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手机，立地成佛

邓娟

互联网让世界天涯若比邻，但你选择将信息源锁定在封闭的朋友圈。你越来越无法忍受严肃的长篇阅读，渐渐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基于熟人社会的朋友圈，无法摆脱中国式社交关系的弊病和圈子文化的壁垒；网络生态的种种乱象，在这个微缩平台上放大，演化为焦虑、混乱的精神病场。

“熟人社会”延伸的线上朋友圈，无法改变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

有病的当然不只是微信朋友圈，溯本追源，病根在于圈子背后的中國式社交关系。同为本土化社交工具的微博和微信，最大区别在于微博偏向“陌生人社会”，而微信是把线下关系向线上移植的“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所以中国圈子文化的弊病林林总总都在朋友圈浮现。

美国记者布德瑞写过一本Guanxi：The Art of Relationships，以微软在华研究院的故事为主线，剖析在中国做公关的潜规则。布德瑞认为，要在中国获得社会资源，“关系”的作用至关重要，而要获得关系需要混圈子。但中国式关系之复杂和微妙，让布德瑞难以用纯粹的relationships去表示，而是大有深意地使用了中文音译的“guanxi”。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有更精准的论述：“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形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费孝通认为，在中国圈子文化中，亲疏远近以及经济水平、社会地位、知识水准，都可以导致“差序格局”。

基于“熟人社会”的朋友圈，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线下圈子那根深蒂固的壁垒和等级。长辈、领导、同学、同事的角色，依然制约着个体在朋友圈的言行。于是发表状态就变得不是真正自由了，提供沟通便利的朋友圈有时反带来误解。2014年4月，北京海淀区法院审理了一则朋友圈引发的离职纠纷。李女士因为家事困扰，写了一段“扪心自问，自认坚强，不知还能坚持多久，泪流满面，无愧良心和天地，此时窗外雷声不断，老天为我在流泪，人在做，天在看”发在朋友圈，老板看到后愤而评论：“如果一份工作让人如此悲伤，不做也罢”“你把我置于何地，周扒皮？刽子手？这是公众平台，请所有员工自律！”虽然李女士立即解释了双方语境不对等，但还是被动离职。

这并非个案。2015年，人大历史系硕士新生郝相赫在朋友圈点名称两位学界专家为“庸才”，这令他的导师孙家洲“极为震怒，怒斥狂徒”，出于“学界的规矩与尊严”，公开宣布断绝师徒关系。“言多必失”的中国式关系学，在看似“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朋友圈，依然灵验。

社交网络中的人格：每个人都是天生的演员

原来惹不起躲得起的同学会，都围堵朋友圈了。原本下班后可以抛开的办公室政治，都蔓延朋友圈了。这里有中医特色的养生，想象力一点不输《女医·明妃传》；有高贵冷艳的代购，比房产中介还无孔不入，比完美、安利更擅长营销。三观大战朋友圈，鸡汤与狗血齐飞，假新闻和伪科学PK。

冷门喜剧《波特兰迪亚》有一个片段，男主角带着新欢去意大利度假，虽然在酒店睡过了整个无聊的周末，但他们还是发布了许多秀恩爱的照片，收到来自朋友的恭喜。于是片中有了这个对话——“网上的所有人，他们过得并没有你觉得的那么爽。”“我想，人们只不过是把悲伤都裁剪掉了。”

被裁剪后的生活，难免成了局部的真相。但在社交网络上，我们判断别人过得好的依据不过是通过ta提供的信息——即便有记录的成分，发布之前必然经过挑选，这种记录也就参杂表演性质。

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生活的年代还没有Twitter、Facebook、Instagram以及微博、微信，但他却先知般地洞见了一切社交网络中的人格。

戈夫曼认为，日常生活就像剧场，每个人都是天生的演员，只要站到前台，就会戴上假面具，进行合乎他人期待的表演；与前台对应的后台是观众看不到的地方，只有在这里演员才能卸妆，或者表演些前台不适宜展现的戏码。演员们还需要给彼此反馈，以融入共同的社交场景，有时他们组成剧班，相互配戏；有时又互为观众，进行互动——演员和观众，是一场完美表演的必备要素。

“拟剧理论”从1959年提出就招致批评，不过，隔了半个世纪后再看，戈夫曼简直为网络社交的种种病态提供了绝佳的注脚。

中国人爱面子的程度恐怕举世皆知。戈夫曼对人际交往表演模式的剖析，在我们的朋友圈里到处可以找到案例：理想化表演，譬如晒花、晒书、晒美食，晒经过包装的生活方式，塑造想成为的自己，在点赞和评论中获得满足；误解性表演，譬如富人哭穷、穷人摆阔、大智若愚、假装高冷；神秘化表演，譬如发文留悬念，发图马赛克，欲拒还迎，犹抱琵琶半遮面；补救性表演，譬如自称各种狗、“人丑就该多读书”，看似自我矮化，实则求表扬、求抚摸。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技不如人，难免失意。根据戈夫曼的理论，表演也存在被拆穿的风险，比如当观众闯进后台。然而在朋友圈，除了少数“装逼失败”事件，许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总是别人的前台，被嫉妒和自卑冲昏头脑，失去了辨别和思考的独立。

不必对技术因噎废食，但永远不要放弃对被圈养和绑架的警惕

20年前，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勾勒过一种“并行表达”的沟通场景：一群人围坐在一张桌子旁，唯一不会说法语的那个人显得很孤独，虽然所有的主、客体都处于同一时空，但他倘若想要接收其他人的信息，需要另外一种解码和编码的能力。

如今，互联网解决了编码、解码，虚拟空间的互动，代替了过去手势、眼神、会话等的面对面交流。所有社交媒体的初衷都是为促进沟通、消减孤独。“它是个快乐的地方，一个可以找乐子，提供消遣，一个和朋友聊天，让你感到愉快，受人认同的地方。”瑞士伯尔尼大学研究信息系统的汉娜·克拉斯诺娃说。Facebook起初让人们从交流中获得积极、快乐，但后来却出现了被称为“脸书抑郁”的社交综合症。

密歇根大学社会心理学家伊桑·克劳斯2013年的一项调查发现，人们汇报自己在某一时刻上Facebook越多，从这一时段他们的情绪就恶化得越多。

连续4年里，缅因州科尔比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弗·索托对1.6万余人使用社交网络的幸福感进行追踪调查，结果显示，最初“外向、和蔼可亲、正直的人幸福感增强”，但当幸福指数升高以后，受调查者反而会开始变得内向。

交友过热，反而孤独。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越刷朋友圈真正的朋友反而越少。

廉价的点赞、虚伪的感动、没脸没皮的哗众取宠、不经思考的愤怒，异化的朋友圈带跑了生活，表演性质的“前台”无限扩大，属于自己的“后台”时间越来越少，人们仿佛成了被圈养其中、被牵着走的动物。

我们都是朋友圈的病人，但，有些病也不是关闭朋友圈就能痊愈的。

在中国式社交关系格局里，无论什么圈，都不要忘记对被绑架、被圈养、被同化、被规训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