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九莲灯”习俗及其变迁

曾红梅　李富

摘 要：民间习俗的流变，既有传承人“口传身授”、记忆偏差等原因，也有文本书写反作用的影响。四川简阳石桥镇“九莲灯”的流变，是在保留其基本形式的前提下，在各种力量的互动中，不断加入“情境性因素”而产生的。从民间信仰到民间娱乐，官方和商业的介入影响深远，但是，就传承与开发而言，“九莲灯”习俗的生命力依然在民间。

关键词：九莲灯；信仰；娱乐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热”的双重大背景使得中国古镇的文化资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影响，但是地方社会的独特性在于无论前两者如何干预，都要适应其内在的文化氛围。四川简阳的“九莲灯”习俗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1 “九莲灯”的生发环境

石桥素有四川千里沱江上的“移民古镇”以及“小汉口”之称，自清朝末年到建国初期一直是四川简阳县的商业中心，工商业发达。建国前，除国营酒精厂外，私营工商户达千家。东大路驿站与沱江上的回水沱两大地理优势带来了多元文化的交融，石桥的地域文化中呈现出佛、道与民间宗教的多重融合。

建国后，政治以及商业中心的转移使得石桥渐趋没落，场镇环境逐渐恶劣。在旅游大开发的背景下，地方有识之士曾兴起过保护石桥古镇的运动，但是古镇的文物古迹多已毁损，或者改作他用。一个半古半现的场镇要规划出四川四大名镇的未来，着实艰难，于是保护运动也就不了了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余热波及石桥的时候，石桥地方文化站挖掘出了“九莲灯”民俗展演，并将此申报进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至此，九莲灯成为了古镇的一张名片。

2“九莲灯”习俗的流变

2012年正月初二一早，石桥镇的居民们走上街头，舞起了长龙，摇起了旱船，场面煞是壮观。在表演队伍中间的是被称为“天府一绝”的九莲灯技艺：9名男子，头缠黑色丝巾，上身赤裸，下穿短裤，脚蹬草鞋；于额头、前胸、前腹、手臂、后背处各挂一盏油灯；每人用两根龙头木杖支撑双臂；龙头木杖成红色，一端为半圆形，以便撑腰，另一端为彩色龙头，象征吉祥幸福和长命福寿。11人成一路纵队，像一条火龙般行进在石桥镇的大街小巷。

此情此景，让观者无不动容。正是这一“动容”让笔者的目光锁定在这一奇特的民俗活动上数年之久。据悉，解放之前，九莲灯主要于每年农历三月三（上巳节）举行，是石桥屠夫为抵消罪过而举行的祭祀仪式。解放之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文化观念的变迁，九莲灯活动逐渐销声匿迹。直到1988年，出于文化抢救以及民俗闹新春的考虑，政府牵头，当地农药厂承办了一场九莲灯民俗活动。此后便是长久的沉寂期。21世纪初，伴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潮，九莲灯被简阳文化馆发掘、整理，在2006年以民间舞蹈的形式被列入资阳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九莲灯行进步伐过于简单，且在人体上挂灯的形式存在争议，因而未能成功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2年新春，九莲灯打着“天府一绝”的旗号重现石桥，表演轰动一时，并成功引起各方热议与关注。央视“北纬30°寻找远方的家”随后对其展演进行了录播。基于石桥的历史文化环境，地方文化精英相继对九莲灯的起源传说、仪式过程等进行了追本溯源的丰富与创造，并最终形成以陈水章为代表的九莲灯文本。在各种媒介的影响和作用下，地方居民也不甘落后，纷纷对九莲灯活动进行框架内的再表述，比如对仪式过程、神话传说的枝叶添加等。

3 对“九莲灯”习俗流变的思考

1、“九莲灯”仪式过程的演变，是地方文化资源整合的结果。

此种尝试，值得肯定，因为它不仅可能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也是文化遗产再次进入公众视野的一次机会。旅游开发介入后的九莲灯表演次数虽不多，但这些由政府牵头的尝试性展演，使得地方文化资源得到了最大化的整理与整合。在石桥镇与九莲灯的互动关系中，特定地方不仅构成了特定文化的体貌特征，成为文化展演的舞台，同时，文化的展演也在深刻影响和作用于地方，使其与地方的创造融为一体。

2、“九莲灯”文化内涵的丰富，是地方记忆及精神的重塑。

借助九莲灯民俗活动的开发，地方群众在多方力量的影响和作用下完成了地方精神以及地方记忆的重塑，但是不同时间段下的不同聲音却传达出这种重构的微妙。消失多年的九莲灯技艺在老百姓的回忆里原本只是惊鸿一瞥，但是经过2012年对其仪式、传说以及内涵的反复操演，九莲灯最终被内化为地方精神以及地方历史的一部分。石桥人对此的态度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一是对官方文化政策小心翼翼的迎合阶段，二是在旅游语境中对石桥有这样一个传统民俗的自豪阶段，三是由于九莲灯的展演并未带来自身或者场镇变化后的淡漠阶段。

3、“九莲灯”习俗的演变，是其符号建构的过程。

正是在其符号意义的生产和共享过程中，九莲灯原有的文化内涵得以向现在的文化意义转变，即从单纯的“杀生赎罪”衍生到“祈福纳祥”、“考验意志”等。同时，在大众传媒的作用下，九莲灯得以将其内涵的历史元素与现代旅游的审美期待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得不同目的的群体得以在互动中作用于九莲灯的历史记忆与现代书写。地方网站以及旅游宣传中所呈现出来的九莲灯形象正是对石桥古镇一种理想化的表达。这种表达充分显示出外在的时代话语和内在的文化认知间的对立统一。模式化的结构，媒介的意图，话语的权力，以及技术性的品质等等都在这种对立统一间展露无疑。

从“应其所是”到“成其所是”的符号建构。

民俗符号的出现以及演变，虽然带有浓厚的文化色彩，但是其仍然是社会经济乃至政治生活的间接反映。这个巨大的语境性存在决定了该符号的内涵与形式离不开人们社会生活的实践内容。在这一点上，人与符号的关系显现出了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另外，符号化虽然并不一定是社会性的过程，即对其的解释可能涉及个人的情绪与情感，但符号的意义却是社会性的。从九莲灯文化的生产与共享实际来看，符号化的解释从个人的感受开始，到文化性的解释结束，包括了个人与社会两个方面。在九莲灯符号化的初始阶段，出现过众多具有情感色彩与主观意识的解释，如对个人意志的考验等，但这些解释绝大部分都没能进入到“九莲灯”符号内涵的建构中。可见，在符号的解释中，社会文化的规定性最终取缔了个人的意志与情感，使得人的主体性与创造性淹没在了现行文化的生产机制中。伴随此过程的是“常识”与“权力”的生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集体感受与想象。毫无疑问，“人类所有的观念和行为都受到特定时代和社会价值的制约”，但是这样的制约不应该只带来感受的复制与再生产。

总之，在“九莲灯”民俗的演变中，现代旅游以及现代媒介对其发展影响巨大，其冲击可想而知。在对文化资源进行旅游式的符号建构中，人与符号的良性互动十分重要，但是如何才能导向一种良性的互动还需要更为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陈水章，《九莲灯；杀生者的救赎》，《龙门阵》，2012年2期。

[2]邓小燕，符号消费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路径选择[J]，广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3]高丙中，作为公共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J]，文艺研究2008 年第2 期

[4]黄胜进，从“文化遗产”到“文化资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及其价值考察[J]，青海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