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是常青树

本报记者　吴薇

全国港澳研究会创会会长陈佐洱先生曾任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等职，作为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负责香港回归交接谈判，在上世纪90年代的最后几年被誉为“香港回归第一谈判手”。在与香港打交道的30年时间里，他不仅见证了香港回归及之后的发展，同时也对香港社会、民生，尤其是“一国两制”等问题有着相当深刻的理解。在香港回归20周年前夕，他在北京接受了《环球时报》的专访。

争夺管治权较量一直没停止

环球时报：您认为“一国”和“两制”是什么样的关系？

陈佐洱：“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组成部分，已实践20年，证明它是解决香港前途最好的办法，也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史无前例的创新。认识这个新生事物，恐怕要有一个由浅到深、由偏到全，不断增强自信的过程。

“一国”和“两制”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我曾讲过“三个不能平起平坐”：一是“一国”和“两制”不能平起平坐；二是社会主义国家主体，和一小部分地方保留的原有资本主义不能平起平坐；三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都是大事，但前者是国家大事，后者是地方大事，两者也不能平起平坐。

香港一些人考虑“两制”比较多，这和当地的历史、文化、教育都很有关系。最近周南同志发表文章说，港人被英国殖民主义洗脑逾150年，国家观念很淡薄。英国可以培养港人做大老板，但不培养港人当政治家和社会管理者。加上回归后香港的国民教育薄弱，有些重要领域“不去殖民化”反而“去中国化”，以至造成很大内耗。

环球时报：您之前提到香港深层次的问题正逐渐显露出来。

陈佐洱：香港的深层次问题不是一个两个，比如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问题，经济转型问题，但归根结底，是香港管治权要落到哪种政治力量手里的问题，这个较量一直没有停止过，“树欲静而风不止”。

争夺青年也就是争夺未来，这也是一个深层次问题。我听说一个故事，很受感动。在香港的一次大型学术交流活动中，一千多人齐声唱起《歌唱祖国》。我还听说一个沮丧的事：“占中”期间有个大学举行毕业典礼，有学生不但不按程序唱国歌，还撑起黄雨伞领毕业证书，校长居然点赞说“这很有创意”。香港真是要补补国民教育的课，用正气压倒邪气，有人称这是“洗脑”，我说是补脑。

我对“一国两制”和香港前途满怀信心

环球时报：关于一些外国势力在“占中”等香港动乱问题上扮演的角色，您怎么看？

陈佐洱：我们谈到香港，一般会说它是自由港、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往往忽视它也是国际间谍喜欢扎堆的地方。大量事实表明，香港回归以来每次围绕管治权的斗争，都有外国势力插手的背景。

2014年发生的非法“占中”其实是“港版颜色革命”，矛头指向特区政府和中央，是香港回归以来最重大的一次争夺管治权的斗争。特区政府在中央支持下最终以高超的政治智慧、最佳的战果将其平息，一滴血都没有流，占领了民意、道德和法治的高地。所以平息“占中”的意义以及完胜的艰巨性，一点也不亚于1997年政权交接。

环球时报：为什么回归之前，我们听到的基本是香港爱国的声音，回归后反而有“港独”冒头？

陈佐洱：回归以前有关港人“爱国爱港”的声音的确很多，应该说现在更多。我觉得香港人“爱国爱港”的情怀，对祖国的深厚感情，对香港前途的关注，是始终如一的，这是中华民族的美德。

冒出“港独”不奇怪，它不是回归之后才有的，回归前就有。上世纪80年代初期，撒切尔夫人曾设想了几种方法来抵制向中国交还主权，包括让香港独立、联合国托管以及武装对抗。后来这些都一个个被否了。再后来又抛出“三角凳论”，呼吁谈判的板凳除中英双方支撑外，还要加香港“一脚”。他们鼓捣这些事情，就是想把香港变成独立的政治实体。“港独”严重触犯了“一国两制”的底线。今年两会期间，总理、人大委员长和政协主席分别在讲话中严正谴责“港独”，可不能当耳边风啊。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当前“港独”和“台独”正加紧勾结，不少“港独”分子都到台湾民进党那儿去受训。

不过，他们绝不会得逞，绝大多数港人是不会答应的。2011年，我离开香港多年后赴港参加活动。一名四五十岁的普通市民梁先生在酒店门口认出了我，第二天他特意送来一张自制卡片，除写了上下款外，还写了两行字：“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这是我2008年3月参加两会期间最后一次以港澳办副主任身份答记者问讲的话，他竟然还记得，显然很认同。

我对“一国两制”和香港前途满怀信心的原因之一，是因为香港有这样好的市民，他们对国家饱含深情，对内地同胞友好亲善，对香港前途负责任地高度关注。习近平总书记6月26日参观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成就展时指示，要把香港对内地的爱心落实好。

香港参与“一带一路”有制度优势

本报记者　张妮　本报赴香港特派记者　范凌志

排档”港式奶茶、安记鲍鱼、京都念慈菴……6月27日至7月2日在北京举行的“香港品牌节”，吸引了110多家香港企业共赶大集。自2003年香港跟内地签订紧密经贸安排后，双方交流更多，未来20年，“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倡议将给香港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谈到香港在“一带一路”的优势时，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超级联系人”的角色作用不单纯是“引进来”，还有跟内地企业一起“走出去”。他说，由于历史原因，香港跟国际社会打交道比较多，经验丰富，内地企业到外面去，香港可以从风险管理的角度发挥作用，所以提倡把香港作为“一个解决争议的中心”。

香港企业的感受更为直接。香港品牌发展局主席黄家和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他曾跟特区政府一同到东南亚、中东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考察，发现很多商机，“香港企业虽然有点财力，但靠单打独斗没有能力拓展中东市场，而内地已经在那里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输入大量人才，有国家做后盾，相当于给香港企业打了一剂强心针”。他了解到，商务部每年组织“一带一路”考察团，香港企业有兴趣，也可以参与，“这非常重要，好像把一堵墙打通了”。中原地产亚太区主席兼行政总裁黄伟雄告诉《环球时报》，“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国家有很多品质优良的红酒，香港企业可以把它进行包装，将低附加值的产品转变成高附加值，输出到欧美。

“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提出，对于未来20年香港的发展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前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谭志源认为，“一国两制”赋予“粤港澳大湾区”不少优势，香港要把握的就是怎么更好地利用这个优势，同时辐射到邻近区域。腾讯董事局主席马化腾表示，全球前十大市值的企业，现在有7家是科技公司，因此发展大湾区首先要重视发展科技。他说，香港的金融、法治、教育环境对很多国际高端人才来说非常容易适应，希望港府主动出击，吸引更多国内外科技企业落户。马化腾还建议“搬大树，引凤凰”，营造更多创新氛围，吸引更多科技企业与香港高校合作，让人才有用武之地。▲

“50年变不变”是伪命题

环球时报：一些反对派提到香港回归50年后的地位问题。您对50年后的“一国两制”是怎么预测的？

陈佐洱：把香港问题放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中统筹谋划，是我党历代领袖经略香港的重要方法论，体现高度成熟的政治智慧和开拓创新的实践方法，历史证明完全正确。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领导全党全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然涵盖“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因为它是构筑中国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我有个观点，邓小平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50年不变”的治港目标，和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思想理念，以及对“一国两制”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有深刻的思想传承和理论衔接。它们的历史进程和时间节点是高度吻合的，把“50年不变”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联系在一起可以得出结论：“一国两制”只能成功，也必然成功。

至于50年变不变的问题，我觉得是个伪命题。现在的“港独”分成两派，其中，文的这派抛出2047年“一国两制”实行50年“到期了”，港人要“自决公投”，重新决定香港前途；武的这派则提出要夺解放军和警察的枪，“对抗广州军区部队”，胡说什么“香港人不流血，不会觉醒”。我以为，“一国两制”是常青树，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上百年、甚至几百年里，两种制度在一个国家内和平共处，相互促进，长期并存，更有利于构筑和圆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环球时报：您怎样看待“一国两制”过去20年的实践？对新上任的特区政府有什么期待？

陈佐洱：习近平总书记去年12月30日在全国政协有一段十分重要的讲话：我们要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支持香港澳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动摇、不走样、不变形。6月26日在参观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成就展时再次指示，要继续坚定不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按照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办事，更好推动香港各项事业发展。在回归后的头10年，办香港的事比较少提国家宪法，不够给力。为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动摇、不走样、不变形，现在需要补课，需要加强，从母法宪法的高度来认识和贯彻执行子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香港的前景十分光明，难逢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并存。我衷心祝福新一届特区政府在“一国两制”方针指引下大展宏图，按照宪法和基本法，更好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和发展香港长期繁荣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