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话

王跃春

索尔仁尼琴曾经悲呼：一句真话比全世界的分量都重！

聂树斌含冤21年后终得昭雪。而早在他被执行死刑十年后，真凶王书金就已招认。因为那些不可告人的原因，办案人员对王书金威逼、利诱、酷刑，让他别趟聂案浑水。但王书金坚持那句真话：我干的，你不能让别人背黑锅！一个将死之人，不管他罪恶多么深重，只为这一句真话，足以让人们翻江倒海，为王书金人性中的那一份勇气！

说真话不容易，往往会冒着巨大风险甚至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出使英法期间，客观地将他观察到的真实的西方文明、西人的优长整理成文，欲推介给迂腐的清末国人。他致信李鸿章说：“中国之大患，在于士大夫没有见识。”他的真话一下子刺痛了大清保守死硬势力。他们骂郭嵩焘是汉奸，“有二心于英国”。大学者王闿运曾写对子诋毁郭：“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后来义和团事起，竟有人奏请戳尸郭嵩焘以谢天下。郭回国后归隐湖南老家，郁郁难伸其志，只因他的那些真话而被视作另类。直到生命最后，郭仰天长叹：“流传百代千年后，定识人间有此人。”没有等到百代千年，仅仅不到一百年后，中国向西方文明学习的开放大门就敞开了。

林彪作为接班人被写进党章和“宪法草案”。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没人有反对意见。但在政协的一次学习会上，梁漱溟直言：我认为，现在的“宪草”序言中，写上了个人的名字，包括林彪为接班人，都上了宪法，这是不妥当的……这样的话在当时说出来，连听的人都会一身冷汗。

有因为一句真话而掉了脑袋的。1900年6月21日，慈禧决意向十一国列强宣战。光绪疑虑重重，他在殿上发问：甲午连日本都没打败，十一国能成吗？他拉着兵部侍郎、曾做过驻德公使的许景澄的手问：咱们能胜吗？许嚎啕大哭说了三个字的真话：不可能！慈禧气急败坏地即令将许菜市口斩首。紧接着，她以皇上的名义正式宣战。中国陷入了最为深重的灾难。

宁海人方孝孺乃洪武年间天下第一大儒，翰林学士。朱棣率领的燕军攻破南京，急欲称帝。百官见明惠帝大势已去，大多见风使舵，附庸燕王。而朱棣唯望拒不投降的方孝孺为他撰写登基即位的诏书。方怒斥朱棣“燕贼篡位！”朱棣大怒曰：你不怕我诛你九族吗？方视死如归：诛我十族又怎样！最终九族之外又加上了朋友和学生一同蒙难，方也被腰斩。方孝孺为了他内心的“真”而不改忠贞，可谓惊天地，泣鬼神。

诚然，不敢说真话也各有其因。

一位父亲在家里丢了东西而责问几个年龄尚幼的子女，信誓旦旦表示只要承认绝不追究。儿子怯生生地如实“招认”了，没想到这位父亲当即以一顿暴打回敬这个说了真话的孩子。他万没想到，儿子从此再不敢说真话。他可能毁了孩子的一生。

某年去河北临海某县，当地干部跟我讲了这样一件真实的事情：三十来年前的一个冬天，中央大领导来该县视察，并将留宿县委招待所。随行人员提了一个要求，室温必须达到26℃。县委办公室主任使出浑身解数，无奈室温始终也上不去。有建筑墙体薄达不到防寒标准问题，有暖气设备老化不给力问题，加上那年天气格外冷。这可急疯了省地县一众领导。隔一会儿就看看温度计，温度就是上不来，总差个两三度。就在首长入住之前的最后一次试测，县办主任手中的温度计终于达到了26℃。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次日一早首长离开后，县办主任在追问之下道出实情：他已走投无路，只好用手搓热温度计达到了要求温度。那一夜他一直盯在锅炉房不曾合眼，但实际上招待所的室温始终没升到26℃。这在早先，“欺君之罪”无疑。

真话多有逆耳，听者往往置若罔闻。袁克文反对父亲复辟帝制，曾提醒父亲：“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袁世凯岂能接受！彭德怀疾呼“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时，狂热时代的人们是绝不会往心里去的。

正是因为说真话会引祸于身，海明威才有此感叹：人们花两年时间学会了说话，却要花上60年学会闭嘴。

但沒有人会怀疑，世界是靠真话、真实支撑的。

巴金说：哪怕是给铺上千万朵鲜花，谎言也不会变成真理，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