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日本人敬畏古代中国人

为何日本人敬畏古代中国人

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曾这样形容中国人：他们应该像诸葛亮、李白、文天祥那样，个个光明伟岸、个性分明。但有日本人却说：他们尊敬古代的中国人，不尊敬后来的中国人。因为古代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很不一样。

古代诗歌也反映出当时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如《诗经》里面充满了生命的欢欣。那时中国人的自然本性还没有被后来的文化阉割。先民们的天真烂漫和心无杂念，如同狂风暴雨后的天空，高远而纯净

春秋时代的尚武精神

有日本人曾说：他们尊敬古代的中国人，不尊敬后来的中国人。因为古代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很不一样。

这话听起来刺耳，但从头到尾细读中国史，你会发现此话有一点道理。

春秋时的中国人，生机勃发，品格清正。汉唐时的中国人，雍容大气，自信心很强。及至明清，中国人却是那么麻木、懦弱，缺乏创造力。明清时的中国人和春秋时的中国人相比，简直是两种不同的人。

先说尚武精神。春秋时代，贵族个个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侠客遍地、武士横行，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

那时的中国人不喜欢一步三摇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不论男女，皆以高大健硕为美。

春秋战国时代，那些争雄竞长的大国，个个都强悍好战。东方大国齐国民风剽悍，百姓都是急性子、倔脾气。贵族们常在道路上驾车相撞，国家立法也不能禁止。

连今天说着吴侬软语的吴越地区，在先秦时代也是一片气质刚劲的土地。《淮南子·主术训》篇说：“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

再来看看后来的中国人。明朝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意外地发现，中国的男人都如此文弱。他在写给罗马的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不仅如此，他还惊讶于这个帝国里最聪明的人看起来都像女人：“无论是他们的外貌气质，还是他们内心的情感流露，他们看起来全像是温柔的女子。要是你对他们尊敬礼让，他们便会比你更加谦和。”

居留中国的几十年里，利玛窦也看过上流社会的人打架，不过其情景却让他哑然失笑：“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这些男人们不惜每天花费两个小时来梳理他们长长的头发，考究地整理他们的服饰，他们就这样悠闲自得地打发着美好的时光。”

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更惊讶于中国人的胆小。法国传教士古伯察说：“傲慢、尊大的、看上去颇具刚毅的中国人，一旦遇到态度坚决，意志不挠的人，马上就会变得软弱，像患了癔病。面临困难的中国人嘴里常说‘小心’，即‘胆子要小’。”还有人说：“中国儿童不像欧洲儿童那样蹦蹦跳跳……对武力的赞赏已经完全没有了。大男子当众啼哭而不以为耻。”

“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文化

我们再来看看侠义精神。春秋时代，是中国侠文化最灿烂的时代。

春秋时代的侠客，最大的特点是极端重视人格的独立与平等。豫让刺杀赵襄子的故事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豫让为了给智伯报仇去刺杀赵襄子，设法混进赵府。在被抓住之后，审讯者对豫让说，你当年也曾为范家、中行家效力，这两家都被智伯灭了，你不为他们报仇反倒为智伯卖命，为什么今天智伯被人灭了你就这样死心塌地为他报仇？

豫让回答说，当年范家、中行家随随便便看待我，我也这样对待他们；智伯待我像对待国士，我自然要用国士的行事方式来报答他。

豫让的这句回答，开了两千年来“士为知己者死”的滥觞：豫让追求的是等级社会里平民的个人尊严和社会、他人对自我价值的承认，尤其是在向来瞧不起平民的贵族阶层面前。既然我不是你们的附属品，那么我们之间的交往就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如果你不肯和我平等相交，我们之间就只有利益关系，人走茶凉。

这种“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是战国时代侠文化中最可贵的部分。他们行侠仗义，不是为利，甚至不是为名，而是为了心中的一股豪气。他们如同珍视眼珠一样珍视自己的个人尊严，对“平等”二字甚至达到了敏感的程度。

“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即使在座位安排这样的小事上，他们也不能容忍任何的不平等。

及至明清，“侠客”们却自愿攀附权力，沦为权力的附庸。如鲁迅所说，春秋时的侠客，是以“死”为终极目的，他们的结局也确实是慷慨赴死而去。

清代小说中的侠客，却个个成了地主官僚，黑白两道通吃。如《三侠五义》所写，双侠丁兆兰、丁兆蕙家里广有田产，实乃地产豪绅，五鼠则是陷空岛渔霸。

鲁迅指出，《三侠五义》中的英雄，表面上是侠客，实质上却是奴才，“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能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镖，替他捕盗”。

他们“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说过了侠，再来看看上古的儒和后世的儒有什么不同。后来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的“孔孟之道”，诞生之初其实并不像后来那样充满奴性，而是相当刚健清新。

春秋士人每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所学之“道”凌驾于权势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这一点，以儒家最为突出。

孔子周游列国，不留恋高官厚禄，不屈服于任何政治权威，只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中古时代，虽然在世俗层面，儒学信徒对皇帝和权力秩序服从尽礼；但是在精神层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以“圣人”自期，追求“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希望能实现自我完善，达到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

汉光武帝刘秀的同窗严光，曾出山帮助刘秀取得天下，刘秀登基后想召他做官，他不肯接受，而是隐居富春山耕钓自娱。

及至唐代，虽然唐太宗发明了使天下英雄尽入我毂的办法，但李白仍然可以做他的帝师梦，希望自己能在“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逃离权力的控制。

到了清代，大儒们却已经完全被驯服成了“绕指柔”的奴才。清代帝王认为，一个大臣如果过于注重自身修养，会妨碍他们不打折扣地为皇帝服务。作为臣子，不但身体要属于君主，心灵也应属于君主，不应有任何自己的独立意志、个人尊严。

清代儒臣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无思想、无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他们选择了动物式的生存方式。

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

最后再让我们来看看诗歌。明清500年，所谓诗人们的才性、阅历、学识均大幅崩塌，他们以拾前人余慧为荣，不敢越藩篱一步，写了大量模仿杜甫或者黄庭坚的诗。500年的诗坛，没有激情和冲动，没有真性情，甚至没有真表情——除了纳兰性德外，中国居然再没产生一个有影响的诗人。

中国人的性格历史，如同我们的黄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见底；汉唐是中游，虽泥沙俱下，毕竟有波涛汹涌之雄大气象；明清是下游，已经常断流、奄奄一息了。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湖南人民出版社张宏杰/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