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安徒生《野天鹅》中女性自我身份的建构

沈 潇 （陕西师范大学 710061）

论安徒生《野天鹅》中女性自我身份的建构

沈 潇 （陕西师范大学 710061）

安徒生《野天鹅》中的主线条是小公主艾丽莎和十一位兄长被驱逐出自己母体国度，经过诅咒和漂泊之后重新恢复原形并洗清冤屈的故事。但是隐含在这个主线条之下的内容，其实是艾丽莎被放逐于不同空间当中遭受父性权威的压制与限制的过程，从中能够显示出女性个体生命轨迹中一以贯之的被禁闭意象，反映出中世纪西方以宗教为代表的社会道德文化环境对女性本我欲望的荼毒与戕害，而最终艾丽莎的重新言说以及十一只野天鹅重现原形的现实又说明了，艾丽莎通过编织行为所暗喻的自我建构力量的获得，最终完成了一定程度上对父权文化的有效反抗。

禁闭；编织；建构

一

在《野天鹅》的故事刚刚开始进行讲述时，作者便将王后带进叙述空间，艾丽莎和哥哥们的幸福生活就此终结，他们被驱逐出自己的王国，并失去父亲，从此获得了彻底的孤儿身份。

与哥哥们的命运迥然有别的是，艾丽莎没有被王后施予魔法、巫术，她被送给了乡村的一对农夫夫妇家生活，这是艾丽莎身份遭遇的第一次剥夺，即她从小公主的身份变成了普通人身份。这一点在她的哥哥们身上并没有如此直白地被呈现出来，这是因为受到诅咒的哥哥们成为了天鹅，从形式上出逃了人类文明对身份问题所作出的概念规定范畴。所以在对《野天鹅》中的身份问题进行研究时，性别的视角就不可或缺，对艾丽莎个人命运变化的关注就应当因此而取代对她与哥哥们共同命运发展的关注，使得前者成为故事当中一个潜在、隐蔽而又十分重要的“主线条”。

二

在《野天鹅》中，处处体现出父性审美眼光对女性的约束与监督，这种无处不在的监视无形中极大地限制了女性自由个性的发展，并同时因为它所代表的引导、限制和压抑力量使得女性处于永无安定的焦虑状态中。父性审美的建立是通过在象征界中安置镜子的方式来完成的，它以此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框定女性形象，特别以达到女性自我约束和限制为目的。

“清风拂过屋前的玫瑰花丛，好像在对它们说：‘有谁比你们更美丽？’玫瑰摇头回答说：‘艾丽莎！’周日老农妇坐在家门前读着圣诗集，清风吹起书页对书说：‘有谁比你们更虔诚？’圣诗集说：‘艾丽莎！’玫瑰和圣诗集说的全都是实话。”1

因此，艾丽莎的形象是非常符合镜像世界中女性道德超我形象的，她美丽而虔诚。这也是女性世界情谊破碎，即她遭到王后的莫名痛恨和驱逐的内在深层原因，即父权制文化横亘在女性世界当中，在引导女性走向道德超我形象和其所代表的静默安详的命运特征的过程里，必然会引发女性间的竞争压力，因此文学与现实当中的“内斗”就成为很常见的事情。从这一角度上说，艾丽莎因为过分美丽和虔诚，在成为父权文化的符号性存在与标本典范时，遭到女性的带有杀伤力的愤恨与嫉妒。

王后的内心独白印证了上述逻辑的切实存在，她企图用癞蛤蟆来玷污艾丽莎的美丽和虔诚。

“‘……让她和你一样愚蠢。’……‘她就会和你一样丑陋。’……‘好让她变得邪恶，终生痛苦。’”2

王后希望艾丽莎变成愚蠢、丑陋、邪恶和痛苦的综合体，在这种看似恶毒的咒符中其实隐含着艾丽莎的愤怒，也可以说，是艾丽莎被压制住的巨大愤怒经由王后的嘴巴被表述出来。父权制文化下的淑女形象在此刻与毒妇形象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混同，王后与艾丽莎合二为一，前者代表了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社会中女性被掩盖住的欲望和冲动，后者则代表了文化定义下的来自女性道德超我那种自觉克制和被崇高化。

事实上，艾丽莎并没有因为王后的诅咒而成为像癞蛤蟆一样的怪物，她的哥哥们因为王后的巫术而成为天鹅，但她却耐受住了王后的巫术，仅从这一点就能够看出，她对道德文化规约的自觉坚守已经是极其内在化的了。艾丽莎因此成为道德文化本身，成为塑像式的存在，因此她能够经受住内在欲望的蛊惑，将自己的本我冲动压制住，没有走向那个灵魂深处的女性“黑暗自我”，她拒绝堕落，将自己的分裂的影子再次隐匿起来。

“……她太善良，太纯洁了，巫术对她不起作用。”3

但是，王后还是对艾丽莎进行了丑化，玷污了她的优雅和洁白，让她看起来肮脏又野性十足，与代表文明与礼仪的王室家族气质彻底相隔千里。本已回归家族的艾丽莎，因为被制造的“野性”而再次遭到王室驱逐，丧失获得公主身份的一次机遇，再次成为一个没有身份的孤儿。这次，她甚至没有了可以寄宿的农家，彻底沦为森林中动物一样的存在，也即这一次，艾丽莎被放逐到了森林之中，回归了自然空间。

“她来到树林不久，夜幕就降临了。她迷了路，只好躺在柔软的苔藓上，在做了晚祷告后，把头靠向一棵大树的树干。”4

她一直在树林中游荡，在这一方与文化构成了二元对立关系的自然空间中存在着。如前所述，艾丽莎身上刻满了文化烙印，却遭到文化的驱逐和排斥，这本身就是略有矛盾和不合逻辑的，因为艾丽莎遭到放逐的命运其实体现的正是她内心深处纠结的部分，即她对欲望放纵和张扬的潜在渴望一直驱使她走向自然。

在树林中，艾丽莎遇到了一位给她带来指引和提示的老太婆，还同时给了她一些果腹的浆果，老太婆给予她的东西具有双重隐喻，象征了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援。老太婆形象代表了母性的力量与传统，让困境中的艾丽莎看到光明。除此，她还在梦中见到了美丽的仙女，仙女同样给予她对光明的期待和向往，并且象征着艾丽莎从女性阵营中获取精神慰藉的可能，对于她重新找到自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两位女性人物形象的出现对于艾丽莎和其兄长命运的改变而言，都不可或缺。老太婆帮助艾丽莎找到失散多年的兄长们，而仙女则指点她找到帮助兄长恢复人形的方法。

“女性将她们对母亲或姐妹般的前辈的渴望之情转化为对亚特兰蒂斯这块大陆的想象……”5

如果说，从王宫到农家，以及从王宫到树林的空间变换显示了女性力量的分散、衰落，象征了女性传统的分裂与破碎的话，那么，从树林到洞穴，从洞穴到国王家中艾丽莎的屋子，再从屋子到地窖等空间变换过程，就预示着女性力量的重新融合以及女性传统的再造。

首先，艾丽莎和哥哥们在树林中发现了一个洞穴，艾丽莎用编织行为救兄的过程也从洞穴开始。她与哥哥们的重逢，使自己再次拥有了妹妹身份，与此同时，她又成为救人者，这些身份的获得都来自于洞穴的发现。

“早在太阳落山之前，他们就来到一块大岩石上，后面是个很大的洞穴，长满了碧绿的植物，好像精心绣成的地毯。”6

波伏娃曾提到过原始部落的洞穴生活，女性被囚禁在洞穴中进行编织，同时进行生养，男性偶尔会出现在这里，但不会停留太久，洞穴由此象征了压制女性的坟墓，但同时洞穴又可以成为女性力量生发的空间，它可以复原破碎的女性经验。

“……但正如弗洛伊德指出的那样，一个洞穴便是一个属于女性的地方、一处呈现子宫形状的禁闭之所、一座大地上的屋子，秘密而又常常很神圣。”7

艾丽莎用自己的编织行为最终救赎了兄长，但这个过程是非常残忍的，她被禁言，以失语作为代价换回了哥哥们恢复人形的可能。无论面对什么，她都不能自主言说，她的主体性被彻底剥夺。这个哑女在不停地进行编织，这种形象本身就象征了女性在受压制的过程中，只能将自己的愤怒和冲动发泄在与编织等手工活计有关的动作行为上，也即女红，以此宣泄或者消磨，用这种静默、隐蔽又具有韧度的方式来颠覆父权制文化的管制。

至此，艾丽莎摆脱了王后所代表的欲望燃烧的疯女人式的阴影的追杀，不再需要不断地逃跑，而切实地成为了一位在洞穴中安安静静进行编织的哑女，用技艺来宣泄愤怒，这种转换体现出艾丽莎这个女性人物形象找到了通往某种类型的“女艺术家”的道路，或者说一种女性进行自救的、解放的更好方式。

“尽管（或者可能正是由于）她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尽管她的步履艰难，尽管她充满焦虑地茫然四顾，但是，她前往自己思想的洞穴的旅程，却正是重新记忆的过程的开端。”8

王后的阴影所导致的逃亡与编织行为象征的女性对技艺的沉迷，其区别是非常明显的，不断的逃跑并不能消除艾丽莎的愤怒本身，而编织行为，却预示着艾丽莎建构真实自我身份成为了一种可能，她将愤怒从逃跑行为本身转移到了一种能够生成实际成果的行动中来。尤其，她的编织将不仅会制造出实实在在的十一件长袖衣服，而且会使她的行为产生至高无上的价值意义，即兄长会因此而从野天鹅的外形中被释放出来。

“她跪下来满怀感激地祈祷，然后从洞中出去开始了工作。”9

“……天鹅们离开了，她独自坐在洞里工作。时间从来没像现在这样过得飞快，第一件衣服织好后，她马上开始第二件。”10

艾丽莎在洞中独自工作的意象十分鲜明地体现出艾丽莎身份上的转变，即她从自然中的游荡者身份变成了象征性地拥有一份崇高工作的女艺术家身份。直至遇到洞穴所在国家的国王，他将艾丽莎带回王宫，并许诺要将自己的权力分给艾丽莎，从象征意义上说，艾丽莎的入宫表明她向父权文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妥协和让步。

“‘你不该待在这里。如果你的善良比得上你的美貌，我会给你穿上天鹅绒和真丝的衣服，把金王冠给你戴上。你会住在我最华丽的宫殿里，和我一起统治这个国家。’”11

然而，国王的承诺并未履行，艾丽莎进入王宫之后的生活是另一种被禁闭的状态，因为她住的地方是国王特意在王宫中给她建造的一个和洞穴一模一样的空间。因此，这一空间象征着国王对艾丽莎的囚禁，虽然艾丽莎在这里更能接近世俗幸福。一如，她在树林中因为救兄进行的编织工作，而被兄长所代表的男性权威囚禁在洞穴里，尽管当她独自工作时，能够从编织行为里靠近女艺术家所代表的那种气质，但囚禁本身却无从避免。

“……她（海伦•迪纳）在这里所说的女性，指的是伟大的母亲，在她力量的洞穴中‘从生与死之中’编织‘世界的图案’的从事编织的女性。然而，对于个体的女性来说，她却受到了那些洞穴的监禁，而并不是从中获得力量……”12

被国王带到王宫之后，艾丽莎因为始终不能言语，使得她自身再度被父性权威囚禁的事实更具象征意义。

“国王打开了一个小房间的门，这里是她睡觉的地方。房间里铺满了美丽的绿色地毯，和她住的山洞完全一样。”13

哑女艾丽莎因为失语，又因为善良和美丽的秉性，而化身为父权制文化下的镜像式人物，体现出极度失真的一面，这一点在《野天鹅》文本当中也得到了证实。

“她站在那里，像一副忧伤的画像。”14

艾丽莎的画像式存在，说明她真实的女性自我已经完全被隐匿起来，穿着丝绒、真丝质地的华丽衣服，戴着闪耀钻石的女人并不是真实的艾丽莎。

“经过梳妆打扮的女人，本性仍然存在，但受到约束，人的意志被改造得接近男人的欲望。”15

她被囚禁的事实，还可以通过另一细节得到证实，即她在国王统领的空间中依然受到来自父性权威的无所不在的监视。

“只有一个人看见了她，这个人就是大主教，在别人熟睡时，他总是醒着……晚上，他假装睡着了，但他的眼睛里一点睡意也没有。他看到艾丽莎起来。每天晚上她都这样，每次他都在后面悄悄跟着，看见她是如何从自己的小屋出去的。”16

艾丽莎的编织工作为她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宗教权威将她定义为巫婆，理由便是那这神秘性的编织工作使得艾丽莎与王后身份很不搭配，因此编织被认为是一种蛊惑国王、迷惑人民的妖术。

“圣•保罗告诫女人不要抛头露面，要处处小心谨慎。他把女人从属于男人，建立在旧约和新约全书的根据之上。”17

不仅如此，艾丽莎打破禁忌的另一种表现是她需要常常出逃到王宫之外的空间，因为她的编织需要树林中的荨麻。这种出逃在象征意义上代表了艾丽莎内心深处依然存在的不灭的不安定成分，以及她本我欲望和冲动的持续挣扎，很显然，这些都是与王后身份构成冲突关系的原因所在。

当艾丽莎独自徘徊于树林寻找荨麻的时候，《野天鹅》文本对此进行了哥特式元素的添加，更加深了艾丽莎形象的鬼魅印象，体现出女性一旦逃出父权制文化框定的空间，就会遭到妖魔化污蔑的基本事实。

“她不得不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教堂的墓地去，为了采几把荨麻。她想起了一个人走夜路时的孤独和可怕的吸血鬼。”18

因为与吸血鬼、墓地等意象太过靠近，导致艾丽莎被关进了地窖。地窖所代表的空间象征着父性权威对她的彻底囚禁，也象征着对艾丽莎出逃行为所做的惩罚。

艾丽莎继续在地窖中进行编织，也说明了艾丽莎无论经历了空间上怎样的动荡变迁，一直从未放弃对内在自我的构建，因此持续遭到囚禁的过程并未将她的意志摧毁，也并没有为她带来真实而具体的形式上的毁灭。

“一匹老马拉着她坐的囚车，人们给她穿了件粗糙的麻布衣服，可爱的长发松散地遮住她美丽的脸庞。她的嘴唇在默默地念着什么，手却在忙着编织绿色的荨麻。甚至在通往死亡的路上，她都没有停下手上的工作。”19

直到艾丽莎的编织工作基本完成，她才铿锵有力地进行了对自我的言说。

“‘现在我可以说话了！’她说，‘我是无辜的！’”20

三

如果编织的过程为艾丽莎带来了自我的权威，那么她这种言说本身就是顺其自然的，是有备而为的，她有自信为自己的污名进行矫正。

艾丽莎编织行为的意义之一是复原了哥哥们的人形，哥哥们在此也象征着她母体国度的力量，这股力量的复苏帮助艾丽莎肯定了她的自我权威。从形式上来说，能够使得艾丽莎和国王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更趋向一个平衡发展的方向，艾丽莎因此能够在这段婚姻中获得平等的地位和身份。

《野天鹅》的大团圆式结局，说明对等婚姻关系对于女性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是需要经过自我奋斗才能够更好地享有的，也是能够被自我主动地创造出来的东西。因此，女性需要不放弃地进行自我权威的建构，用编织的力量来结成那种权威，而不是一味地趋附在父性权威力量之下，获得一种虚假快感。

注释：

1.［丹麦］安徒生：《安徒生童话》，李永毅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P51。

2.［丹麦］安徒生：《安徒生童话》，李永毅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P51。

3.［丹麦］安徒生：《安徒生童话》，李永毅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P51。

4.［丹麦］安徒生：《安徒生童话》，李永毅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P52。

5.［美］吉尔伯特，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杨莉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P127。

6.［丹麦］安徒生：《安徒生童话》，李永毅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P57。

7.［美］吉尔伯特，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杨莉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P119。

8.［美］吉尔伯特，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杨莉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P125。

9.［丹麦］安徒生：《安徒生童话》，李永毅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P58。

10.［丹麦］安徒生：《安徒生童话》，李永毅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P58-59。

11.［丹麦］安徒生：《安徒生童话》，李永毅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P59。

12.［美］吉尔伯特，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杨莉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P121。

13.［丹麦］安徒生：《安徒生童话》，李永毅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P60。

14.［丹麦］安徒生：《安徒生童话》，李永毅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P60。

15.［法］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P186。

16.［丹麦］安徒生：《安徒生童话》，李永毅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P61。

17.［法］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P113。

18.［丹麦］安徒生：《安徒生童话》，李永毅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P61。

19.［丹麦］安徒生：《安徒生童话》，李永毅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P62。

20.［丹麦］安徒生：《安徒生童话》，李永毅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P63。

[1]［丹麦］安徒生：《安徒生童话》，李永毅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

[2]［美］吉尔伯特，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杨莉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3]［法］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

沈潇，女，1985年生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博士，文艺学-性别文化与文学批评专业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