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良若只如初见

唐克扬

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是“到日本去看古中国”。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点爆了这种双重远方的想象，空间的、时间的远方……好像但凡是在日本取景，银幕中的人物立刻就“唐朝”了，好像一朝穿越到了古都，就得是背倚金碧山水，出入烟花乱丛之中了。

然而，京都和奈良并不能等同于洛阳和长安，掐头去尾的城市也并不就是真正的“古都”吧。仅看一眼电影剧照，唐风习染的古代庙宇确能催发一种“回到过去”的文艺感性。然而，待得更长的人，也许会发现另一个更久远的奈良。若真想看古都而不仅是古建，城市真正的“最初”没剩多少，比如奈良的平城宫，也就是和铜元年（708年），由元明天皇下达诏令，花了一年半就建成迁入的“平城京”的主体部分，业已湮没在现代城郊的荒草中了。

“剩下的”又注定是孤立的。就算是片段尚存，最初的城市脉络久已漫漶不清，今日奈良那些最著名的古迹——存有世界上最早木结构的法隆寺，见证了中日早期交流的唐招提寺，以及有号称“最美佛塔”的药师寺、旅游者必去的东大寺……反而是在昔日城市的外围了，分别是今天奈良的西郊、南郊和东郊，它们常常是在乡野的环境中，错落在无名的水田和树篱之间。对于大量寻求“异邦”（heterotopia）体验的善男善女，诱得他们千里迢迢去到东瀛的，最好是“活物”而不是“死物”——比如东大寺的门前散走于林间花下的梅花鹿。这一切提醒着我们，能够发生当代意义的那一部分“古代”反而常是被持续使用更新的场所，其间发生的空间转换不可避免，中心和边缘往往位置倒错，而后来居上的例子屡见不鲜。

无论如何，要一座历史城市满满都是“历史”可能太奢侈了，要知道回过神的“历史保护”不过是吃饱了饭的“现代”之后的事情，洋风大盛的东亚城市的近代史尤其如此——在现实中，要最终抵达明信片式的古老场景，首先必须搞明白它们的现代语境。比如我，虽然从书上熟读了此地的过去，首先记住的却是奈良的两个火车站，火车站进，火车站出，城市最早的方位感已经摸不着了。其中的JR奈良站，竟成了我几天奈良游最重要的生活节点。不用出站，就可以通过连廊走到旅馆，将行李塞进狭窄的混凝土盒子，楼下的便利店购买旅行必需品，附近的观光中心取阅相关资讯……然后，才是蓦然立在闹市里的红绿灯下，向东拐去往兴福寺的三条大路，走上一条让你疑惑是否走错地方的访古之路——没错，通往真正古代的道路最多是“仿古”的，它的包装纵然精致，却与古都无关，街上的导购员可以轮番说日语、英语和中文，你将被他们招徕个千遍百回……这些在世界各地都似曾相识的场面，多少叨扰了一个人的唐朝梦境，如果不是彻底将它们摧毁了的话。

不管剖面多么古老，以火车站为重心的城市基础结构早已更“新”了，不仅在JR线上也在其他地方，代表现代速度的生活隆隆地驶过，并无古老时间里的滞怠或犹疑。这明显和布鲁日、威尼斯、横店不同——眼睛所及之处，后者刻意将现代赶得远远的，营造了全面、立体的古代，宛如真正的电影场景，向络绎不绝购票前往的旅游者脱帽致意，奈良却有相当的部分属于当代。就在另一座火车站附近，日本的建筑大师矶崎新设计了一座现代风格的奈良会馆，它有着一般水泥盒子不具备的优美曲线和平面、结构特征，你若说它勉强只是“会意”的古代也未尝不可，因为从丹下健三等一批战后建筑师开始，日本人已经这样向传统致意了：富于塑性的混凝土可以模仿出木构轮廓中婉转的“生起”或“收分”，就像庞贝的火山灰壳子里浇筑了古代曾有过的形体，阔大的屋顶和台基象征着“上宇下栋”——但这种与古为新的致意和布鲁日、威尼斯将自己彻底“旅游地化”的做法判然有别：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矶崎新的作品是用那时方兴未艾的计算机辅助设计工具渲染出来的，纽约现代美术馆（MoMA）最终收藏了矶崎新的这幅“建筑绘画”。

对我这样一个外来者，几乎没法知道什么时候奈良就变成这么“新”的，显然不是一朝一日。西方研究者敏感地注意到，日本建筑师对于日本传统的真正重视，并不是在他们的西式城市兴起的阶段而是在“二战”以后，所以他们返回自己的“原点”的时间并不比我们早多少。同我们一样，日本建筑发源于极端实用的文化转型之中，在那时，在明治维新的洋式建筑风潮里，现代日本建筑的使命和日本的传统都市缺乏急迫的联系，甚至，对于“旧”城市慢慢滋生的自信心还要靠“新”建筑的大获成功来反向积累。在奈良，同为国宝的东大寺和唐招提寺金堂都经过好几次现代式样的大修，在100多年以前，刚刚登上近代化之路的日本人，毫不犹豫地将古代结构中的“冗材”去除，添加更具效率的三角钢铁桁架，原因是传统技术达不到维修的要求，只是到近一个世纪后，“修旧如旧”的愿景才回到志满意得的大匠的视野中……但是都“旧”了也不见得就是“历史”，你到整洁如初的法隆寺金堂应约访古，可能拂拭不出什么时间的灰尘，因为人家修复的活儿干得太利索了，以至于“如此旧的也是这么新”。

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让历史城市的语境并不如名建筑的古风外表那般受重视，老旧的东西最终只是种语焉不详的“感受”。在学习西方的初期，日本留德、留英和留美的学生当然要学习所在国的语言，直至1915年，日本大学建筑学科的毕业生仍需要以英语写作毕业论文。但是从一开始，外国教育家就发现，日本建筑师对于反映建筑原初逻辑的“文法”存在某种程度的忽视，觉得它们是第二层面的东西，是工具而非建筑学的核心，日本现代建筑教育的草创者，英国人康德尔就警告他的学生们，不要借鉴日本抄袭的那些二手欧洲建筑，因为尺度、功能、光线、温度等等只有通过原境“直观”的感受才能学习，但英语急剧退化的日本学生似乎很快忘了这事。现代日语更是将外来词转音吸收在日语词汇中，山寨成功的同时，客观上也就削弱了对“翻譯”过程中“转义”的重视，更不细究“原文”。于是，表面上超级耐心的建筑细节的实录，会一下子走到另一个极端，就是极度发散的“感受”——从“与古为新”，变成“与古为徒”了。谷崎润一郎著名的《阴翳礼赞》的“礼赞”，也是向传统的“致意”，本质上是点状的“评估”（appraisal）而非社会全景式的研究，更谈不上是有所取舍的“批判性”写作（critical writing）。

不难理解，这样的历史“是出发点而非回归点”（篠原一男）。难怪真正的古代奈良（平城京）早让呼啸的JR线拦腰穿过了，这一切甚至也发生在关野贞等人开始发掘平城宫之后——出发者，至少是在出发的一瞬间，来不及考虑将来再回来时看到的景象，高速铁路的速度和尺度下，艺伎款款穿越的招牌画面已经失效。在空旷无比的平城宫遗址上，我费了不少力气才找到入口，却发现没有什么值得流连的真正的遗迹，连建筑础石之类找到的都不多。荒芜的基地上一无所有，他们倒是动作麻利地修起了宫殿群最重要的建筑“大极殿”，是个全然人造的古迹——这，也颇有点像拆毁了城墙的北京城，又在它“中轴线”的南端修起来一座永定门，为的只是让历史能够重新“看见”。

明信片中闪亮的地标，荒草里空荡荡的废宫，哪个才是真正的奈良？

就古都而言，着眼单体建筑而非城市文脉，恐怕也来自长久以来西方人对于东方情调（既包括狭义的东方，还有希腊、埃及等）的浓郁兴趣，后者倒回来促生了普通日本人对于建筑“自我”的一种重新定位。这种现象自从芝加哥博览会所复制的平等院凤凰堂以后就普遍存在——最终，那些“重点”的、“国宝”级别的建筑从它们的语境之中剥落出来，成了古代日本的象征。这样的象征多是诱惑眼睛的而不是经由头脑的，对于景点里森林般的相机镜头比较友好，但放在人海茫茫的现代闹市里就失去了作用。一个满心期待这样的奈良的人一旦真的来了，恐怕难以不感到一丝失望。

有趣的是，貌似比较“现代”的日本建筑师，反而超脱于明信片式的新旧情节，更感兴趣那些“看不见的城市”里的传统。在哈佛大学接受过建筑学训练的建筑师桢文彦，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讨论日本历史城市的“内部”。在他看来，只有把城市看成一个整体才会有“深入”的建筑问题，这个意义上那些无名的城市社区和著名的地标建筑一样有价值——另外，其实本来哪有什么“内部”？主要是不了解情况的“外人”倒回头看才有“内部”。

秋山国三和仲村研，日本著名的古都学者，详细讨论了构成“看不见的奈良”的基本单位：“町”。熟悉中国古代城市的人都知道，奈良的前身平城京和这以后发展为京都市的平安京，都积极地模仿了中国的古都比如长安和洛阳，它们的相似不仅在于命名，也在于城市规划和建设管理的手法。“町”的中国原型就是“里坊”，不过是街道的公共界面所围合的城市街块的总称，所不同的是“町”的四面不设围墙，你在周边所看到的，和它沉默的内部所包裹的，构成了桢文彦所说的不一样的“内”和“外”的关系。即使不细究起源，“町”这个象形的汉字——“田”加“丁”——亦形象地说明了此类城市的结构建制：除了少量的高等级建筑和宫殿是事先布置，其他的方块街区是整齐划一地建立起来的。与隋唐两京的情况类似，平城京在初期建设的时候并无精细化的规划，分配宅地的原则不过是根据品级做了“一町”“半町”“四分之一町”的限制，下面就该听任官民“分地版筑”了——这样才能在短期内“建成”这座一共也没有超过100年试用期的国都。与同时期的欧洲小城市不同，东方城市的“町”和“坊”彼此相似大量繁殖，只能靠“一条、二条……”的名目区别，而不是依赖个体建筑物的不同坐落万千姿态，从而雕琢出更立体化的城市面貌。城市规划的这种“数目字化”是“看不见”的原因之一。

按说，这样的城市应该极端无趣才是。但是事实正好相反，没有经意设置的面向和形象，让这些平面相似的街区反而面貌纷异、变化多端。我们今天走过通往兴福寺的那条旅游街，只要在往南多走一会儿，就会穿过奈良最富于古都风貌的传统住区，虽然街区尺寸类似，有的是围墙院落，有的是街面房屋，有的只是一泓古池塘、一围荒草……恰恰是这些说不上名字的“町”依稀散发出更浓郁的古意。虽然每个街区的地盘方正相似，唯独其中的地形高低起伏，巷曲纵横交错，园池星罗棋布，各个“町”的地况参差不一，于是外围有时倒逼了内里，人工混杂着自然，通路和门禁带来了街区内外的不同境遇、纷繁各异的使用——在重复的基础上形成的变化，貌似雷同又永不能穷尽的市井繁华，出入之间“看得见”和“摸不着”的矛盾，大概是桢文彦所着迷的东方古都特有的都市学。

尤其对于一个初来乍到的旅行者而言，这种都市学是撩拨起更多的好奇心的。它不是一般人可以接近的，因此永远不会被窥破;蓊蓊郁郁的幽晦处，反而是最接近古代气息的东西;看上一眼，恐怕没有什么可以记住，那种神秘的气氛却永不會忘却。对于日新月异的公共界面而言，“古代”也许久已消失，但是真正的奈良也许依然活在这种暧昧的深处——即使在那些外表已经很时髦的旅游街的后面。

只是，我每次又走回来这里，在为之吸引的同时，也总会对自己旅游者的身份感到下意识的困惑：我究竟应该驻足停留，还是很快地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