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交通建设对草原社会生态环境影响探究

摘 要：以全域旅游为时代背景，以旅游交通建设对草原社会—生态环境影响为切入点，阐述了道路建设对草原社会—生态环境的影响机制，并以希拉穆仁草原旅游景点为研究案例区，分别从旅游交通建设对草原植被的影响和对社会文化的影响进行阐述与分析，希冀能为草原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道路建设；草原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

中图分类号：F590.8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global tourism as the background， taking the road construction on the social ecological system of grassland tourism influence as the starting point， expounds the mechanism of the effect of road construction on the social ecological system of grassland tourism destinations and tourist attractions， with grass carp Xilamuren as a case study area， respectively from the road construction of influence on grassland vegetation and the social culture carries on the elaboration and the analysis， hop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grassland tourism.

Key words： road construction； grassland tourism； social ecological system

0 引 言

道路交通建设是我国各地区优先发展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一。道路交通网络是区域间（内）人口、资金和信息流通所依赖的基础，也是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空间通达性与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助力。作为人类活动的典型产物，道路建设对内蒙古地区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产生不同的影响，如道路土地利用对草原旅游景观改造的生态过程与社会效应，包括经济、制度、社会学习、政策产生影响。在道路网络参与下，草原旅游地社会经济过程与生态过程在发生巨大变化。道路交通网络建设对局地社会—生态环境的影响，受到空间范围和规模等级的影响。在宏观空间尺度，道路网络与社会系统存在经济联系，同时导致草原旅游生态景观破碎，在微观尺度，如社区、资源依赖的主要通道就是交通设施。本文借鉴社会—生态环境概念与方法，探讨了旅游道路建设和草原景观破碎度之间的关系，作为道路建设生态效应和对社会经济影响（人均收入和扶贫）的衡量[1]。

1 案例区概况

本文选取希拉穆仁草原旅游区内具有代表性的草原旅游点为案例样区。旅游点位于希拉穆仁草原旅游区东北侧的草原腹地，地理坐标为41°19′11.5″N、111°13′20.7″E，占地面积约200hm2，其建成时间为2005年，是一处较为成型的旅游点，旅游设施较完善、旅游活动类型多样、旅游项目丰富。旅游点内有联通状蒙古包一处，豪包25顶、传统包25顶、厕所一处、停车场一处、敖包一处、马场一处、博克表演与竞技场一处，另有3家牧户接待点，游客可骑乘马匹150匹，日接待能力达400人、宿300人，旅游点周边不设围栏，符合草原旅游点开放性特点，在希拉穆仁草原旅游区内的100多个旅游点中具有极强的代表性，其道路建设干扰特点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2 道路建设对草原旅游地草原植被的影響

由于草原旅游的特殊性，导致旅游通道具有极大开放性和随意性，再加上个别游客的不文明行为导致通往一个旅游点的草原道路有多条。根据道路上对植被的不同碾压破坏程度对草原旅游道路进行分级：将通往旅游点的主要道路、碾压程度最大、车流量最大、已无任何植被覆盖的道路定为一级路；将地表裸露宽度达到4m，有一定植被覆盖但被明显碾压过的道路定为二级路；将有明显车辙，地表裸露宽度达到1m，车辙之间植被覆盖较好的道路定为三级路；将可辨出道路，但地表几乎无裸露，植被覆盖接近背景的道路定为四级路。然后采用植物样方调查法在除了已无植被覆盖的一级路以外的二三四级路上各设置100cm×100cm的样方一个，调查其植物相关指标的变化，分析不同碾压状态下草原道路的影响状况，一级路为受旅游车辆碾压最为强烈的道路，已无植被覆盖，地上生物量为0；二级路也受到较大程度的碾压，但车辙之间有一定的植被覆盖，优势种植物针茅的相对密度迅速降低，退化指示性植物旋花的相对密度提高，地上生物量较小；三、四级路受碾压程度相对较小，其优势植物的相对密度较大，地上生物量均较高，其中四级路的样方中植物丰富度增大，反映出这里受到了中度干扰，也说明中度干扰有利于群落的植物多样性提高[2]。

3 道路建设对草原旅游地社会文化的影响

旅游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促进目的地文化发展、创新的同时，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会产生现实的和潜在的诸多不利影响。这两种作用相互交织，冲突中有融合、矛盾中有协调、同化中有创新、庸俗中有适应，并且一般而言社会文化影响周期较长，所以两种作用很难明确地加以界定和区分。同时两者也是经常转化的，超过了目的地承受能力所允许的“度”，积极影响也会转化为消极影响，不利因素如加以有效控制也可以变为促进的力量。可见正确科学地评价和认识旅游业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是比较困难的。笔者试图从当地居民、当地社会文化本身、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大环境等3个方面构建旅游影响“度”的理论评价体系，为评价我国旅游业发展质量提供一条新的思路，同时也为解决当前我国旅游业发展中产生的负面社会文化影响提供决策依据和行动参考。

草原旅游地社区居民是旅游目的地文化的载体，扮演着当地资源、环境、文化的继承者、保护者和传播者的角色。文化的最核心的价值观、本质特征都在当地居民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穿衣戴帽、为人处事中一一得到体现。影响和改变了当地文化的载体——当地居民，也就意味着目的地文化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旅游业对当地居民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3方面：

（1）道路建设有助于增加当地居民的收入。道路建设有助于旅游开发，对于解决内蒙古草原牧区贫困问题的突出作用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为人们所认识。道路通达性以其极强的综合性和关联性，能够给旅游目的地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改变传统的单靠牧业、种植等低效率的生存方式，在较短的时间内增加收入。

（2）发展道路建设会极大地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和福利措施，但同时却限制和缩小了当地居民的生存和活动的空间。

旅游业的开展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娱乐设施和福利设施作为支持。吃、住、行、游、购、娱所要求的餐厅、酒店、道路、旅行社、商店、娱乐场所等的建造，以及供水、供暖、供电、通信等设施的完善，起因虽然主要是为了开展旅游活动，但因为地域的原因，最大的使用者还是当地居民。道路建设既为他们提供了方便，加强了与外界的交流，同时也提高了其生活质量。但是由于这些设施都是围绕旅游活动而修建和完善的，所以对当地的实用性其实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大，商店里销售的大多是对当地居民没有任何意义的旅游纪念品，酒店、餐厅高昂的价格又让他们望而却步。完善的设施作为一种促进因素可以刺激旅游者的到来，寂静的小镇变得嘈杂，任何地方、任何设施、任何场所都充斥着大量的游客，尤其是在旅游旺季。熟悉了传统生活方式的当地居民感到焦虑、紧张、不安，他们开始变得烦躁，甚至愤怒，祖辈世代传承的遗产不再完全属于自己。如果说以前基本设施较少，他们还可以串门、散步的话，现在虽然各类设施逐渐完善，但却被旅游者所占据，生存的空气变得日益稀薄、凝固，当地居民心里感觉到压力，感到窒息，他们不想与潮涌般的旅游者交往、见面，只能固守在狭小、封闭的空间追忆往事，不知道即使这样一个最后的净土还能存在多久[3]。

（3）有助于促进思想观念的进步，打破封建，消除迷信，但却易造成道德退化、价值观改变，社会规范力减弱。旅游目的地一般为贫困地区，通常文化素质较低，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落后。

“致富”先“治愚”。通过道路系统的完善，通信的便捷，旅游者的到来给当地居民的思想文化带来新的冲击，旅游业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促进当地居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更趋于开放和现代化。本质上旅游扶贫属于一种参与式扶贫机制，可极大地调动当地居民脱贫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并且科学技术的交流、引进提高了旅游硬件设施的科技含量。另外，也有助于逐步建立起与现代文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有助于当地破除封建迷信，提高文明程度，养成尊重科学的氛围。但是与此同时，旅游开发也可能会导致目的地居民思想道德观念的变化和退化。以往重义轻利、热情好客的纯朴民风悄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见利忘义，坑蒙拐骗；对祖先的祭拜、对神灵的敬畏被对金钱的追逐所代替，穿着牛仔裤的青年变得更加胆大，而不用考虑“陋习”的约束与“古怪神灵”的惩罚。原有传统的民风民俗现在似乎只有与利益、金钱联系起来，人们才会想起它。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质朴、纯洁，不再相信因果报应，享乐主义、拜金主义逐渐取代当地人的传统风俗，尤其是年轻人的信仰和处世原则。

4 结论与建议

（1）道路建设对草原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产生的影响比较复杂，以达尔汗茂名聯合旗希拉穆仁镇草原旅游景点为例，将社会—生态系统分解为社会经济发展、生态景观格局变化与社区文化3个维度，对其影响进行分析。近年来希拉穆仁草鱼安旅游景区道路空间明显扩张，生态景观破碎程度显著增大；表明道路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土地利用和生态景观格局的变化，加剧了景观破碎化，尤其是草地景观的变化。

（2）草原旅游地社会经济连通度与道路建设通达度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道路建设改善了草原社区的社会经济连通度，进而对草原社区脆弱性的降低产生重要影响。草原社区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复杂，可从道路建设干扰、草原自然景观和农牧户适应能力3个社区脆弱性的准则层，通过实地调查，寻找替代指标进行表征分析。草原旅游地地理位置、道路可达性、连通性对草原旅游资源可获得性产生直接影响，距市区距离越近则资源可获得性越强。

参考文献：

[1] 杨新军，石育中，王子侨. 道路建设对秦岭山区社会—生态系统的影响—— 一个社区恢复力的视角[J]. 地理学报，2015（8）：1313-1326.

[2] 李文杰，乌铁红. 旅游干扰对草原旅游点植被的影响——以内蒙古希拉穆仁草原金马鞍旅游点为例[J]. 资源科学，2012，34（10）：1980-1987.

[3] 邢慧斌，王子新. 旅游业对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J]. 商业研究，2006（14）：162-164.

[4] 李文龙，林海英. 内蒙古入境旅游目的地客流集散时空动态研究[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6（3）：195-201.

[5] 李文龙. 我国公路交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性研究[J]. 物流科技，2015（9）：16-18.

[6] 林海英，孟娜娜，李文龙. “一带一路”战略下内蒙古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的时空演化研究[J]. 地域研究与开发，2016，35（2）：10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