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访谈

慈禧的鼻子不能刮

慈禧幼时家境贫寒，小小年纪就自己去油盐铺打酱油。老板见她模样乖巧可人，经常用手指刮她的鼻子，逗她玩。这对于一般人来说倒也不是什么大事，但等慈禧变身为太后，事情就不这么简单了。有一次，慈禧的老乡进宫唠家常，慈禧随口问了一句，那个经常刮她鼻子的老板还在卖酱油吗？油盐铺老板听说后吓坏了，以为慈禧要找他的麻烦，思来想去，惶恐之中竟投井自尽了。

“份子钱”不一定是钱

1923年，文学家郑振铎与高君箴在上海结婚，为表示诚意，双方家长都要在结婚证上加盖私印。可婚礼前夕，郑振铎才想起自己母亲没有印章，连忙请瞿秋白帮忙。第二天上午婚礼即将开始，有人送来大红喜包一件，红包上写着：“振铎先生君箴女士结婚志喜，贺仪五十元。瞿秋白。”可当郑振铎打开红包后，并未见瞿秋白说的50元，而是三方青田石印章。郑振铎这才恍然大悟，瞿秋白这是把刻的印章当份子钱了。

玩脑筋急转弯不能想太深

隋末唐初的候白诙谐幽默，机智过人。有一次在一个大型宴会上，众人让候白出个谜语助兴，但是所猜之物既不能过于生僻，又不能无中生有、胡编乱造。候白应声出题道：“有物大如狗，面貌极似牛。猜一种动物，请答题。”众人抢答，有的说是獐，有的说是狍子，争论不休，候白则笑而不语。这帮人实在猜不出来了，就请候白说出谜底，候白笑着说：“就你们这智商，以后也别猜谜了，这种动物分明就是牛犊子！”

军棍也能打欠条

1916年，军阀张怀芝任山东省长时，喜欢用抽签的方式来分配任务。他事先把省府要员的名字写在签条上，遇到有事，随手抽签一支，然后把事情交给此人。一天，张怀芝正好抽到了科长姚鹏，连叫几声竟无人应答，张怀芝勃然大怒，下令罚他200下军棍。原来这位姚鹏科长那天恰好有急事外出，沒来得及报备。为此，全省署官员一致替科长求情，张怀芝坚持不从。后经多方斡旋，张怀芝才做出妥协，由姚鹏写一张欠条呈给自己：“欠省长公署军棍二百”。

名人推荐未必靠谱

1936年的一天，鲁迅随手翻阅《申报》，翻到第三版时，突然大为激动，急火攻心。他搁下报纸，迅即伏案疾书，写了几行批评文字。原来，报上刊登的是商务印书馆的“星期标准书”（当时流行的一种书籍营销模式），即罗家伦推荐的希特勒的《我之奋斗》。鲁迅对罗家伦将纳粹元凶的书选定为“星期标准书”加以推荐，十分不满，质疑罗家伦作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水准。可惜，这本书已经被推荐，鲁迅也只能抱怨一番。

结交大师拿实力说话

民国时期，熊十力很想结识大儒马一浮，便给他写了一封结交信，顺便把自己作品《新唯识论》的稿本也一起寄给了他，以博得对方好感。可一个多月过去了，仍无音信。熊十力也不客套，上来就问他：“这么长时间了，你怎么也不给个回音？”马一浮说：“你如果只是寄信来，我肯定早已回复，可是你连大作都寄来了，无论如何我也要好好拜读过才能说话。”两位大师自此惺惺相惜，成为莫逆之交。

参加劳动，人人有责

抗战时期，朱德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样，每天都非常忙碌。一天，朱德所在的党小组响应总部机关支部的号召，利用党员日活动时间搞了一次平整操场的义务劳动。这个小组大多是警卫班的党员，当时朱德正在作战处埋头工作，党小组长就没有通知他去参加义务劳动。事后，朱德知道了这事，觉得自己不能搞特殊，便找党小组长作检讨，并在小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对付欠款者有高招

达·芬奇承接了一项给某豪宅画装饰画的工程，可工程都快进行完了，对方却不给工程款，达·芬奇再三催促都无济于事。于是，一天清晨，达·芬奇带着助手一起消失了，并给豪宅主人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因为您一直无法支付给我费用，所以我只得把这么重要的事情先搁置一边，去干一些其他活儿来糊口。不得已，豪宅主人只能如数给钱。

翻译的作用不可小觑

新中国建立后，王稼祥出任首任驻苏联大使，他虽然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但仍坚持请翻译陪同自己出席各种场合。翻译不解地问原因，王稼祥微微一笑说：“外交上最好不要直接谈，再好的外文也不能直接谈，要经过翻译。这是因为我的俄文虽然不错，但并不代表我的翻译水平一定比你高；再则，你翻译了，如有不妥之处，我尚有机会润色，我俩合作翻译会更好；三则，你在翻译的时候，我就有时间思考，这样讲的话会更妥当。”翻译听后佩服不已。

长寿专家自己首先要长寿

前苏联的科学院院士博戈莫列茨曾发表了一套有关长寿的理论，并断言人可以活到150岁。斯大林对他的工作成果很感兴趣，且非常支持他的工作。博戈莫列茨也因此被授予了各种奖章和称号、科学院院士、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博戈莫列茨于1946年去世时，终年65岁。斯大林得知这一消息后说：“这家伙把大家都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