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与国家统一（一）

王天玺

中国模式与国家统一（一）

王天玺

最有效地维护国家统一，是中国模式最大的优越性之一。

我们说中国自古就是统一的多民族的东方大国，但中国统一的进程呈现出非常复杂的情况。《三国演义》开篇有言：“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三国之后，分分合合的情况还出现了很多次，这是读过中国史的人都知道的。

研究中国分分合合的历史，有一个规律是一目了然的：政治清明的时代，国势必强，统一必固；政治昏暗的时代，国势必弱，分裂必致。汉、唐、元、明、清盛时，中国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没有人敢随便闹分裂；两宋时期，虽然经济文化比较发达，但中央王朝十分软弱，整个国家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中国历史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大势”，实在令人悲伤和烦恼，但那毕竟已是远逝之事。而且这种分分合合的历史剧，都是在中国这个大舞台上演进的，都是中国人在自家庭院中自己演，自己看。自清朝末年，乃至民国时期，关于中国统一还是分裂的问题就性质大变，成了中国和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真正令人悲哀的是，在现代国家体系形成时期，西方列强和东方日本强势崛起，而老大的清王朝则正从帝国末期的凄风苦雨滑向军阀混战的腐烂泥坑，国家贫弱至极，大片大片的领土被帝国主义列强分割而去，中国的统一几近名存实亡。

我们在上一章已经提到，鸦片战争中国战败，香港被英国割占。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台湾被日本割占。而此前，澳门已被葡萄牙割占。

中国被分裂出去的土地主要在北方。清王朝没有衰落之前，中国北方边界西段在巴尔喀什湖，向东经沙毕纳依岭、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至海。此边界线以南的几百万平方公里，后来都陆续被沙皇俄国强占了。

外蒙古一直是古代中国的一部分，是晚清时期才分割出去的。

1911年，在沙皇俄国的策动下，部分亲俄的蒙古王公开始闹独立，但遭多数蒙古王公的反对。沙皇俄国一方面向清政府施加外交压力，一方面给分裂主义者提供武器，组织武装，扩大“独立”活动。1911年后，在沙俄军队的支持下，外蒙古宣布“独立”成立“大蒙古国”。不久，清政府驻乌兰巴托的办事大臣被押送出境，沙俄政府与外蒙古签订《俄蒙协议》，支持“大蒙古国”的“自治”。此时，清王朝已被推翻，当权的袁世凯政府腐败无能，立即同俄国签订《中俄声明文件》，宣布放弃在外蒙古的领土主权，只保留一个宗主国的虚名。

1924年，在俄国10月革命的影响下，蒙古人民革命取得胜利，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一直没有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1945年2月初，丘吉尔、斯大林、罗斯福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召开会议，研究二次大战后的分赃问题。会上形成的《雅尔塔协议》严重侵害了中国的利益。

《协议》涉及中国的内容如下：“外蒙古的状况须予以维持”；“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以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以保证”。

《雅尔塔协议》是苏美英三国背着中国搞的，特别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权益。其中，规定“外蒙古的状况须予以维持”这一款，以国际协议的形式承认外蒙古独立，对中国伤害尤大。

1945年8月，蒋介石派蒋经国等人同苏联谈判签订《苏中友好同盟条约》，斯大林强迫中方承认上述雅尔塔协议规定的内容。当蒋经国提出不能同意外蒙古分裂出去，希望苏方理解和尊重中国人民对失去外蒙古的心情时，斯大林冷冷地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求你帮忙，而是你要我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蒋经国再要申辩时，斯大林很不耐烦地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

按照《雅尔塔协议》和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订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外蒙古于1946年进行脱离中国的全民投票。根据投票结果，中国国民党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外蒙古最终从中国分裂出去了。

此时，英美等国还正在加紧活动，企图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这是多么危险的局面啊！

然而，中华民族的转机终于到来了。

1949年，人民大革命胜利的炮声向全世界宣告，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分裂的历史终结了，在中华大地上诞生了一个空前统一的人民共和国。

这里强调“空前统一”，是因为新中国的统一程度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代。不必说历朝历代都有大量的分裂现象，只要看看1949年前的近代中国，就知道那是一个分散而虚弱的国家。因为太分散了，所以被称为“一盘散沙”；因为太虚弱了，所以被称为“东亚病夫”。从晚清到民国，国家的行政体制从来没有统一过，指臂不灵，尾大不掉，中央政府从来不能有效号令全国。新疆在1884年建省，台湾在1885年建省，东北地区到1907年才建省，内蒙古的绥运、察哈尔等地以及宁夏、青海等地很晚才建省，西藏还分前、后藏，不少边远地区由土司山官主管。有些地方实行奴隶制度，康藏地区则是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从湘军、淮军到北洋六军，各占地盘，完全没有国家观念。地方政府各拥武装，各立法度，俨然独立王国。国民政府时期，桂系、滇系、川系、晋系、西北马家等等，各掌门户，分裂分散，相互征战，生灵涂炭。国民政府何时统一过全国？新中国一改旧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上形成了省、民族自治区和直辖市这样一种行政体制，从中央到村镇基层，体制完全统一。政令出于中央，全国一体遵行。这样的统一，近代中国做不到，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也不曾出现过。历经分裂和战乱的中国人民，无比珍惜国家的统一和安祥的生活。社会主义中国不但在中国大陆上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并从英国和葡萄牙手中不战收回了香港和澳门，而且在面临历史遗留下来的陆疆和海疆的国际争端时，显示了维护国家统一的坚定意志和强大力量。

最有效地维护国家统一，是中国模式最大的优越性之一。

第一节 抗美援朝和国家统一

历史已经证明，抗美援朝是新中国维护国家统一的一场伟大战争。

帝国主义列强敢于分割中国领土、破坏中国统一，就是因为它们的武力比中国强大，可以任意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而软弱的中国政府不敢还手，也没有还手的能力。新生的中国必须显示出异乎寻常的特质，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但敢于还手，而且可以给侵略者以毁灭性的打击。

1950年，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就是明目张胆地侵略中国。而中国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就是在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主权。

中国人不会忘记，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以朝鲜为跳板，发动了最血腥的侵华战争。此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挥师百万，浩浩荡荡杀向鸭绿江边，直接威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存。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美国侵朝，剑指中国。

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世界上其他地方，许多善良的人们不愿意相信，或者不想认真看待美国的侵华意图。实际上，从1950年代开始，美国就一直有四把尖刀指向中国：一把是从日本、朝鲜半岛方向出刀，一把是从台湾方向出刀，一把是从南海、东南亚方向出刀，一把是从南亚、西藏方向出刀。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是从朝鲜和台湾方向同时出刀。

美国在纠集15国百万大军打向鸭绿江的同时，派出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企图长期霸占台湾。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说：“已下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杜鲁门的声明还说：台湾“未来地位的确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美国如此行径不仅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且在关键时刻阻挠了中国统一进程，是可忍，孰不可忍！

抗美援朝战争的进程我们在前面已经简要叙述过，基本事实是中国军队打败了美国军队，把美国军队从鸭绿江边赶到38线以南。这是一场里程碑式的胜利，武装低劣的中国军队打败了武装精良的美英等国王牌军队。这一仗，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镇住了，也使世界上所有国家百年来第一次高看中国，纷纷向中国投来赞许的目光。

正是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中国国际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堂堂正正地登上了世界大国的舞台。

正是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美国被迫确定了一个中国的政策，此点对于中国维护国家统一的斗争具有重要意义。

正是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国内外分裂势力，奠定了中国实现大统一的总体格局。

正是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迫使苏联交还了在中国东北的不正当权益，这对维护国家统一也是非常重要的。

1945年，苏联蛮横地从国民党政府手中攫取了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殖民权益。当中国在朝鲜战场上取得大胜利之后，苏联看到中国已拥有“足以有效地打击帝国主义的力量”，便在1952年底，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给中国。到1955年，驻在大连和旅顺的苏联军队也完全撤离。

苏联的这些举动，涉及到美英《雅尔塔协议》的“秘密谅解”。被中国打痛了的美国此时也来了个顺水人情，1952年2月2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其“国情咨文”中宣布，他“将要求国会通过一项适当的联合决议，声明美国政府不承认过去与外国政府所达成的秘密谅解中所承担的任何容许这种奴役行为的义务”。

就此而言，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实现了“双赢”：既赢了美帝国主义，又赢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第二节 西藏问题和中国统一

地球是平的，但平坦的地球有耸入云天的最高峰，那就是喜马拉雅山。站在喜马拉雅山上，可以雄视整个地球，真是一览众山小。在大国争雄的世界上，谁都想拥有这个战略至高点。沙皇俄国来抢夺过，大英帝国来抢夺过，希特勒也派人进行过神秘的探察。

地球上这个天然的战略制高点自古以来就是属于中国的，这就是美丽而神秘的西藏。

近代以来，中国国力衰弱，许多边境领土被帝国主义列强分割出去，但西藏一直是属于中国的。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时期，尽管帝国主义和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极力谋求西藏“独立”，但民国政府还是通过颁布法律、设立蒙藏委员会、派驻军队、继续册封达赖和班禅、坚决反对“西姆拉协定”等努力，维系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

1949年新中国成立，解放军开进西藏，新的中央政府行使对西藏的主权，理所当然，势在必行。1950年10月，毛泽东指出：“西藏是中国领土，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

为了减少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损害，吸取全国其他省份和平解放的成功经验，中央制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但是，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却加紧了分裂国家的活动，他们趁国民党败亡之机，公开宣布“西藏独立”，并四处寻求“国际承认”。他们购买军火，扩大反动武装，企图阻挠解放军进入西藏。

在劝和无效的情况下，中央决定“以打促谈”。于1950年发动昌都战役，一举歼灭阻挠解放军进藏的藏军主力，促使西藏爱国进步力量壮大，加快了和平谈判的进程。

这一年，十四世达赖喇嘛刚满16岁。他身处帝国主义和西藏上层反动势力的包围之中，内心极度矛盾。他出走亚东，倚边境而居，观望形势变化，伺机逃往国外。终因没有一个国家敢于公开支持西藏“独立”，又受到阿沛·阿旺晋美、十世班禅等爱国人士的强力推动，达赖才派代表赴北京进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协议共17条，故简称“十七条协议”。

协议签订后，达赖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达赖宣布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愿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这是他一生作出的唯一正确选择，祖国也给了他很高的地位和荣誉。1954年他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56年担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即使是他1959年叛逃国外，中央还把他的副委员长职务一直保留到1964年，对他做到了仁至义尽。

长期以来，西藏存在一个妄图分裂中国、搞西藏“独立”的反动势力，而十四世达赖就是他们的首领。

早在1952年，西藏反动上层就在拉萨成立非法的“人民议会”，公然反对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反对改革黑暗残暴的农奴制度。此后又成立“四水六岗卫教军”，发动武装叛乱，袭击驻藏人民解放军和国家机关，残害西藏民众。1957年7月，达赖公开接受叛乱分子奉献的“金宝座”，并回赠礼品、哈达，完全同叛乱势力站到了一起。

达赖利令智昏，于1959年3月鼓动西藏反动上层发动全藏区武装叛乱。3月13日，叛乱集团以“西藏独立国人民代表大会”名义，向西藏各地下达命令，凡18岁以上至60岁的男性，必须自带武器赶到拉萨，以获取西藏“独立”的胜利。3月20日凌晨，叛乱武装向驻藏的部队、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发动猛烈进攻。

此种边疆地区全面武装叛乱的情况，如果出现在旧中国，局面就很难控制，后果不堪设想。但新中国则大不一样，应付这样的局面游刃有余。毛泽东接到西藏叛乱的报告后，他当即作出这样的判断：照此形势发展下去，西藏问题有被迫（这种“被迫”是很好的）早日解决的可能。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