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环境传播研究的特征与范式
——基于EBSCO数据库的相关内容分析

李文竹，曹素贞

（1.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传媒研究所，北京 100073；2.河北经贸大学 人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61）

国际环境传播研究的特征与范式
——基于EBSCO数据库的相关内容分析

李文竹1，曹素贞2

（1.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传媒研究所，北京 100073；2.河北经贸大学 人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61）

近年来，环境传播作为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领域，其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分析EBSCO Communication and Mass Media Complete数据库1995—2016年的156篇环境传播的研究文献，对其特征分布情况进行解读，从媒介、公众、危机和政治四个层面梳理目前环境传播领域主要研究方法与范式。

环境传播；风险沟通；公众；话语；媒介

19世纪末，美国著名自然主义者和生态保护主义者约翰·缪尔（John Muir）满怀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眷恋促成了“国家公园”制度的建立，到20世纪中期，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以那本《寂静的春天》使工业化学制剂对人类健康的危害家喻户晓，环境信息的传播展现着它面对全球环境危机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环境传播是一个新的交叉学科，它体现了与传播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各类学科的相互交叉，具有多元的研究方法和视角。环境传播源起于1972年克莱·舍恩菲尔德（Clay A.Schoenfeld）发表在《美国森林》杂志上的《环境传播的兴起》，成为环境传播研究领域的第一篇学术文献。1979年，勒妮·吉列尔雷（Renee Guillierie）和克莱·舍恩菲尔德（Clay Schoenfeld）在《环境传播研究与评论的文献注释（1969—1979）》一书中，将环境传播定义为：“环境传播是指围绕环境、环境管理、环境议题方面的文字、语言或视觉信息，对其进行策划、生产、交流或研究的过程与实践。”[1]有别于前人对环境传播作用于环境问题解决的实用主义色彩的定义，1989年，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将社会学的概念纳入环境传播的解释范畴，认为环境传播是“旨在改变社会传播结构与话语系统的任何一种有关环境议题表达的交流实践与方式。”这一定义奠定了环境传播的学术基础。

近十年来，环境传播作为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领域，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目前，四大国际最有影响力的传播学会ICA（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IAMCR（国际传播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AEJMC（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NCA（全美传播学会，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都开辟了关于环境传播的主题分会场。环境传播已经成为传播学门类下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并具有了自身的研究方法和学术领域。

一、环境传播研究的特征分布

为分析把握环境传播研究的历史发展与现实特征，本研究在 EBSCO Communication and Mass Media Complete数据库中进行关键词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环境传播）检索，并对检索到的156篇文章作为研究样本，综合使用主题高频词分析、内容分析等方法，从作者的数量、国别、研究理论方法、研究议题等方面展开统计分析，归纳近年来国际上环境传播领域的研究热点，梳理环境传播当前的主要研究范式和方法。

（一）研究热度与趋势

在整体研究趋势脉络走向上，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际环境传播研究在数量上呈现曲线递增的态势。图1显示，2008年、2009年小高峰的形成源于当年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论文集中收入了大量的环境传播议题研究论文，论文数量在波动中保持了一定的稳定状态，2013年、2016年《环境传播》《科学传播》等杂志均刊登了一定数量的相关研究论文，形成了环境传播研究高峰，总体展现出一个新兴交叉研究领域的持续发展态势。

图1 环境传播研究年度趋势图

（二）相关研究者与地域分布

研究发现，目前国际上对环境传播的研究呈现以美国为中心的研究态势。在学术期刊分布方面，环境传播研究多见诸于美国的新闻传播类学术期刊，在涉及的45种刊物中，美国期刊有37本（占比82%），其次为加拿大、法国、中国的国际期刊。中国的国际期刊（China Media Report Overseas、China Media Research、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各有1篇文章。在研究者的分布方面，据统计，近年环境传播的研究者的第一阵营分布在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在184位作者中（包含合作作者），美国有103人（占55.98%），第二阵营为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英国、瑞典等西方发达国家，第三阵营为中国、罗马尼亚、南非博茨瓦纳等发展中国家，中国学者有8人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其中4人为中国香港的学者。从研究对象的地域分布上看，在明确研究对象地域划分的59篇论文中，美国占据32篇（占54.24%）之首，其次为新西兰、日本、中国、墨西哥、加拿大等。

（三）研究理论与方法

在研究理论运用方面，在全部156篇样本论文中，共有50篇（占32.05%）论文采用了明确的研究理论，涉及来自传播学、社会学、语言学、哲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其中修辞理论、框架理论、议程设置等运用较多。在研究方法运用方面，全部样本论文中共有122篇采用了明确方法，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方法是话语分析（23篇，占18.85%），其次为个案研究（20篇，占16.39%），访谈与调查方法（14篇，占11.48%），除了这些社会科学研究的常用方法之外，使用的其他方法有内容分析法、民族志、文本分析、实验法、比较分析法，还有个别文章采用了口述史、引证分析、时间序数分析等方法。

（四）研究主题与关键词

本研究在对样本文章议题领域进行分类统计时，对环境传播研究议题领域分设了十个类别：（1）环境新闻与媒介。其主要从新闻报道的角度研究媒体报道环境问题的模式与特点以及媒体报道对公众环境认知的影响。（2）科学传播从科学传播的角度报道环境信息的传播方法与策略。（3）环境修辞。其从修辞的角度研究环境沟通中的信息传播模式。（4）环境管理。其研究环境政策、环境治理等政府在环境管理中的决策方式，以及如何利用传播来提升环境管理政策的公众认知度与管理的有效性。（5）环境公众参与。其研究公众、企业界、科学家、环保人士等参与政府决策的程度，以及公众环境信息知情权的实现程度。（6）环境话语。其从话语分析的角度研究主体进行环境沟通时所运用的说服模式。（7）环保组织研究。其研究非政府组织（NGO）对环境保护工作的作用实现状况。（8）风险传播。其从风险的角度探讨环境信息的传播效果以及不同社会文化对公众判断风险的影响。（9）环境报道框架。其从框架分析的角度分析环境报道的语态特征。（10）环境公众认知。其从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意识等公众认知角度分析环境传播的策略与方法。

由表1可知，环境传播研究领域总体可分为十个类别和三个板块。根据其研究热度和特征分析可知，环境新闻与媒介（69篇）单独作为一个重点研究板块位列第一；科学传播（52篇）和风险传播（14篇）作为另一个重要研究板块，其总体热度占到第二位；其他环境修辞（21篇）、环境话语（19篇）和报道框架（12篇）作为研究的重点领域，与政府（20篇）、公众（29篇）、NGO环保组织（17篇）等并列为第三阵营的重点研究板块。同时，为对环境传播议题进行更详细解析，本研究对样本论文进行关键词频次分析，得出如下结论（见表2）。

表1 环境传播研究领域十个类别

表2 环境传播高频关键词频次统计

通过对样本文献进行关键词频次分析可知，环境传播研究领域的研究高频词，从频率上来看，科学传播、媒介、气候变化等排名最高；在交叉研究领域，科学传播、风险传播、视觉传播均占据了重要地位；在相关情绪研究上，可持续、舆论、话语等频度较高。

二、环境传播研究的范式架构

从以上环境传播研究的主题与高频词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环境传播重视媒介话语框架研究、公众认知研究、环境风险研究等在内的基本范式体系。

（一）话语与框架：对媒体环境报道文本与策略的研究

框架设定指的是将某一问题设定于某一适当背景下以形成预期的解释或观点。话语修辞则表现为一种对信息的建构方式，有关环境的认知与判断，即是修辞学意义上人为构造的结果。对媒体报道中的话语修辞与框架设置的研究揭示了媒体如何通过意义、符号和修辞方法等的运用，形成一套理解世界的共享方式，建构起自身的环境观。新闻意义取向是环境传播的重要价值层面，表现为通过对环境议题信息的呈现方式与结构规律的关注，探究其对环境传播实践的推动作用。

话语修辞与框架分析是环境传播的研究方法，也是其研究主题，框架与话语研究往往通过个案分析，探究大众媒介如何呈现环境议题以及如何进行环境信息的架构。在丹麦一项可再生能源消费能源项目的落实中，研究者通过话语与框架分析探讨了项目如何在媒体报道中被确立为一种公共现象，并清楚地使项目为公众所理解（Horsbφl，2013）[2]。在《网络公共话语，后福岛时代，环境传播的缺失》（Meagan Kittle Autry&Ashley R.Kelly，2012）[3]一文中，作者分析了在杜克能源与进步能源并购案中的网络话语，描述了一个后福岛时代以环境话语为重点的社交媒体传播的图景。同时，对环境争议的话语分析也是环境传播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争议，有学者分析了环境公共事件中反对运动的书面技术话语，试图找到运动是如何通过话语建立起专家权威的，并探讨了公民、专家对同一话题的不同分析（Lindeman，Neil，2013）[4]。

话语分析同时运用在政府环境政策、NGO组织信息分享等领域。有学者研究了话语框架对政府政策偏好以及个体公众行为的影响（Hart，Philip Solomon，2010）[5]，认为带有情节和主题明确的框架比松散的片段框架更能激发政府和公众对应对气候变化的支持力度。在NGO组织信息分享研究中，知识和态度被认为是能够显著预测知识共享意图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Thakadu，Olekae T.，2013）[6]。

与此同时，关于环境传播的话语分析研究开始逐渐转向“视觉隐喻”层面，视觉隐喻提供了一种评估艺术效果含义的有效途径，艺术的表达如何适应和发挥隐喻的作用，并最终提供精确、拓展和可替代的基本结构元素已经成为学者研究的重要视角（Cozen，Brian，2013）[7]。

（二）认知与行为：对公众环境行为与意识的研究

作为一门跨学科的研究领域，环境传播的功能主义取向体现为通过传播专业的环境信息与知识，促进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提升公众的环境认知、拓展环境决策中的公众参与，从而帮助人们更好地应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风险。在《从环境运动到推进公众对话：为了公民参与的环境传播》（Brulle，Robert J.，2010）[8]一文中，作者通过调查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环境认同运动（Environmental Identity Campaigns）的主张，认同了这一理念，即通过认知科学的应用，越多有效的环境信息通过专业传播者发出，越能够有效影响公众舆论，并支持立法行动来修正这个问题。同时，在一个对边境地区当地人环境质量调查的研究中，（Mirjana，Bartula 2016）[9]作者认为，公众参与环境决策是当今公认的可持续发展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提高质量的重要手段，因为人们更愿意听从自己内心的感受。同时，一项基于五大湖区的案例研究表明，语言在表达环境污染定义和环境保护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它的模糊性和复杂性，对推动利益相关者的公众参与环境决策，保护环境和实施环境政策构成挑战（Harvey，T.S.，2015）[10]。

对于影响公众参与的社会因素，在《环境影响评估中公众参与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障碍：马尔代夫可持续发展的启示》中（Zuhair，Mohamed Hamdhaan& Kurian，Priya A.，2016）[11]，作者通过公平、技能、意愿和能力来分析公众参与过程，认为，政治影响、人力财力不足、性别差异、社区精神缺失、环境意识缺失和程序意识缺失是影响公众参与的几个社会障碍。在环境行为的社会文化影响因素方面，在一个针对320名青少年的环境行为影响因素调查中（Lee，Kaman，2008）[12]，作者认为，媒体曝光和社会影响被认为是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另一篇文章中，[13]他再次指出，环境问题、环境责任、环境行为有效性和环境问题严重性的认知是青少年环境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并从环境传播的角度进行了讨论。

功能主义意义范式上的环境传播，更多地强调一种能够有效介入社会生活的行动方式，从而培育公民的环保意识，以利于环境冲突的根本改善。环境公共关系活动属于社会动员活动的组成部分，强调借助媒体的传播力以及活动的影响力来汇聚公众的注意力、激发社会的公共情绪、影响集体的环境行为，涉及环保产品广告活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以及政府政治活动等。有学者通过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Multimodal Critical Discourse）探讨环保产品广告在环境话语中的运作机制（Budinsky，Jennifer，2013）[14]。在能源企业环境信息传播研究领域，有学者通过对环境敏感行业的18家公司网页进行内容分析，探讨了环境问题和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关系，分析认为，大多数的公司在他们的网站上提出了环保举措，但并没有采用互动的功能，未来需要鼓励公司与利益相关者的对话，并加强这些关系（Insch，Andrea，2008）[15]。有学者则从政治角度切入，指出在环境政策管理中，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媒介生态结构的重要补充，在政治传播、策略和行动中发挥着直接的作用（Hutchins，Brett，2016）[16]。在2008年配合美国大选的“清洁煤”（Clean Coal）公关活动中，绿色策略被认为是议题设置理论的重要补充（Thatcher，Valerie，2009）[17]。

（三）理性与情绪：对环境风险与危机的研究

大脑具有分析处理系统和经验处理系统两种信息处理系统，前者靠逻辑、思考、分析和对现实抽象文字、数字的感知；而后者则是整体性、依靠直觉，情感驱动，侧重对具体的形象、叙述和关联的感知。因此，理性与情绪两者交替控制着公众在面对环境风险时的心理感受和应对行为。如同学者詹妮弗·汉密尔顿（Hamilton，2003）的实证研究发现，公众对于环境危机的判断更多地依赖于文化理性（Cultural Rationality），而非技术专家所倡导的技术理性（Technical Rationality）。在一个基于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中关于加拿大油砂摄影文章的视觉传播研究中，作者（Remillard，Chaseten，2011）[18]提供了环境风险视觉传播的个案表达，探讨了风险如何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被不同取向地感知。

在环境风险与危机的传播中，一个永恒的矛盾就是理性与感性之间的冲突，个人零散的负面经验可以轻而易举地超过统计学数据，并在受众中唤起强烈的认同感。在环境风险来临时，公众是否能从主流媒体获取有效的信息，将决定风险传播的效果。一个针对社区知情权的研究表明（MJ Palenchar，2008），社区知情权不仅是一个法律话题，也是一个有力的风险沟通的途径，然而，很多公关人员并未能足够认识和利用社区知情权协议和环境正义概念来进行风险传播[19]。

在环境风险的研究中，研究者提出了“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即在现实生活中，一些被技术专家评估为相对小的风险有时会引起公众的强烈关注，并对社会和经济造成实质性的影响，而一些被专家评估为相对较大的风险却往往遭到公众的漠视，这会导致专家对风险的评估结果难以被公众正确认知。有学者（Masuda，Garvin，2006）[20]采用访谈法研究了地方、文化和风险的社会放大之间的关系，得出了风险的放大或缩小取决于与文化世界观相关的经验。同时，风险放大理论被运用到公众参与决策影响中，有学者认为（Hart，Philip，2009）[21]，环境价值观直接影响了管理的关注，风险框架的社会放大在增加公众参与决策过程的同时，影响着公民参与。

（四）国际与政治对气候变化热点议题的研究

2016年11月19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二届缔约方大会闭幕，同时签订的《马拉喀什行动宣言》，承启了2015年气候大会具有里程碑作用的《巴黎协定》，推动世界进入气候变化“履约和采取行动的新时代”。气候变化作为一个全球性话题综合了环境和风险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等各方面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重视。

在对媒体气候变化议题传播的研究中，研究者关注气候变化与媒体使用之间的关系，有学者（D Arlt，I Hoppe，JWolling，1995）在《气候变化和媒体使用：问题意识和行为意向的影响》中分析了气候变化意识和媒体使用之间的关联，认为媒体的使用对公众的气候变化意识和行为意向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这种相关性又是复杂的，因不同的媒体和变量而有不同[22]。在《气候变化与媒体，四个长期研究的挑战》（Olausson，Ulrika，Maldonado，Carmen Jambrino，2014）中[23]，作者在理论层面研究了媒体与气候意识研究中话语挑战、跨学科挑战、国际化挑战和实践挑战，其目的在于整合媒体研究理念，降低理论与实践的鸿沟。在媒体传播效果层面，作者调查了美国网络电视新闻故事传达气候变化信息的方式，探讨了网络传播气候变化信息的框架与实际效果（Hart，P.Sol，2014）[24]。

气候变化议题传播与公众认知之间的关系是另一个重要的研究切入点，激发社会公众的积极性，并使他们具备作出必要改变的能动性，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不可或缺的部分。有学者通过实验研究分析了气候变化新闻报道中的图像和文本如何影响公众舆论和行为变化，从中发现了积极的正相关关系（Hart，P.Sol，2016）[25]。同时，个案研究被广泛运用在公众行为与气候变化议题传播之间关系的探讨中。有美国学者通过对《后天》这一表现地球变暖导致自然灾害的电影如何改变了公众在相关网站的信息搜寻行为进行了模型分析，认为媒体报道和公众信息搜寻行为存在正相关（Philip Solomon Hart，Anthony A.Leiserowitz，2009）[26]。

在如何提升气候议题传播的水平上，有学者从气候变化报道从业者的素质层面出发，认为气候变化科学的媒体报道和分析是公众理解和参与越来越严重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基本和重要需求。然而，很多时候，记者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充分理解科学是什么，并被既得利益者过度影响，因此使用了不合适的报道框架，结果导致受众对气候变化的新闻感到困惑、冷漠甚至产生敌意（M Spasojevic，2013）[27]。在对气候变化报道进行分析后，有学者指出，媒体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报道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下降，这就要求媒体创新报道方式，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以改变对气候科学报道遇到的公众冷漠（JO Kakonge，2013）[28]。

在环境传播的研究领域，不同的范式架构显示出差异化的分析语境，在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环境传播的四类范式中贯穿始终的是媒介、公众、危机和政治四类元素，而未来如何梳理环境传播研究中各类元素的关系，吸取多学科的分析手段，充分发展环境传播的跨学科属性，将会是环境传播研究的重要研究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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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eatures and Paradigm of the Study o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Communication

Li Wenzhu1，Cao Suzhen2
（1.Media Research Institution，China's Press and Publications Academy，Beijing 100073，China；2.Humanity School，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Shijiazhuang 050061，China）

In recent years，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as a new interdisciplinary field，has made great progress.Authors analyze the feature of 156 articles in the area of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in the communication and mass EBSCO-Communication and mass Mediu Coplete database from 1995 to 2016，and analyze the main research paradigms and methods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from the four perspectives，such as media，public，crisis and politics.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risk communication，public，discourse，media

G206

A

1673-1573（2017）02-0020-06

2017-03-28

2016年中央分成水资源费项目专题“面向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落实的舆情监测数据库建设研究”（2016-Q-Y-CM-073）

李文竹（1981-），女，山东德州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传媒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环境传播、风险传播；曹素贞（1988-），女，河北邢台人，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2015级新闻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新闻传播。

李金霞

●文化与新闻传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