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人自大和虚荣从何而来

韩国人自大和虚荣从何而来

很多人去韩国首尔后会产生一种奇异的错觉，似乎自己正行走在中国南方某个城市的街道上，尽管言语不通，却没有突然进入一个陌生社会的紧张感。然而，在表面的相似背后，却掩盖着细微的乃至根本性的文化上的差别。

这种不可救药的自大和虚荣使他们对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文化采取了一种不光彩的主观实用主义态度，即完全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解释和建构

遵循着某种隐约的秩序行事

总的来说，韩国人生活得忙碌而安然，很少见到中国城市里那种熙熙攘攘的杂乱景况。以韩国最大的都市首尔为例：街道上行人不多，出行的人除了自驾车外，大部分选择乘坐地铁。堵车现象也经常出现，但人们都耐心等待，绝不会出现喇叭乱鸣、奋勇争先的景象。交通规则对韩国人来说不再是一种外在的管制措施，而成为了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习惯：即便在夜深人稀，也不会出现闯红灯的现象；在斑马线前，司机们都会“谦卑”停下来，耐心地等待行人通过。

有些线路和某些线路的个别时段人流大，有时很拥挤，但上车时人们都能自觉排队，上车后都能随遇而安，很少听到争吵和怨言。有人下车空出座位时，人们似乎也遵循着某种隐约的秩序行事：由离得最近的人递补上去，如果有两个人离得同样近，人们往往先停一下，看到对方没有动静时再坐下去，绝对看不到在中国地铁中所惯见的那种先把包扔过去占住位再说、或先把屁股挪过去以争取“有利位置”的“聪明人”。每节车厢都设有几个老弱病残专座，有时候这些座位就空着，旁边站着的年轻人也不会占用。地铁里的乞讨者也很文明，盲人乞讨者往往持一个小盘子，挂一个小音响，面无表情地、缓缓地一路走过去，只是在有人向盘子里扔进钱币时才表示一下感谢；其他有残疾或有特殊情况的人采取的则是一种更含蓄的方式：向乘客分发“乞讨书”或一块口香糖、巧克力之类的小玩意，愿意赞助的人会把零钱包在“乞讨书”里，或跟收到的小玩意放在一起，等待乞讨者前来回收。

很难与韩国人结成倾心相与的朋友

与中国的男人相比，韩国的男人更关注自己的角色认同和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因为他们生活在更狭小的群体圈子里，更严格的等级秩序里，更表面的仪式性氛围里。在韩国生活时间长的中国人都抱怨很难同韩国人结成倾心相与的朋友。其实，韩国人之间的交往也都是比较表面的。中国江湖社会中生死兄弟的金兰结义，以及君子名士之间高山流水的知音之交，韩国的男人是理解不了的，社会形态的高度同质化决定了他们行为方式的趋同性：对群体的依赖和由此而生的对权威的自愿服从以及同伴之间的争强斗胜。

韩国男人喜欢喝酒，并且凡喝必醉，有时候醉酒似乎成了目的本身，拿起酒杯便直奔这个目标而去，这是因为他们把喝酒仪式化了：只有在最好的朋友面前才会不拘小节，袒露原形，我醉了，说明我对这个集体是忠诚的，没有任何保留。

每天生活在这种刻意营造的氛围里，把仪式化了的生活当作真实的需要，想必是很累人的，因此韩国男人有了表达个人意志的机会往往不会放过。韩国男人的情绪表达有时候是很激烈的，在群情相激的情况下容易走向极端，但那往往带有做给别人看的表演的成分，所以平息起来并不难。举一个例子：当年为了拒绝进口美国牛肉，有人切指，有人自焚，大有与美国牛肉不共戴天之势，但等到美国牛肉真的进来了，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宁愿闭视塞听也不愿意承认事实

韩国人性格中最易被人诟病的，莫过于那种夜郎自大式的盲目与狭隘，这大概与他们民族生活的环境和成长的经历有关。僻处东北亚半岛，长期生活在中国的影子里，又时刻面临着来于海上的日本民族的压力，使韩国人形成了自卑与傲慢同构、激烈与驯顺共存的矛盾性格。

国势强大后，出于心理补偿的内在需要，这种民族性格上的矛盾结构向一端倾斜，使韩国人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很容易地发酵为白日梦式的自大狂——满足于固陋，甚至无视事实，根据愿望或想象去认识世界，确认自我：“中国也有像63大厦那样的摩天大楼吗？”“中国也有地铁吗？”没来过中国的韩国人经常会抛出这样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傻瓜问题。在这个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根深蒂固的傲慢和虚荣使他们宁愿闭视塞听。

他们也知道自己的许多观点是经不住事实验证的，他们采取的对策是不去验证，于是，诸如“韩文是世界上最美丽、最科学的文字”“泡菜是最有味道、最富营养的腌制蔬菜”之类几乎是一厢情愿的结论被煞有介事地津津乐道。

这种不可救药的自大和虚荣使他们对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文化采取了一种不光彩的主观实用主义态度，即完全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解释和建构。现在的韩国人就像一个出身卑微却又不安于现状的野心勃勃的青年，在有所成就后急于获得别人的关注与喝彩，却忌讳向人谈起在他自己看来并不光彩的来历和出身。

尽管传统价值仍然是维系韩国社会的主要的结构性力量之一，但多数韩国人却下定决心要割断与历史的联系。一方面，通过彻底实行“去汉化”和全面推行西式教育，凸显韩国的当前成就和文化独特性；另一方面，对历史真相进行整容，去建构一个合乎自己的意愿的“过去”——于是，孔子被“证明”带有韩民族血统，东北及华北大部被“论证”为韩国曾经的领土，浑天仪和活字印刷术“成了”世宗大王的发明，韩医则是与西医并峙的东洋文明的伟大遗产（中医是不存在的）……其论证之奇妙，结论之大胆，实在匪夷所思，令人瞠目。

这与日本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日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怀有敬意的，也不忌讳曾经作为中国的学生这一基本史实；韩国人不同，对受于中国的文化之惠闭口不提，对曾经以“小中华”自负的经历讳莫如深，大肆讲述的都是英雄志士抗击外族侵略的光辉业迹。这种自我灌水的历史文化观使得整个韩民族丧失了自己的文化坐标，不知道自己是谁，将要到哪里去。

拒绝任何东方式的人际灵活性

尽管长期以来浸润在儒家文化传统中，在处理具体事务的理念和方式上，当代韩国人完全西方化了，并且表现得像一个有点笨拙的“好”学生：死守条文，拒绝任何东方式的人际灵活性。在首尔大学，学校为国际交流学者建立了公寓，简称BK馆，一同入住的共有30余位中国学者，当时大家都收到了一份规定详尽的入住合同，附有室内设施和用品明细，公寓管理方要求学者们逐项检查，签字确认。

中国人都近乎随意地把字签了，根据经验，到时候只要不是太过分，对“国际友人”应当不会太计较的。然而，韩国人完全按合同办事，没有任何通融的余地。在退房时，至少有六七个人的冰箱内的制冰盒发现了裂纹，显然是产品质量问题，却被要求全价赔偿；还有一位学者的卫生间门的背面上部发现了一个坑，他自己从来没有注意过，结果被要求按照一扇新门的价值赔偿。有的学者提出抗议，认为有失公平，对方的答复是：这样的意见应该在签合同时提出来，既然签字认可了，就应当严格遵守。

半岛形的地理环境构成了韩民族在夹缝中生存的宿命，贫乏的自然条件熔铸了韩国人绝不轻言放弃的性格。与经历千年酱缸腌渍的中国人相比，他们难免显得有点生愣而浮躁，要承担起自己期许的重任还需要经历磨练，但他们在精神上是年轻的，对他们的愿望和野心，我们必须给予应有的重视。

（《世界文化》2017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