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回访北大荒

■杜玉魁

丁玲回访北大荒

■杜玉魁

1981年夏天，我受局领导委派，接待了刚刚复出不久的丁玲和陈明夫妇，一些往事至今历历在目。

我想念北大荒

丁玲是1958年在王震将军的安排下来到北大荒的，先后在宝泉岭管局所属的汤原农场和宝泉岭农场工作生活长达12年之久。1970年被秘密收押到北京秦城监狱，后又被送到山西省一个偏僻的农村劳动改造。

1979年平反后，尽管她年事已高，几经磨难，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已查出患有乳腺癌）但她还是坚持一定要先回北大荒看看。

丁玲此行要访问的有宝泉岭农场、汤原农场和普阳农场，她在这里工作生活了12年。

由于交通不便，丁玲一行是乘船从佳木斯顺江而下，到普阳江段的临时码头下船的

经过介绍我们得知，此次陪同丁玲来访的，除了她的丈夫陈明，还有美籍华人作家梅宜慈女士、人民文学社文学编辑杨桂欣先生、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记者姜英杰、录音师等。随行的还有农垦总局宣传部副部长、著名作家郑家真以及佳木斯电台记者等。丁玲在总局宣传部王增茹搀扶下，（王后来成了丁玲秘书）缓缓走下船来，大家一下子围了上去，争着与她握手。

当时我见到的丁玲，方脸盘，个子不高但很慈祥富态，齐耳的短发已经花白，戴着一副浅茶色太阳镜，上身穿着浅淡青色半截袖衬衫。虽然年近八十却并不显老，神采奕奕，走起路来轻缓而矫健。尤其这身朴素却高雅的打扮，更加显示出她那大家风采和气质。

丁玲始终微笑着与大家一一握手，看着眼前的这些老朋友，她的眼睛湿润了，动情地说：“我这次是回来省亲的！别看我离开这里已经十年多了，可我忘不了你们，我时时刻刻都在想念北大荒啊！”

是的，毕竟在北大荒这块黑土地上，洒下过她的汗水，度过漫长的沧桑岁月，使她摆脱了那个令她窒息的环境，融入了开发建设北大荒的滚滚洪流中，成为光荣的北大荒人。

她特别珍惜这一段经历，不止一次地说过，北大荒是她永远忘不了的地方。在这里，她才有了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的机会，是北大荒人给了她生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所以她始终把北大荒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你们跟着我受苦了

听说丁玲来了，人们纷纷来到农场招待所探望。这波没走，下波又来了。由于那时候条件很差，小小的房间只能放两张单人床，连个沙发都没有。人们只好打个招呼，简短唠几句，然后给后面的人腾地方。

老朋友久别重逢，显得格外亲切。他们好像没有一点拘谨和羞涩，进门就喊老丁老陈，说话间也是老丁长老丁短的问个没完，好像要把分别多年的思念和疑问，一下子都问个明白。我有些不解，普阳人怎么都这么称呼？

农场宣传部长张靖宇告诉我说：“当年就是这么叫的，大家都叫习惯了。丁玲和陈明刚来的时候，都知道她们是下放到北大荒来的大右派。怎么称呼呢？连场领导都说不好应该叫什么。后来还是丁玲自己解了这个难题。她说，你们就叫我们老丁老陈好了，就这样一直叫到现在。”

哦！原来如此。

张靖宇四川人，原是15军司令部作战处参谋，参加过著名的上甘岭战役，1958年集体转业到到汤原农场。

丁玲来农场后就分配到他们畜牧队。以张靖宇为首的罗平伟、郭硕基等几个少尉青年军官，都是文学爱好者。劳动之余他们就跑到丁玲处借书看，讨教写作方面的知识和遇到的问题。

丁玲看他们不仅有文化，而且对文学创作又那么酷爱和执着，在一个作家看来，是一件非常难得的好事。所以就热情地进行帮助和指导。后来这三个人都成了农场的笔杆子，先后任过农场宣传部长。罗平伟的短篇小说《没有署名的奖状》还被选入《黑龙江优秀小说选》。

在那个年代，人们的阶级觉悟都很高，眼睛雪亮，时间一久果然有了反映。有人说这几个人阶级立场不坚定，被大右派腐蚀拉拢了。领导找他们进行诫勉谈话，要求他们注意影响，与丁玲划清界限。

来往受到了限制，但彼此间的友谊并没有中断。特别是陈明从别的农场调到汤原和丁玲团聚后，使他们的友谊进一步加深了。这些人对陈明也同样给予了很多关心和照顾，让老两口感动不已。

陈明曾是上海复旦大学高材生，1937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参加革命，被分配到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当时的团长正是被毛泽东誉为“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丁玲。他们二人很快坠入情网，成为轰动一时的“姐弟恋”。尽管丁玲比陈明大13岁，他们还是冲破种种阻力结为夫妻，恩爱一生，无怨无悔。

陈明是著名剧作家，电影《六号门》的编剧。1957年受丁玲牵连被打成右派，1958年先于丁玲发配到北大荒，分在八五三农场右派队劳动改造。

文化大革命中，丁玲夫妇被造反派从宝泉岭农场押解回汤原农场批斗游街，受尽折磨。这几个人也未能幸免，被旧话重提，说他们是丁玲的孝子贤孙，整得很长一段时间抬不起头来。

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是绕不开话题。当张靖宇眼含热泪说起这段往事，我看到丁玲只是默默地听着，眼泪在眼圈直打转。

最后她叹了一口气说：“嗨！让你们跟着我受苦了，好在我们都熬出头啦！”

麦地里即兴演说

七月末，正是北大荒的麦收季节。丁玲听说职工们正在抢收小麦，执意要到田间看看。

丁玲戴上草帽，顶着午后的烈日来到柳西分场。她站在麦浪滚滚、一望无际的地头上，俯身捧起了一把金灿灿的麦穗，把鼻子贴上去久久地闻着，然后抬起头来意味深长地说：“好香啊！很久没有闻过这气味了。”

听说丁玲来了，干活的人尤其是那些年轻人，呼啦一下围了过来，都想亲眼看看这个极富传奇色彩的大名人。

此时有人提议让丁玲给大家讲话。这是事先没有安排的，所有人都把期待的目光投向了丁玲。只见丁玲略加思索，笑着向大家挥了挥手说道：“同志们辛苦了！你们正在冒着酷暑割麦子，正在享受胜利的欢欣，正在创造幸福的未来！你们用亲手打下的粮食支援国家建设，你们所从事的事业是多么的光荣！”她富有激情的讲话，博得得了阵阵掌声。接着她又提高了嗓门继续说：“我复出以后，走到哪里都让我讲话，有些人无非是想听听我这些年受了那么多苦，是怎么过来的。我想，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讲那些东西没什么意思，还是要一切向前看。大家看我现在不是很好吗？我们个人的命运是和党、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的，个人受点委屈遭点罪算的了什么？党的三中全会刚开过，我们的党和国家更有希望了，这一点应该深信不疑。我在美国访问时，一些外国人也想听我讲点抱怨的话，我对他们说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依然深爱着这个党和国家。我这样讲，显然不能令她们满意。她们说我是大作家，从作家的角度谈谈过去，我跟她们说，我首先是一名党员，其次才是作家。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是要能经得起挫折和考验的。丁玲的讲话，赢得一片热烈的掌声。

是的，在那场浩劫刚刚结束不久，有多少人在抱怨，甚至要向党清算。而两次罹难的丁玲，对党却如此忠诚，信仰如此坚定，她那坦荡的胸怀和高风亮节不能不令人敬佩。

故居前的遗憾

丁玲是1965年从汤原搬到宝泉岭居住的，直到1970年被秘密逮捕，在这里工作生活5年多。她在这里以劳动模范邓婉蓉为原型，写下了著名散文《杜晚香》。

连日来的坐车颠簸和迎来送往，使丁玲的双脚都肿了。看到这种情况，本来到宝泉岭农场时准备安排她休息一天，可是她抑制不住重返故乡的兴奋，执意不肯，依然日程满满。每天大清早就起床，或接待来访，或到家属区去探访乡亲。

此次回来，她还有一个心愿就是要到住过的老房子看看。经过我们多方查找和考证，还真的在宝泉岭农场8委给找着了。这所谓的房子，在当时叫六十户，就是建场初期用泥巴垒的墙，上面盖着茅草，如今已是“披头散发”的草棚子。房子的一多半已经倒塌，现只剩下残垣断壁和一间破屋，住着一个孤寡老太太。

听说丁玲要来，老邻居们早就等候在那里。当丁玲缓缓走下车，许多人一眼就认出了她，争着上前与她握手、拥抱。由于屋里没地方可坐，大家只好坐在院里的丝瓜架下唠起了家常。一个身体瘦弱的老太太还特意领来了三个现已长大成人的孩子，让他们来看看丁奶奶。原来，这老太太年轻时是个寡妇，带着三个孩子，生活十分困难，丁玲曾多次救济过她钱和衣服，至今还念念不忘。

原6委家属主任胡冬莲，当年曾和丁玲一起做家属工作，她把珍藏了多年的一张同丁玲的合影照片交给了丁玲。当丁玲用微微颤抖的手，接过这张经过文化大革命保存下来的唯一一张照片时，泪水夺眶而出。她激动的说：“谢谢你能冒着风险把它保存下来，要是我那十几万字的小说手稿也能保存到今天该多好呀！”

原来，在文革前丁玲已着手写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没等写完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小说手稿连同一棵大野山参，都被造反派抄家抄走了，几经周折不知去向。这棵人参是她到莫斯科领斯大林文学奖时，苏联朋友送给她的。有人传说，那棵野山参是被一个造反派头头“顺手牵羊”拿走了。这个人的老婆常年卧床不起，自从吃了那棵大山参，居然能下地干活了。当然，这只是传言，已无从考证。

应丁玲之托，我们通过各种渠道查找手稿下落，始终未果，成了丁玲此行的一大憾事。

养鸡场里重操旧业

汤原农场是丁玲此行的最后一站。

此次回来，她不顾路途劳顿，首先探望的就是她的老单位，如今的养鸡场。当已是77岁高龄的丁玲来到养鸡场时，人们早已等候在那里，一张张熟悉的笑脸迎了上来。丁玲一边握着她们的手，一边叫着她们的名字：“王俊芬，张振辉，孙淑英！”

“你是？”丁玲指着一个老同志迟疑了一下。

“你忘了！当年扫盲时我是最笨的那个，老是记不住，后来你就采取看图识字的办法，学个‘桶’字你就画个桶，学个‘屎’字，你就画个小鸡，屁股下面点上几个点。”

“噢!想起来了,你是王士发，哎呀,小伙子都变成老头了。”

“可不吗,当年我们那十几个文盲，让你都给扫光了，咱们还被评为扫盲先进集体呢。”老王边说边哈哈大笑起来。姐妹们围着丁玲夫妇问长问短，一会儿开怀大笑，一会儿有人抹起了眼泪。

喂鸡的时候到了，丁玲又兴致勃勃地端起了饲料盆，和饲养员一起熟练地唤着鸡，撒着饲料。在场的人无不惊叹，没想到几十年后她依然象个养鸡的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