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迷人细节

2017-07-14 18:04:30 读者2017年15期

1

记得有一年去汪先生家,先生拿出湖南吉首的一瓶酒(包装由黄永玉设计)给我们喝。席间,汪先生说老人有三乐:一曰喝酒,二曰穿破衣裳,三曰无事可做。当时我们才三十几岁,对这句话也没有什么理解,但是回家后我记在了本子上。如今再回忆起这句话,又多了些况味。

2

有一年到汪先生家去,汪师母说了一件趣事。她说前不久老汪酒喝多了,回来的路上跌了一跤。汪先生跌跤之后首先想到能不能再站起来,结果站起来了,还试着往前走了几步。“咦!没事。”汪先生自己说。回到家里,汪先生一个劲地在镜子前面左照右照,照得汪师母心里直犯嘀咕:老汪今天怎么了?是不是有外遇?七十多岁、满头银丝的汪师母说完这话,哈哈大笑,那个开心劲儿。其实汪先生是在照脸上的皮有没有跌破。

3

还听过一件事。说某文学青年偶然认识了汪先生,之后就到先生家中拜访。这是一个对先生痴迷得有点癫狂的青年。他为了能每日聆听先生的教诲,索性住到了汪宅。汪宅的居所不大,他于是心甘情愿睡地下室,这样一住就是多日。每天一大早,他就举着牙刷上楼敲门。有一次他还带来了儿子,老头儿带着孩子上街去买了一只小乌龟。可是“这个青年实在是没有才华,他的东西写得实在是不行”。每次他带来稿子,都要让老头儿给他看看。老头儿拿着他的稿子,回头见他不在,就小声说:“图穷匕首见。”

汪老头认为这名青年从事一种较艰苦的工作,很不容易。可他确实写得不好,每次带来的稿子都脏兮兮的。汪老头儿终于还是无法忍受,他用一种很“文学”的方式,下了逐客令——某天大早,青年又举着牙刷上楼敲门,老头儿打开门,堵在门口。一个门里,一个门外,老头儿开腔了:“一、你以后不要再来了,我很忙;二、你不可以在外面说我是你的恩师,我没有你这个学生;三、你今后也不要再寄稿子来给我看。”讲完这三条,场面一定很尴尬。我听到这个“故事”时,是感觉有些惊悚的,甚至出了一身冷汗。

现在说这个故事,仿佛已经是“前朝旧事”了。因为已过去几十年了,当年的青年现在也是半个老头了。希望那位曾经的青年读到此则,不要见怪,因为我们都爱这个老头儿,对吧?

4

得到一个重要的细节。一个重庆的记者,曾因受命写一篇重要节日的稿件,访问一位叫章紫的95岁高龄的老人。临走时,老人找出一本旧影集给记者翻看,记者竟看到章紫与汪曾祺的合影,一问,原来他们是1935年在江阴南菁中学的同学。记者于是接着采访。章紫说:“我有个好朋友叫夏素芬,是一位中医的女儿,汪曾祺对她有点意思。高二时有天上学,我们一进教室,就看见黑板上有人给夏素芬写了一黑板情诗,不是新诗,是旧体诗,是汪曾祺写的。汪曾祺跟大家一起看,看完之后,他自己把黑板擦了。”

后来,夏素芬在江阴沦陷区,章紫在重庆读书,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这期间汪曾祺给章紫写了很多信。后来章紫妈妈知道了,还警告她说,你爸爸不喜欢苏北人,他知道了,会不高兴的。通信的大多数内容已无法回忆,但信里面有两句话,章紫一直记忆犹新。章紫说:“有一次他在信里写了一句,我记得很牢,他说,‘如果我们相爱,我们就有罪了;还有一次,他的信里最后写了一句‘握握你的小胖手。当时我手胖,班上的同学都知道我是小胖手。‘小胖手这句我记得,是因为我的信多,看了就随便搁在桌上,同寝室女生看到那一句,大家都觉得好笑。”

20世纪80年代,一次章紫去北京,到汪曾祺家做客。章紫说,他爱人施松卿跟女儿也在家。汪曾祺很会做菜,做菜时,他悄悄跟章紫说:“当年学校的事儿,不要多说。”章紫觉得,汪曾祺指的就是他跟夏素芬的事。

汪先生在世时,曾说过,想写写自己的初恋,可是觉得人家还在世,如果写出来,是不是会打搅别人平静的生活。于是不愿意写了。

5

2003年我到北京,一次与汪朗喝酒。大家喝得开心,都多喝了点。之后有人提议到老头儿的蒲黄榆旧居坐坐。因人多,在书房里散坐,汪朗坐在地上。大家闲聊,汪朗说,“文革”时,一回汪先生中午喝了酒,撸起汗衫,躺在床上,拍着肚皮哼京剧。正哼着,头顶上的电棒管子一头忽然掉了下来,也没完全掉,另一头还插在电棒盒子里,挂在那儿晃呢!老头儿也不管,继续哼。汪师母说:“你还不把汗衫放下来,上面有人监视你呢!”

6

1989年,汪曾祺和林斤澜受邀到徽州游玩,当地安排一名小青年程鹰陪同。第二天一早,程鹰赶到宾馆,汪先生已经下楼,正准备去门口的小卖部买烟,程鹰跟了过去。汪先生走近柜台,从裤子口袋里抓出一把钱,数也不数,往柜台上一推,说:“买两包烟。”程鹰说,他记得非常清楚,是上海产的“双喜”。卖烟的在一把零钱中挑选了一下,拿够烟钱,又把这一堆钱往回一推。汪先生看都没看,把这一堆钱又塞回口袋,之后把一包烟往程鹰面前一推:“你一包,我一包。”

晚上程鹰陪汪、林二人在新安江边的大排档吃龙虾。啤酒喝到一半,林斤澜忽然说:“小程,听说你有篇小说要在《花城》上发?”程鹰说:“是的。”林斤澜说:“《花城》不错。”停一会儿又说:“你再认真写一篇,我给你在《北京文学》上发头条。”汪老头丢下酒杯,望着林斤澜:“你俗不俗!难道非要发头条?”

7

1996年12月,全国“文代会”和“作代会”在北京召开。我那时在北京工作,请了许多作家吃饭。吃完我们赶到京西宾馆,出席“作代会”的北京代表团的汪曾祺和林斤澜都住在这里。我们找到汪先生住的樓层,他的房间门大敞着,但没有人。房间的灯都开着,就见靠门这边的台子上有好几个酒瓶,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杯子。那些酒,除白酒外,还有洋酒。汪先生人不知道跑哪里去串门了。

我们在房间里站了一会儿,又到走廊上来回张望。没过一会儿,汪先生踉踉跄跄地回来,一看就已经喝高了。他见到我们,那个热情啊!连声招呼“坐坐坐坐”,之后就开始拿杯子倒酒:“喝一点,喝一点。”我们本来晚上已经喝过,再看他已经喝高了,还喝个啥?于是抓住他的手解释说,不喝了不喝了,我们喝过了。只坐了一会儿,我们便匆匆离开了。

这些细节能说明什么呢?它们又有什么意义呢?细节总是迷人的。我想,读者自会有自己的理解,是不需要我在此多说的。我呈上这些,只是为了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