既可以体现出壮族的少数民族民情风俗又可以将当地的地域性表现得淋漓尽致，更何况它的艺术性、观赏性再一次为我们外来赶歌圩的人们创造近距离感受这种节日的氛围，同样也让我们见识到了壮乡人们这种乐观豁达、民风朴素的精神面貌；当天晚上是壮乡的文艺晚会，它有情景表演和壮族本地歌曲，如《三月长歌行》《壮乡五色饭》等，反映壮族人民能歌善舞，幸福美满的民风；第二天是，骆越文化文艺演出和展览。文艺节目《骆越神鼓》，演绎壮族先民神物铜鼓象征权利、财富和地位的历史文化，反映壮族先民的原始信仰，生活习俗和农耕稻作文化。另外还有反映骆越文化的书画、摄影展、笔会等活动。还有广西山歌的歌王赛，既可以展现壮乡山歌本身的魅力，也可以为培养和选拔民间文艺人才提供舞台。

当天晚上结束了所有的活动后，我们边走边想，是怎样的文化底蕴造就了这样的歌圩文化的出现？追溯到原始社会，歌圩更多地是表现为对自然的祭祀行为，用载歌载舞的形式向大自然表示敬畏，向神灵祷告，以祈求风调雨顺。但随着人们的主体地位渐渐显现出来，最初作为祭祀的歌圩活动便演变成了一项男女青年互相结交朋友的文化活动，成为一种融合了民俗风情与地域文化的文化活动。第二天我们没有跟随安排去观赏他们的歌王大赛，而是去到老年活动中心外的沿河边，看到了武鸣还有其他乡县的民众搭台对歌，除了在台上男女青年对唱山歌以外，在台下小凉亭中中老年人也会聚到一起成群进行歌圩比赛，待我们进一步了解得知，这是一项娱乐性强的活动，大概将男女分成两组来对歌，也可另作分组，对唱的山歌内容不作要求，可以是抒发个人情感、表达爱情的歌，也可以是中老年人们茶余饭后的聊天，还有你一言我一语骂人的俏皮话，当然我们还特意请教了当地的民众，他们的歌词和曲调都是现编现唱，当然也有直接取已经存有的壮族自己的调子来进行填词并演唱，唱法就是运用现在所说的原生态唱法，那既然有比赛就会有输赢，歌圩的比赛输赢与其他声乐比赛不同：歌圩比赛是进行到一方已经对不上歌才算胜负分明，并强调中途是不能够停止的，假使双方实力相当，对上几天几夜也毫不惊讶，所以你在三月三前后几天听到夜半歌声便懂得其中的奥秘了。

当我们再细细去品味壮歌时，你将被壮族民歌本身完整而成熟的对唱声部观念与丰富的对唱曲目所折服。他们对唱所唱的民歌，实则是指壮族二声部民间歌曲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生存状态。这其中包含有专业人员刚接触它的原生形态，也有多种因素促其稍变的次生形态。就像我们此次前去欣赏到的壮歌，有比拉柳拉、比罗嗨、比呃等。而这三种也是有所不同的，比拉柳拉的每段开始都有前呼后应；比罗嗨是临结束时do与re碰撞，然后导入主音la终结；比呃则是两声部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壮族这种对唱民歌与其相应的族群性民俗活动相依相存，群聚性民俗活动更是他们发展的载体，而它们也充分彰显出群聚性民俗文化活动的特色，进一步充实其内涵。

毫无疑问，歌圩节，既可以很好的满足像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想要赶一赶歌圩的眼福和耳福，也可以拉动当地的经济并对于他们本民族的情感有一定的维系作用。不仅如此，还可以很好的为挖掘后继的唱山歌的歌王等原生态歌手提供展现的平台，同时对挖掘和推广民族歌舞、剧种、民族手工艺品、少数民族服饰等都有一定的推广和宣传的作用。从世纪初，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西学”进入国门，随之而来的是中外（西）、古今、雅俗文化之“遇流”及其延伸出的种种振荡、探索和转型。传统音乐原本占有着的天下，一跃成了“三分天下”。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格局中，中国的一批知识分子深深感受到“音乐”在中国的近代，已然不似“礼乐之邦”的古代辉煌，而只是“不足以促进我们民众的向上精神”的“浅陋冶荡之音”。换句话说，从晚清到明初，中国的传统民族音乐在民众眼里是有着不同的解读——山歌小调随性、随情，缭绕在不知名的原野。在当时的大环境下，“零零碎碎”的地方性音乐，不知如何来面对现代民族音乐国家的要求。当时的知识分子则不得不提出“国乐”这样的要求，这不仅仅占领传统民族音乐的部分，还有着延续音乐传统的创造及其成果。据笔者所知，武鸣县歌舞剧团编导的原生态民族节目《古岳铿锵》，2009年代表自治区参加首届全国“女娲杯”民间歌舞比赛荣获银奖，还有武鸣县尼达妮合唱团的成立，对山歌的继承和保护起到重要作用，进一步从娃娃抓起，为培养新一代的山歌手，传承与弘扬武鸣壮族优秀山歌，打造武鸣壮族文化的品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享誉世界等具有重要的影响，实现非物质文化保护、传承与当地经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双驱动模式，这样一个双赢的“三月三”必定会越走越远，让我们期待武鸣的时代的到来。

参考文献：

[1]杨燕迪.音乐学新论——音乐学的学科领域与研究规范[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