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从维熙“荷花淀派”时期的文学创作

程小强

作家从维熙于1953至1957年间，创作了为数不多的短篇小说和散文，这些作品主要收录在散文小说集《七月雨》和小说集《曙光升起的早晨》。凭借这些数量和质量均有限的创作，从维熙始列于“荷花淀派”队伍中。在当前的文学史叙述中，从维熙的“荷花淀派”身份都无异议，但几乎无人知晓他的贡献，即使其1950年代唯一的长篇小说《南河春晓》也被文学史深沉地遗忘了，被遗忘并不代表其文学成绩无可观之处，反而给“十七年”文学研究留下开拓空间。

一、“二元”叙事：如何平衡

“二元”对立的“新人新事/旧人旧事”叙事模式成为延安文艺及“十七年”文学的一大传统，显现着“十七年”文学在创作主题和人物形象塑造上的政治化和概念化特征。基于对新时代全方位呈现的诉求，和同代大部分作家一样，从维熙的创作表现出对时代政治和祖国建设事业的极大热情，深情讴歌“新人新事”。如《报矿姑娘》中义务报矿员青兰为祖国建设事业无私奉献。《接闺女》中老井顺义接普选员。《代耕》中青年鱼枝和春贵抢着为军属卢大爷代耕。《夜过枣园》中医生石翠兰深明大义、先公后私的品德。《鸡鸭委员》中翠枝儿为社里无私奉献。《云间摆渡》中摆渡姑娘红铃忘我的工作。而对于“旧人旧事”，从维熙则以同情的理解和诗意感伤的笔触传达着他们在转折时代里的困境和诸种负面情绪，他们对急遽变动时代的不适感和患得患失感尤为触目。《春雨》中张老汉在借种籽事件上流露出矛盾复杂的心理。《夜过枣园》中铁虎子因媳妇石翠兰在自己小孩病重却先医治别人小孩时流露出憋屈等复杂情绪。《望月老头》中单干户中农鲁春拒绝加入合作社。《老莱子卖鱼》写老莱子的一己之私。《远离》中秋儿娘除夕之日面对刚回家旋即离家的丈夫时颇感无奈。《红旗》和《合槽》中单干户老歪人物在入社问题上的内心矛盾与挣扎被如实记录。《第一层台阶》中写老中农田本顺掘掉自家旧地界石时的痛苦。纵观从维熙的创作，他的“新人新事”叙写大都狭义化为新时代里的青年们合乎政治标准的奉献和人生理想的实现，这些“青年被重新定义为未来、希望、创造，而且指涉新的中国，老年也再次被描写为传统、保守、四平八稳”①而“从文学与现实关系的角度来看，‘新人的故事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社会革命的要求，以及由此带来的新的时代氛围。对‘新人的赞许和期待中包含着时代对社会变革热烈的期待。”②

从维熙的“旧人旧事”叙写注目于转折时代里落后的中农们和他们的“矮子”形象。他们因不忍割舍一己之私而犹豫徘徊，内心的痛楚以及对新社会的不适感均被纳入观察视域。究其因，这些中农甚或富农，在个人物质利益与新时代的无私奉献要求之间大都选择了个人眼前利益，这样的选择确乎不合时代政治规训。他们大都被人为设置的先进人物引导进而无条件放弃眼前利益。从维熙不回避这一过程中小人物们内心的矛盾和痛楚，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对乡土民间朴素又深厚的感情和他的平民立场，他不会像同代一些作家那样粗暴地对待这些本来已经不幸的人们。

因战争思维的惯性和中共高层对当时社会主要矛盾判断上的反复，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路线一再影响着文学创作，“好人好事”和“坏人坏事”遂成为作家们塑造人物形象的又一固定模式。“坏人坏事”叙事的选择有效地保障了作家们的政治生命，从维熙自不例外。如《远离》中党员井泉除夕之日舍弃与家人团聚前往合作化运动的前线。《春雨》中合作社村组组长郭林与生俱来的先进。《望月老头》中望月老头公而忘私，能先别人之急。《入社的礼物》写即将入社的贫农满福添钱为社里献出一份大礼。《春子落生的时候》中区委书记井连春为治水患过家门而不探看怀孕待产的妻子，最后于突发水患中牺牲。同时，从维熙遵循阶级斗争的指向，启用“坏人坏事”模式力图“描写各种各样的否定人物及其所代表的社会势力，是为了使读者认识，并鼓舞读者去批判和斗争。”③按照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富农是被限制、中立和斗争的对象，青年从维熙更为激进。《八月的梆声》和《村野的风暴》着重讲述富农们猖狂破坏合作社的顺利进行和社会主义乡村建设的正常开展，“继续革命”由此被合理化。短篇小说《曙光升起的早晨》已探及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政权中变质堕落干部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持续关注，成为1957年下半年从维熙遭受批判的重要原因。

从维熙通过“新人新事/旧人旧事”、“好人好事/坏人坏事”的叙写，从形式上印证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无比正确，他和同代作家一道致力于“批判集体化过程中的小农意识”，再现“‘一大二公的合作化”与“实行‘单干的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④，认可集体主义价值观对乡土中国的政治—经济走势和乡土子民的日常生活拥有的统领地位，强化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风潮，真诚地拥护党这一時期几乎所有涉及农村和农民的方针政策。表现在作品中即作者欣喜于落后人物发自内心的转变，如在“入不入社”问题上，从维熙通过大量事实肯定了合作社有助于提升农业生产力，满足了人民尤其是贫民们“翻身农奴把主做”的愿望。只是当合作社的发展方向有违乡土中国子民“有吃有喝，分房子住”的简单理想时，乡民们则不得不“放弃农民祖祖辈辈赖以安身立命的土地”⑤，进而表露出对合作社的认同危机。这被从维熙敏锐地捕捉到了。实质上，“从土地主人向国家主人的转型不只是一种外在形式上的变化，它更意味着试图对于个体思想和情感加以历史改造的实质，以便适应新形势之下的社会主义制度诉求。……它首先预示着放弃。”⑥从维熙基于合作化运动对中农、富农的利益诉求的剥夺，重点考察了政治对民间的强势介入及中农、富农们在面对这一历史巨变时的隐曲心态。这成为其稍后创作上的突破点。

其时，从维熙的小说集中凸显了政治青年们至公至诚的无私奉献、超乎想象的政治热情、神乎其能的政治动员能力及对未来积极乐观的体认。我们毫不怀疑政治动员时代里一个崭露头角的文学青年对政治痴迷的传奇，但从维熙的歌颂有时就过了头，如《红林和他爷爷》中当河堤被水冲决时，十一岁的红林跳下水“上牙紧咬嘴唇，嘴唇出了血”救大堤时想着：“这是全组的副业，大伙儿的财产……”，一个十一岁的孩子发自天性的合乎其年龄特征的内容全然消失。《七月雨》中劳动模范老福叔偷摘包谷棒时被年仅十二三岁的二林子发现，二林子即以集体主义荣誉感与价值观批评老福叔。作者的这些设计有悖人伦常情，而情节设置上的小题大做甚或符号化显现着创作者的浮躁和稚嫩，尤其替先进人物老福叔设计如此低级的错误凸显着小说理念化与符号化的痕迹。

二、“天鸟”之音：突破概念化

从维熙在《七月雨·前记》中谈到这本集子叙写的对象：“……有聪明淘气的孩子；还有时刻使我怀念的冒着芳香气息的土地，和在这土地上永流不息的南河”。这些叙写对象逸出了“十七年”文学的政治规训。乡土中国恒常的一面、民间日常生活诗性以及童年体验融为一体，这构成了“十七年”文学的独特风景。从维熙对诗意化、风俗画、优美自在的人性等执迷与其精神导师孙犁自不可分：

多年来我翻阅过孙犁的代表作，无论是什么文体的文字，都没有找到一篇图解政治之作。这里我所以用风筝与天鸟作为对比之物，因为天鸟——无论是布谷还是百灵——生命自身来自大自然的赐予，因而歌喉也为大自然而歌；而风筝无论涂鸦得多么艳丽多彩，也无论其形象为水下蛟龙还是天宫仙女，更不管它飞得有多高，都是靠东西南北的风力推动，而非自身功能。更为重要的是，高空的风筝起落升降，都要听命于放飞人手中之线的遥控。孙犁作品是一只天鸟，无论是为人间报春或为大地鸣秋，都来自于他对人间万象的顿悟，然后织成文学中人物的悲与欢，倾吐给中华大地。⑦

年逾耄耋之年的从维熙追念孙犁创作中言为心声、不跟从政治随波逐流甚或有意疏离抗拒应制时代文学的为人与为文气象，并在观照乡土中国坚韧的生命形式时表现出虽朴讷但充满诗意的生命底蕴：“我从孙犁同志作品浓郁的乡土气息中，找到了艺术上的自我，因而孙犁同志成为我从事文学创作的启蒙老师。”⑧多年来，从维熙在各个场合或回忆录里追忆孙犁对自己人与文的巨大影响：“1953年我刚二十几岁的时候，受孙犁的影响走上文学道路”⑨，受惠于孙犁文学实践的影响，从维熙自创作伊始便发自内心地认可“天鸟”之音，他倾心叙写的诗意美、风俗画、朴素的人物感情、泥土气息等成为“概念化”文学的突破口。

另一方面，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小人物们的欢喜与忧伤进入从维熙的观察视域。从维熙抒写着贫农们积极入社的喜悦心情，而部分中农和富农因惧怕、抵制甚至拒绝加入合作社，一心单干而忧心忡忡。从维熙叙写着他们大都因谋求一己之私、坚持单干、反复入社退社等不合时宜的行为而付出了相应代价。这是“十七年”时期乡村题材小说的普遍写法：“乡土中国的经济形态已经逐渐被合作化运动瓦解了，……入了社的贫苦农民的欢天喜地和那些与自己的土地、耕牛告别的农民的戚戚忧伤，而后者是作家于不经意间写出的最动人的画面。”⑤从维熙进一步发现，这些落后人物因天灾人祸的付出会持续到他们入社或更久。作品即使机械地描写这些代价来自天灾，但历史证明，其更多当来自于人祸。从维熙尤以复杂的心态叙写着农业合作化作为中国共产党治理乡村社会的大政方针对那些久久徘徊在入不入社道路上的落后人物产生的精神压力，他们感受着更多的集体主义压迫。这些因中国共产党相应的农村政策作为权威解释，其正确性不容置疑，但从维熙却如实地叙写他们面临两难抉择时的人生困境，还原了这些黯哑的心声是如何作为革命对象被当时的集体主义话语和阶级斗争运动以轮番改造的，直至他们从内心滤除一己利益而无条件加入合作社为止。“十七年”文学关于落后人物改造主题的创作影响深远，其强化了政治对个体意识层面的控制。

在所有的女性形象中，从维熙成功地刻画了母亲形象。农村妇女内心的痛苦和她们的生命韧性被积极传达，这和从维熙在童年时代的母子亲情体验密不可分：“如果说我所以能走过二十年劳改生活的凄迷驿路，没有沉沦，没有颓废，没有自残，都能从我母亲性格对我的影响和雕塑上找到根源。”⑩在对这些母亲形象塑造上，从维熙敏感于转折时代里弱势女性最朴素的情感诉求和绵延于精神上的困苦，播撒着丰厚的现代启蒙视角下的人道主义种子。只是党的教育明确要求在党需要的时候必须无条件放弃自己的任何私利，小说《远离》即为明证。普通女性秋儿娘除夕之日面对刚回家旋即离家的丈夫时：“秋儿娘抱着秋儿坐在炕头上，也没去送奎发（引者按：区委书记，此时前来给甫进家门的井泉分派任务），两眼直棍似的瞧着玻璃窗户外打着旋子的白雪”。在平凡女性秋儿娘身上，她大概读不懂所谓“劳模模范”的男人经天纬地的大事业，她只想要普通真实的生活，可现实是在除夕之日短暂的团聚都不可得。而井泉的安慰：“社里就是咱们家，我在不在，还不是一样啊！”这种举重若轻的口吻证明了个体只有通过让渡私利才能获得“党”的最大化信任与支持。从维熙向来重视农民与生俱来的最朴素也最为卑微的诉求：“农民就是农民，没有更大的宏观鸟瞰，他们更多是从人性和人情出发。”k以此看来，男主人公井泉积极表现以期顺利“入党”，毫不犹豫地放弃了难得的一家人团聚机会，此时“入党”变为褫夺个人幸福的利器，像噩梦一样布散于普通乡民对幸福最卑微的訴求之路上。“远离”一词由是获得反讽效果：在伟大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如火如荼开展之际，只要党有需要，就可以满怀豪情地随时牺牲小我。可以说，从维熙和同代部分成长经历相似的作家们“在革命中获得一种政治信仰和生活理想，也接受了一种有关未来社会的美好图景的许诺。但在这之后，他们逐渐觉察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并在新的思想形态和社会制度中看到裂痕和污垢。而个人和社会之间的矛盾，也并未如他们原先想象的那样消失。这使他们惶惑，也使他们痛苦。他们在这批作品中表达了这种复杂的体验。”l此可谓肯綮之论。

1956年，受“双百”方针的鼓励，部分作家很快创作了一批干预社会现实的作品。短篇小说《并不愉快的故事》m就是从维熙在“大鸣大放”期间完成的。该作讲述了山区看护果园老人齐东海的悲惨遭遇，他辛劳一生，老伴有病却没钱治。伴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红火开展，所有钱都被拿去“勤俭办社”，最后向社里也借不到给老伴治病抓药的钱以至老伴病死。而作为合作组主任的白长禄却因为“勤俭办社”经验丰富、成果丰硕被推选为全区的劳模，且即将要被推选到地、省里去。从维熙剑指农村基层干部的官僚主义习气及“大跃进”式的好大喜功，该刊编后记如是推介：“从维熙的《并不愉快的故事》，以清新的笔触，为我们揭开农村中的矛盾斗争的一幕。作者的文字优美，并注重刻划人物，使我们看到了‘不关心人的官僚主义者的形象。”n借着稍微宽松的环境，在政治标准和民间诉求之间，从维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作品由揭示问题转向批判社会阴暗面，达到了“加强创作的社会政治干预性，要求作品更多承担揭发时弊、关切现实缺陷的责任”o，而因政治原因引起的欲说还休的言说困境均亦释然。

三、 《南河春晓》：如何“写真实”

《南河春晓》是从维熙1950年代创作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该作符合时代政治对文学的规训：“这部小说，描写荣誉军人井满祥，复员后在村里担任支部书记，在他的领导下，全村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向嫌贫爱富的合作社主任，向反革命分子进行了一系列尖锐而又复杂的斗争。后来，在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中，全村的贫苦农民，终于扫除了障碍，胜利地参加到合作社里来”p。《南河春晓》完成了作者为文的重要转折：在短篇小说开拓的清新自然风格渐褪后，代之以阶级斗争话语强力登场，并杂以大量的风俗画、民间生活诗意等场景。从维熙着力克服既往创作的概念化，对乡村政治进程的观察视角不再单一，日常生活诗性的张扬和对乡土子民生存理想的人道主义观察成为“十七年”文学的重要收获。

沿着“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及延安文艺传统，“十七年”文学仍以附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走向、无条件应和时代主潮为起点。和孙犁讲述战争应和时代的方式不同，从维熙介入政事的姿态更为激进，国家建构乡村新秩序的曲折进程成为叙事核心。

首先，尊重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实施的乡村管理和不断完善的政党政治，并凸显其正当性和重要性。和同代作家的合作化叙事同步，从维熙肯定中国共产党建国初期的一系列有关农村、农民和土地政策，如借贫农朱四道出：“共产党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分了房子分了地，带我们往幸福道上走”，从维熙认可并欣喜于中国共产党能将各项农村政策的着力点置于乡民们的经济获益，进而保障革命——政治事业。在《南河春晓》中，复员军人井满祥迅速走向乡村权力中心，成为中国共产党实施乡村管理的代言人，他的适时出场有力杜绝了乡村基层政权因变质堕落干部走“回头路”的可能。《南河春晓》在对井满祥和腐化堕落干部霍玉山的对比叙述中，二人关于“谁说了算”的权力斗争被一再青睐，井满祥善于斗争、敢于斗争的一面被有意放大：“如果我们将故事理解为人物的行动以及行动的环境，那么这样的人物就具有控制行动及环境的能力，这种能力先于行动和环境，并且是它们的意义来源。”q井满祥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下驾驭宏大场面的能力合乎中国共产党建立基层组织、开展乡村管理事业的需要。个人卓绝的斗争能力展示、领导才干的获得和中国共产党实施乡村管理同步展开，英雄形象渐趋固定：“他们得以成为先进分子和英雄，唯一的根据就是他们在实际生活中斗争着，作为矛盾冲突中革命力量的一个代表，作为广大革命群众的代表人物或模范人物。”r以井满祥为代表的正义力量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建构基层政权和实施乡村管理过程中付出的持久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与之相对，从维熙在对变质堕落干部霍玉山的心性行为叙写中，一方面揭示其身上存在着诸如傲慢自负、嫌贫爱富、政治立场不坚定、无党性无纪律等政治问题，另一方面也不回避其个人作风如贪图小利、经不起诱惑、贪婪女色等道德层面上的问题，使之在上失之于政治信任，在下失范于民间道德规范。从维熙的观察将政治立场不坚定与道德行为失检相互激荡，强化着中国共产党实施乡村管理中斗争的重要性。

其次，“继续革命”理论的文学实践。“继续革命”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多次重提并饱受诟病的主导路线之一，这一认识在文学创作中的滥觞反映了建国后中共对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界定不清。尖锐的阶级斗争成为《南河春晓》的主线之一：“何况从他（引者按：指井满祥）复员回来，看见很多老党员，他们甚至是抗日战争里的民族英雄，现在天天眯缝着眼睛，沉溺在陈谷子乱芝麻的聊天里，以为天下太平了，丧失了共产党员的警惕性”。从维熙发现：在农业合作化运动曲折开展之际，在“地富反坏右”不断抬头的危局中，作为“继续革命”的中流砥柱的老党员们的懈怠危及革命，相应的克服仍有赖于复员军人井满祥绝对纯正的红色出身、坚定的政治信念和近乎完美的道德人格。这一克服过程包括以井满祥为代表的农村基层政权不断同“地富反坏右”、变质堕落干部霍玉山等开展党内党外的斗争。至于对充满“颓加荡”般肉欲感的女性秋霜勾引的断然拒绝，则保证了无产阶级革命“去欲望化”的道德本质。而霍玉山的存在证明：即使在共产党内部，基层干部也可能随外部环境异变而发生不利于农村基层政权稳定、不利于农业合作化运动顺利开展并可能转变为阶级敌人。即使地主在建国后已失却存在土壤，从维熙还是将地主伙同富农蓄谋破坏农业合作化正常开展作为“继续革命”的现实依据。如以满天星为代表的几户富农从开始惧怕革命、惧怕农业合作化到被地主麻老五拉拢成为反革命斗争的马前卒。

最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曲折。从维熙敏锐地写出了因中央层面的农业合作化政策分歧引起贫农们无法顺利入社，部分中农和富农积极入社但变相为富富联合，结果拉大了贫富差距，严重挫伤了贫农的劳动生产积极性，进而引发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政权的信任危机。问题的解决除井满祥的努力外，中央在1955年年末发布的关于支持贫农无条件入社的文件内容也直接进入文本：“在有些地方，他们的工作犯了一些错误，一方面排斥贫农入社，不照顾贫农困难，另一方面又强迫富裕中农入社，侵犯他们的利益。”s此前，因“中央的落脚点”不定引发的贫农被排斥，中农和富农被强拉入社现象被从维熙在不违反政治正确的前提下如实地叙写出来。从维熙没有从观念出发一味图解政治，而是贴近底层体察民情，能在时代中国表面刻板模式化的背后有限度地还原那个时代的政事与人情。

在《南河春晓》中，农业合作化已取得决定性胜利，新入社的贫农们为表达入社的喜悦之情而合力在南河上架起了一座桥作为入社礼物献礼给这片大地：“河水闪耀着寒光，河坡上燃着红火，往社会主义道路飞跑不知疲倦的贫、中农们，没有任何号召，就修起桥来。”“桥”是个隐喻，是贫农们走向社会主义大道的阶梯，国家建构乡村秩序得到来自于底层民间的支持。而《南河春晓》更传达着农业合作化进程中乡土子民的心声，低调关注着“这一运动本身对于农村社会，对于农民心灵世界的影响”t，着眼于普通人的生命遭际和他们的生存理想，越界的反面人物心声也被有限度传达：

第一，民间立场。民间“就文化形态而言，它有意回避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思维定势，用民间的眼光来看待生活现实，更多的注意表达下层社会，尤其是农村宗法社会形态下的生活面貌。……具有浓厚的自由色彩，带有强烈的自在的原始形态。”u《南河春晓》中，贫农福贵和地主女儿麻玉珍的“勾搭”行为被福贵母亲及众乡民所不齿，可福贵却另有想法：“你说咱们翻身为什么？还不是享兩天福，几十亩耕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么！”这一人生理想有悖政治规训。只有引入民间立场，方可理解其传达着一个乡民最朴实的生活诉求和人生理想。作者借福贵之口指陈高级合作社严重挫伤了乡民生活、生产积极性：“眼下我家吃白面，喝香油的生活满不错！入了社多吃亏呀！”历史地看，1955年之前的“互助组”和“初级社”基本符合农民利益，有助于农村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但在走向高级社过程中，急躁冒进、盲目扩大等做法损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而剥离农民和土地联系的政策设计更是一大败笔。从维熙从民间立场出发抒写着小人物们复杂辛酸的心灵史和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弊端，因限于时代政治规训，只能将这一不合时宜的洞见置于“走错路”的福贵身上。

第二，日常生活诗情。当“农业题材”成为“十七年”乡土文学的主要叙事内容时，“人与乡村或土地的情感关系就要被转换为政治抒情，它们被一种更为‘重要和宏大的叙事所遮蔽”v，但从维熙基于中国古典诗学素养，受“荷花淀派”主将孙犁小说诗化叙事的影响，其“早期小说以散文笔法书写田园生活，清新透明，节奏舒缓。”w《南河春晓》中，澄澈开阔的南河水乡、明秀的乡村风貌和四季南河映照着井儿峪村如诗如画的风景描写随处可见。这有助于舒缓因革命与阶级斗争过于集中和尖锐引起的紧蹙的叙述节奏。在对初登上乡村政治舞台的新一代青年们的叙写中，甜美的爱情与解放了的乡村大地上浓郁的生活气息相互激荡。优美的风景、有分寸的爱情叙写、日常生活诗情等让生硬刻板的阶级斗争和农业合作化不再成为悬于乡民心头上的重担。恰是从维熙这些异于时代政治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叙写，继承了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传统，成为从维熙文学叙事中浓重的一笔。

第三，反面人物的心灵痛苦。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中，心灵的痛苦专属于仍处于逆境中的先进人物，至少也是中间人物，如鲁迅笔下的涓生、魏连殳，路翎笔下的蒋氏兄弟等。从维熙不仅抒写着正面政治青年面临爱情时因自身残疾引发的心灵痛苦，也叙写反面人物满天星和麻玉珍因阶级仇引起的恐惧。越界之处在于反面人物麻玉珍无论何其反动，在父女情面前，作者仍能回归普通人性体认她们的诉求：“好个共产党，分了房子分了地也就罢了，还把我爹逼得成一把干骨头架子”、“麻老五像铅块似的坠疼了她的心”。《南河春晓》不经意间叙写的父女情超越了阶级和政治而走向了普遍人性。在对满天星的刻画中，作者既叙写满天星本质上“骨子里像蝎子尾巴那样阴毒”的一面，也不回避其勤俭能吃苦的一面。这样的人物形象设置都是作者有意为之的结果：“文学作品永远依靠艺术的生命力来达到它思想高度的。”x《南河春晓》祛除了短篇创作中有意图解政治和机械教条地为人物立传的手法，展现了从维熙对文学作为人学命题的体认。他善于观察人，敏感于人性中无论善恶但总显恒常的一面：“作家们的真诚感情和深厚的生活功底，为他们乡村世界的细致描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使作家们有可能超越时代限定的简单政治图解，去更多地关注乡村人的命运和生活本身。”y从维熙的创作悖论就此凸显：反面人物外在形象上的脸谱化和性格上的丰富性相矛盾，脸谱上的“扁平”化和性格上的“圆形”化并存。

第四，风景之发现。风景描写在从维熙短篇小说和《南河春晓》中随处可见，大地荒原景象、农村日常生活印象、四季南河多彩斑斓的风景、乡土文学诗性、不经意间的田园牧歌等俱有所显。从维熙努力“以诗化和散文化的笔法书写田园牧歌，着力营造一种诗情画意、清新自然、优美和合的艺术境界。”z这些风景描写大都和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无关：“原野，哪里是它的边缘啊！深绿色的麦苗，从肥沃的黑土底下，挺直了腰板；嫩绿色的草芽，一条子一块的盖满了小路和田漥”、“河水，在这春天到来的时刻也变色了，从深蓝变为蓝中透绿，它在河床里哗哗地旋转着身子，激昂地唱着春歌，歌声温柔地，既不像冬天那样冰冷，又不像七、八月那样粗犷和高昂。”此番场景俯拾皆是。从维熙有限度地重返“乡土文学”关于地方色彩、风景画与风俗画的叙事传统。这源于作者的个人经历和文學传统教育：“在青年时代我喜欢充满诗意的作品，而这两位作家（引者按：指契诃夫和孙犁）笔调纤细，作品中具有许多作家没有的诗意美”@7、“特别是大自然和故乡泥土对我的熏陶，常常成为我后来提笔写作时的艺术遐想。”@8从维熙敏慧于生活周边的人情物事，尤留恋于长期生活过的南河水乡和四季南河变幻无尽的风景。“风景问题还涉及了人们如何观照自然、山水甚至人造景观问题，以及这些所观照的风景如何反作用于人类自身的情感、审美、心灵甚至主体结构，最终则涉及人类如何认知和感受自己的生活世界问题”@9。那些不随政治走向而固定成型的风景就这样完完整整地存留在从维熙的脑海里，即使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也会一发不可收地倾泻出来。

从维熙关于文学本质真实的书写使作品不仅仅是时代的传声筒和政治规训的符号。在一个政治规训文学的时代，关于反面人物心灵的痛苦、正面政治人物浪漫诗意的爱情，乡土中国子民在转折时代的焦灼与痛苦、大写的风景都逸出了时代政治对文学的规训，使文学创作不再囿于历史真实而有限度地回归文学本身，这种文学本质真实的实现反而有助于文学历史真实的完成。

余 论

孙犁被定义为“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0，从主流话语走势看，这一界说无疑是有道理的。孙犁在文学史上的尴尬处境无疑也属于以他为主将的整个“荷花淀派”：在1940至1950年代的文学版图上，“荷花淀派”与左的、右的文学流派多有不入又沾亲带故。在风潮涌动的“十七年”，小将从维熙比孙犁更彻底的投入党的文学事业中。尽管从维熙和同代的大部分作家一样热衷于讴歌“新人新事”和“好人好事”，鼓吹国家建构基层政权和实施乡村管理的政绩，可无论从维熙何其努力，在“荷花淀派”内部以至当时的文坛上很难脱颖而出，其时更出风头者当属刘绍棠#1。即使从维熙在个别话题上的书写之大胆远超“十七年”社会主义文学之总和#2，也曾于“双百”时期大鸣大放，其1953至1957年间的文学影响却始终有限。而现有的文学史论述更是语焉不祥，他对“十七年”文学的真正贡献一直未被认真地阐发。可以说，于“荷花淀派”以至“十七年”文学而言，从维熙变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作家，他是一个失踪者，即使从维熙在“文革”之后另树“大墙文学”之典，亦因时代风潮急速转向等多个原因而快速过时。笔者的努力希冀能致抛砖引玉之用，亦期能更中肯地还原一个并不那么单薄的作家之于文学史的真正地位。

【注释】

a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0页。

②④ 董之林：《热风时节——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论（1949—1966）（上）》，上海书店2008年版，第140页、141页。

③ 冯雪峰：《英雄和群众及其它》，见洪子诚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0页。

⑤ 王又平：《从“乡土”到“农村”——关于中国当代文学主导题材形成的一个发生学考察》，见王光东编《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研究（上）》，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第150页。

⑥ 路文彬：《论“十七年”中国乡村文学中的土地意义之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12期。

⑦ 从维熙：《遥望天鸟——文祭孙犁逝世十周年》，《人民日报》2012年7月11日。

⑧ 從维熙：《文学的梦》，见刘金镛、房福贤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从维熙研究专集》，重庆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9-70页。

⑨ 从维熙：《文学的恩泽》，人民日报2011年7月30日。

⑩ 从维熙：《从维熙自述》，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页、28页。

lo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3页、72页。m从维熙：《并不愉快的故事》，《长春》1957年第7期。

n 《长春》编后记，《长春》1957年第7期。

p从维熙：《南河春晓》，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

qv 萨支山：《试论五十至七十年代“农村题材”长篇小说——以〈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为中心》，见王光东编《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研究（上）》，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第131页、133页。

r冯雪峰：《英雄和群众及其它》，见洪子诚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页。

s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68—169页。这句话同时出现在《南河春晓》第247页。

ty贺仲明：《一种文学与一个阶层——中国新文学与农民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8页、94页。

u陈思和：《民间的沉浮——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页。

w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78页。

x从维熙：《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几点质疑》，见刘金镛、房福贤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从维熙研究专集》，重庆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页。

z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7页。

@7@8从维熙：《文学的梦》，见刘金镛、房福贤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从维熙研究专集》，重庆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1页、69页。@9吴晓东：《郁达夫与中国现代“风景的发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0期。

#0见杨联芬：《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4期。

#1见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二章最后一节：“‘尾巴翘得比旗杆还高”。

#2在“性叙事”的话题上，《南河春晓》的描写幅度和大胆程度几乎冠绝于“十七年”文学，相应分析参见拙文《“十七年”的“性叙事”——以〈南河春晓〉为中心》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