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卞之琳《登城》看传统与现代诗学的互动

呼振楠

摘 要：卞之琳的诗作融合传统汉诗与西方现代主义诗学，兼具古典诗特色和现代性因素。本文以卞之琳诗《登城》为例，从传统诗和现代诗两个视域对其展开细读，发现传统与现代诗学之间的互动，从而对新诗现代化进行探讨。

关键词：《登城》 古典诗 现代诗 互动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新诗写作极富现代性的时刻，一边向西方现代主义学习，一边也有意接通中国古典诗的传统。在众多现代诗人中，卞之琳的诗作融合了传统汉诗与西方现代主义诗学，兼具古典诗特色和现代性因素。《登城》写于1932年，是卞之琳的早期诗作，诗中传统与现代因素交织相融，体现出传统诗学与现代诗学的转换和互动，在卞诗中很有代表性。本文将从《登城》的两种解读中展开探讨。

朋友和我穿过了芦苇，走上了长满乱草的城台。守台的老兵和朋友攀谈：“又是秋景了，芦苇黄了……”大家凝望着田野和远山。正合朋友的意思，他不愿揭开老兵怀里的长历史，我对着淡淡的斜阳，也不愿指点远处朋友的方向，只说：“我真想到外边去呢！”虽然我自己也全然不知道上哪儿去好，如果朋友问我说：“你要上哪儿去呢？”当我们低下头来，台底下走过了一个骑驴的乡下人。（《登城》）

一、《登城》的古典阐释

1.与古典诗歌的契合 首先，从古典诗歌成规来看，登高意象在唐代就已经变成一个常用公式或母题，用以表达沉思或悲伤。奚密在《现代汉诗：一九一七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中指出：“如果说在意象层面上，高处为诗人提供了一个空间的全景视野的话，那么，在象征层面上，它拥有同样开阔的时间视野，对过去、现在、未来做宏观的描述。”卞之琳写“登城”，有意与古典诗接通。

其次，《登城》写于1932年10月，“城”指的是当时卞之琳求学之地北平。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更名为北平，失去首都和曾经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20世纪30年代前期，北平的形势动荡不安，地方政府更迭，经济形势恶化。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更是加剧这一状况。此时在北平读书的卞之琳，从一开始便形成一种“凭吊”和“寄怀”的情绪：“一方面因为那里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一方面又因为那里是破旧的故都。”卞之琳写《登城》是对当时北平的“凭吊”和“寄怀”，有传统“感怀诗”的意味。

其三，《登城》的古典意象具有传统诗歌意蕴。“芦苇”在古诗中经常出现，如白居易“苦竹林边芦苇丛，停舟一望思无穷”，多跟悲凉孤寂的氛围相联系。“田野”“远山”在古诗中是较为清新、明丽的意象；“斜阳”则意蕴丰富，通常表示悲哀、怀旧的情绪，也往往用来表达分离、老年，以及时光流逝。而诗中“长满乱草的城台”，有物是人非之感，让人想起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因此，无论是主题、创作背景，还是意象方面，卞之琳的《登城》都体现出跟古典詩歌的契合，这为用传统方法阐释卞诗提供了可能。下面将以杜甫《登高》为例做参照解读。

2.与杜甫《登高》的参照解读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登高》）

杜甫《登高》作于唐代宗大历二年（767）秋，当时安史之乱已经结束四年，地方军阀混战，五十六岁“高龄”的杜甫生活困苦，独自登上夔州白帝城外的高台，登高远眺秋江景色，引发了他身世飘零的感慨，渗入了他老病孤愁的悲哀。而卞之琳写《登城》时正值国家社会动乱，故都北平荒败已如废墟，卞之琳遭遇的时代处境与杜甫十分相似。

在杜甫《登高》中，风之凄急、猿之哀鸣、鸟之回旋都衬托出秋景的悲凉，“无边落木”“不尽长江”写出了秋天肃穆萧杀、空旷辽阔的景色，它的境界非常壮阔，对人们的触动不仅是岁暮的感伤，同时让人想到生命的消逝与有限，宇宙的无穷与永恒。诗人一生颠沛流离，今日独自登临高台，情景交融，最后转入对个人身边琐事的悲叹。这种传统诗歌的抒情模式也被带到卞之琳的《登城》中，同样是萧瑟的秋景，“长满乱草的城台”“斜阳”等引发卞之琳对故都的“凭吊”和“寄怀”。

卞之琳《登城》描述的是：“朋友”和“我”穿过芦苇去登城，城台乱草丛生、荒凉破败，守台的“老兵”触景生情，想找“朋友”攀谈，但是“朋友”不愿触及“老兵”的过去，因而不作回应。大家兀自远望，低头看到城台底下一个乡下人骑驴走过。《登城》最后这句类似杜牧诗“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虽然卞诗中没有讽刺“乡下人”的意思，但是两者都有对乱世中普通小人物的描绘。

在中国历史发生一系列重大事件的20世纪30年代，卞之琳认为自己当时由于方向不明，“小处敏感，大处茫然”，面对历史事件、时代风云，总不知道要表达或如何表达自己的悲喜。卞之琳在《登城》中写长长的历史与迷茫的方向，以及它给个人带来的无奈与悲伤，这与杜甫《登高》中传统文人的遭遇是不谋而合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卞之琳的《登城》是传统“登高”诗的现代书写。

二、《登城》的现代读法

1.对话性：主体声音的分化

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已经有人注意到卞之琳诗歌在“声部”和“主体”上的复杂性。江弱水在《意识的客观化与声音的对话化：从巴赫金看卞之琳》中，通过巴赫金对话理论，发现卞诗中“自我意识的遁化、客观化”和“主体声音的分化、对话化”，详尽分析了卞之琳使自我意识出离中心而遁化，为竭力“避免独自现身于他的诗中”而采取的各种方式，指明卞诗中充满“对话性”。

巴赫金对话理论认为，以一个统一的客体世界为坚实基础，用独白原则理解材料，再在这种理解允许的范围内以通常的对话形式展开，这是“对话性”的获得。简单说，就是对话向独白的渗透。

卞之琳《登城》显然已经获得巴赫金所言的“对话性”。全诗的十行至十三行出现一个特殊句式，是中文少有的条件状语后置：

只说，“我真想到外边去呢！”虽然我自己也全然不知道上哪儿去好，如果朋友问我说：“你要上哪儿去呢？”

按照中文正常语序应该是：

如果朋友问我说，“你要上哪儿去呢？”虽然我自己也全然不知道上哪儿去好，只说，“我真想到外边去呢！”

这里“如果朋友……”是虚拟语气，否定“我”跟“朋友”的实际对话，说明这两句是叙事者的内心独白。同时这也让我们质疑前面“老兵”说话的可能性，因为“老兵”说“又是秋景了，芦苇黄了……”并没有得到朋友的回应。这样，《登城》中所有表面的对话都是独白，而且我们不妨设想，独白都来自叙事者一人。在独白中渗透进了对话，这就是巴赫金所说的“对话性”。

巴赫金認为，一切离开主体而存在的均是他者。当自我作为客体成为自身主体感受、体验、审美的对象时，自我成了“他者”，即被审视的对象。在这首诗当中，“老兵”“朋友”和“我”都是同一人，原诗的情景可以还原为：叙事者一个人穿过了芦苇去登城，这时他内心出现了三种情绪：一是触景生情，渴望沟通（“老兵”）；一个不愿回首过去，对未来又感到迷茫（“朋友”）；一是自我安慰，并试图做出改变（“我”）。结合后面的“老兵怀里的长历史”可知“老兵”象征“过去”，“老兵”和朋友的攀谈，则象征过去和现在的对话。朋友“不愿揭开老兵怀里的长历史”，是说过去的经历漫长曲折，现在的叙事者不愿回溯重提。这时作为第三个声音的“我”出现，“我”作为“朋友”和“老兵”对话的旁观者，不愿给现在处境下的朋友指点方向。

在《登城》中，代表“朋友”“我”“老兵”三种不同意识的声音展开对话，它们都由叙事者这一主体分化出来，诗中这三种力量在互相影响着。诗中叙事主体和分化出去的他者试图展开对话，在长长的历史中经历迷茫，寻找方向。这样，在表现方式上，《登城》就具有了现代意味。

2.“登城”的象征意义

卞之琳的诗，经常从一些“点”触发情思，常用带有个人体验的象征手法来表达情感。卞之琳早期翻译了很多象征主义诗歌，他的诗作也明显受到象征派诗人的影响。他在自选诗集《雕虫纪历》的自序中写道：“我前期最早阶段写北平街头灰色景物，显然得到波德莱尔写巴黎街头穷人、老人以至盲人的启发。”

卞之琳的《登城》灌注了象征主义技法与其创作精神。在卞之琳眼中，当时“灰色”的北平破败已如“断垣废井”，近乎“废墟”。这里的“废墟”让人联想到艾略特笔下的“荒原”，同样也有隐喻历史的荒芜和人们精神世界的空虚。当历史成为一片“废墟”“荒原”时，就意味着它曾经的总体性和统一性已不复存在，它已不再能为今天的人们提供生活的意义和目标，它已彻底成为过去，留给当代人的只是一些片断的碎片。

在《登城》的最后，无论“历史”还是远方显然都无法带来足够的安慰，就在这停滞的沉思片刻，一幕日常场景出人意料而又无比真切地把我们拉回到现实世界中：

当我们低下头来，台底下走过了一个骑驴的乡下人。

“骑驴的乡下人”的出现，不仅消解了先前“凭吊”和“寄怀”的抒情基调，而且暗示出一个更重要的主题：平常生活中的人们如何能够与“废墟”相安无事。

三、传统与现代诗学的互动和转化

总之，卞之琳的《登城》可以看作是一首旧题新咏的现代诗，通过古典意境来表达现代感性，这是传统与现代诗学的互动，也是诗歌与现代诗承传衔接的体现，对它的两种解读，有助于我们思考汉诗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过程。

中国现代主义诗人们正是通过象征、暗示找到了西方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的相通之处。卞之琳坦诚自己写诗是看能否“化古”与“化欧”。但需要指出的是，很多研究者在使用“化欧”“化古”这两个词描述卞之琳诗歌时，只是强调了融合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但是忽略了古典诗歌传统本身就含有新诗现代化的因子，卞之琳所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一部分与所其受的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相互吻合。

“化古”即是“化欧”，两者其实是紧密联系、一脉相承的。有研究者已经指出，“古典诗中李商隐、姜夔带来的影响，和现代主义诗歌中艾略特、瓦雷里等人的影响，实在有很大的共通之处”。卞之琳等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人，他们对旧诗词能够娴熟征引，巧妙转化，古典文学遗产不是外在于了解、而是内化于他们的血脉中。

传统与现代两者不是完全对立的。现代性写作的传统，也是属于我们自身的传统。在白话新体诗获得了一个巩固的立足点以后，它是无所顾虑地有意接通我国诗的长期传统，来利用年深月久、经过不断体裁变化而传下来的艺术遗产。卞之琳的诗作能在吸收了外来文化的因素上，依然扎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从而体现出自己独特的价值，这为新诗现代化树立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典范。

参考文献：

[1] 奚密.现代汉诗：一九一七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M].上海：三联书店，2008.

[2] 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3] 江弱水.意识的客观化与声音的对话化：从巴赫金看卞之琳[J].诗双月刊，1997（6）.

[4]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A].巴赫金全集（第五卷）[M].白春仁，顾亚玲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5] 卞之琳.雕虫纪历：1930 —1958[M].上海：三联书店，1982.

[6] 王钰哲.现代还是古典：卞之琳早期诗作解析[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