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局部战争态势下国人的御敌之策

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受交通、气候、地势及开发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跨入近代门槛以后的中国，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极不平衡，国家政治中心的建立、经济事业的设置、文化教育的开办以及军事防御的部署等，大多集中在华北、华东等东部沿海地区。这不仅造成了中国东西部地区各方面的巨大差异，也给没有强大海空军作支撑的军事防御、国防部署带来诸多不利。

这些不利因素，到了20世纪20年代，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相继发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掠取中国东北、侵略中国最大中心城市上海，其吞并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之后，表现得更为明显和突出。

面对一触即发的中日战争，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傅斯年、胡适、蒋百里、钱端升等有识之士，深刻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复杂性和紧迫性，并以他们的所学、所思与所感，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针、步骤与办法。

傅斯年：“中华不是一个可以灭亡的民族”

1932年8月，傅斯年在刚刚创办不久的《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倡导积极抵抗日本的侵略。他认为：“中国在开战之初，不能打胜日本，却可以长久支持，支持愈久，对我们越有利。”“中国人之力量在三四万万农民的潜力，而不在大城市的统治者及领袖；中国的命运在死里求生，不在贪生而就死。历史告诉我们：中华不是一个可以灭亡的民族；事实告诉我们：日本不是一个能成大器的国家。”

9月18日，时值“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纪念。在这一天出版的《独立评论》第18号上，傅斯年再次发表《九一八一年了！》一文。

文中，他犀利地指出：“九一八是我们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国难，也正是近百年中东亚史上最大的一个转关，也正是二十世纪世界史上三件最大事件之一。……我们以这一年的经验，免不了有些事实的认识。我们纵观近代史，瞻前顾后，免不了有些思虑。假如中国人不是猪狗一流的品质，这时候真该表示一下子国民的人格，假如世界史不是开倒车的，倭人早晚总得到他的惩罚。所以今天若把事情浅看出来，我们正是无限的悲观，至于绝望；若深看出来，不特用不着悲观，且看中国民族之复兴，正系于此。”

傅斯年详细分析了“浅看中失望”的四个方面：第一失望是在如此严重的国难之下，统治中国者自身竟弄不出一个办法来；第二失望是人民仍在苟安的梦中而毫无振作的气象；第三失望是世界上对此事件反应之麻木；第四失望是中国的政治似乎竟没有出路。随后，傅斯年又从地理、历史、人文等方面分析了“我们不应该失望而应该抱有希望”的原因。他认为，中华民族经历了3000多年的风风雨雨，仍然能够屹立于世，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自有其潜藏的大力量”。他指出：“中国人不是一个可以灭亡的民族。历史上与中国打来往的民族，如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固皆是一世之雄，而今安在？中国人之所以能永久存立者，因其是世界上最耐劳苦的民族，能生存在他人不能生存的环境中，能在半生存的状态中进展文化。这或者就是中国人不能特放异彩，如希腊人如犹太人的原故，然而，这确是中国人万古长存的原故。”最后，傅斯年得出了“今日中国事，皆不足悲观”的结论。因为“中华民族自身有其潜藏的大力量，300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是灭不了的”。

当年，在日本军国主义咄咄逼人气势之下，像傅斯年那样坚持“中华民族不可亡”信念的人，并不是少数。

1934年2月24、25两日，著名政治学家钱端升在《益世报》发表了题为《复兴民族几个必备条件》的文章，也以大量的事实，阐明了这一论点。文章写道：“以吾族论，具有数千年悠久之文化，永有数千万方里之广土。过去兴亡，非止一次，今后成败，谁能断言？平心而论，吾族数千年来经列祖列宗发扬化育，惨淡经营，优美之德性，伟大之精神，已深植于吾辈不肖子孙心坎与血液。吾人今日有共同惟一之信念焉，即今后无论经过如何困苦艰难，盘根错节，吾族终不失为人类最优秀民族之一种；吾人更自信中国民族决不会亡！即亡亦当与世界人类皆亡耳！此非豪语，此非狂言，此乃吾族心理上伟大坚韧之基石！”

不可否认，众多专家学者关于“中国必胜”“中华不会亡”的深刻论述及其广泛宣传，给当时的中国人民树立了“坚持抗战”“抗战到底”“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

胡适：“长期苦斗为不可避免的复兴条件”

作为学者和文人，胡适同样站出来，不时大声疾呼。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蚕食鲸吞，胡适通过自己主办的《独立评论》，经常发表自己以及当时一大批专家学者的时评和政论文章，全面阐明中华民族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应对之策。面对当时中日两国的实际情形与巨大的国力差异，如果战争一旦爆发，将出现怎样的惨烈场面？战争的进程会一帆风顺吗？中国的抗戰将面临如何困难？……这一系列问题，当年有不少有识之士提出了自己的分析、思考和研究。当中最典型的代表，非胡适莫属。

1933年3月27日，日本因国际联盟调查并一致通过对其侵略中国东北的谴责，宣布退出国联。嗣后不久，胡适即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慷慨陈词：“我们要准备更大、更惨的牺牲！同时，我们要保存信心，才经得起大牺牲！”“全世界道德的贬义是在我们敌人的头上，我们最后的胜利，是丝毫无可疑的。”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进一步窥视华北，并于1935年5月起在华北制造一系列事端，鼓动汉奸流氓发起“华北自治运动”，推进“华北特殊化”。面对日本的无耻行径，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却一再退让。

6月27日，察哈尔省代理主席秦德纯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贤二在北平（今北京）订立《秦土协定》，接受日本的无理要求。

此前的6月20日，身在北平的胡适曾写信给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王世杰，阐述对时局的看法，主张对日本要有一个应对办法，不能让日本再将察哈尔、河北、北平、天津侵占。胡适希望政府当局：“对世界固应赶紧结合，对日本尤不可不做一种可以使我们喘气十年的ModusVivendi（权宜之计）。若无一个缓冲办法，则不出一二年，日本人必不容许蒋先生安然整军经武，此可断言也。”同时，他对未来中国以及世界局势的发展进行了大胆预测：“（一）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唯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局势。（二）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的敌人的霸权消灭，这也是不很可疑的。”胡适希望将此预测作为“我们一切国策的方针”，同时也希望王世杰能慎重考虑，并设法将他的想法转告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

为了促成“不很远的将来”的到来，以求得中国“翻身的机会”，6月27日，胡适再次写长信给王世杰，坦陈自己的想法和打算。

在信中，胡适写道：“欲使日本的发难变成国际大劫，非有中国下绝大牺牲决心不可。”这个“绝大牺牲”的限度，就是“先下决心作三年或四年的混战、苦战、失地、毁灭”。为此，他主张：“我们必须准备：（一）沿海口岸与长江下游的全部被侵占毁灭，那就是要敌人海军的大动员。（二）华北的奋斗，以至冀、鲁、察、绥、晋、豫的沦亡，被侵占毁坏，那就是要敌人陆军的大动员。（三）长江的被封锁，财政的总崩溃，天津、上海的被侵占毁坏，那就要敌人与欧、美直接起利害上的冲突。”胡适也指出，上述三方面的毁灭与牺牲，“都不是不战而退让，都是必须苦战力竭而后准备牺牲。……我们必须要准备三四年的苦战，我们必须咬定牙根，认定在这三年之中我们不能期望他国加入战争。我们只能期望在我们打的稀烂而敌人也打的疲于奔命的时候，才可以有国际的参加与援助。这是破釜沉舟的故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可以促进那不易发动的世界二次大战。”

在这封长信中，胡适明确反对蒋介石的“等我预备好了再打”的思想。认为“敌人不是傻子，他们必不许我们‘准备好了打他们。……我们若要作战，必须决心放弃‘准备好了再打的根本错误心理。我们必须决心打三年的败仗，必须不惜牺牲最精最好的军队去打头阵，必须不惜牺牲一切工商业中心作战场、一切文化中心作鲁文大学。但必须步步战；必须虽步步败而仍步步战；必须虽处处败而处处战。此外别无作战之法”。胡适在信中反复强调：“我们如要作战，必须下绝大决心，吃三年或四年的绝大苦痛。”“公等如不甘仅仅作误国的‘清流党，必须详细计画一个作三四年长期苦斗的国策，又必须使政府与军事领袖深信：此长期苦斗为不可避免的复兴条件。”“我们如认定，无论如何屈辱，总得不到这十年的喘气时间，则必须不顾一切苦痛与毁灭，准备作三四年的乱战，从那长期苦痛里谋得一个民族翻身的机会。”

当时与胡适持同一见解者，亦不在少数。据王世杰7月11日复胡适的信中称，国民党中央的高官如戴季陶、居正、孙科等人，其见解“与兄第三函（即6月27日长函）所言略同，而其主要方法则在‘团结。”著名军事家蒋百里在回答友人“中国打得过日本吗？”这一问题时，其回答也是：“感谢我们的祖先，中国有地大、人众两个优越条件。不打则已，打起来就不能不运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事合流，把敌人拖倒了而后已。”

以后，随着全面抗战爆发后最初三四年抗战形势的演变，证明了胡适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蒋百里的御敌理论

傅斯年、胡适等著名学者，以自己渊博的学识和独立的思考，纷纷提出御敌之策。那么，那些带兵打仗的将领以及研究战争与军事的战略家们，对此又有什么高见呢？

蒋百里，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而后专赴德国研习军事，系我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战略家，被誉为“观时局，崇国防，论抗战，纸上能谈兵，当真国士无双”。他自然对日本侵略我国的阴谋感悟更多，也提出了更加适合我国的御敌之策。

蒋百里在其早年撰写的《裁兵与国防》一文中，不仅将日本作为未来侵略中国的惟一假想敌，表现出对日本侵略中国的高度警惕，而且还提出了一旦中日战争爆发，中国的应取之策。他在文中写道：“呜呼，我国今日，乃日日在威胁中者，非彼侵略性之国家为厉哉？然则彼利急，我利缓；彼利合，我利分；彼以攻，我以守；此自然之形势，而不可逆者也。”

1922年，蔣百里又于《军国主义之衰亡与中国》一文中，充分阐明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特性，表明了誓死守卫国土的决心：“我国民当以全体互助之精神，保卫我祖宗遗传之疆土。是土也，我衣于是，我食于是，我居于是，我祖宗之坟墓在焉，妻子之田园在焉。苟欲夺此土者，则是夺我生也，则牺牲其生命，与之宣战。”与此同时，蒋百里还明确指出御敌制胜的惟一方法：“即是事事与之相反：彼利速战，我恃之以久，使其疲惫；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侪则置之第二线，使其一时有力无处用。”

1923年，蒋百里因母亲去世，由北平返浙江硖石老家奔丧，事后偕湖南吊丧代表龚浩返回北平。当乘坐的火车经过徐州时，蒋百里若有所思地说：“将来对日作战，津浦、平汉两线必然被敌军占领。现代国防应以三阳为根据地，即洛阳、襄阳和衡阳。”龚浩听到蒋百里这样说，并不当成一回事，反而认为是他的老师太敏感。在龚浩看来，“将来无论怎样，中国半壁河山不会沦于敌手的”。只是碍于老师的面子，不好抬杠，“只好付之一笑”。

不曾想，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蒋百里的话就应验了。不仅北平、天津、上海、太原等大城市很快沦陷，连河南省政府也被迫从开封迁到南阳。此时已升任第一战区参谋长的龚浩，忆及蒋百里十几年前的预言，敬佩之余，“乃在卧龙冈造了一座小亭，颜曰‘澹宁读书台，还镌碑记载当年津浦车中的一席话”，留为纪念。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刚刚出狱不久的蒋百里，即向蒋介石建言，称中日必有一战，要警觉日寇模仿800年前蒙古铁骑灭亡南宋的路线，即由山西打过潼关，翻越秦岭，占领汉中，再攻四川与湖北，彼计若成，亡国无疑。必须采取抗战军力“深藏腹地”，建立以陕西、四川、贵州三省为核心，甘肃、云南、新疆为根据地，拖住日寇，打持久战，等候英、美参战，共同对敌的策略，方能最后胜利。在蒋百里看来，无论从地理上看，或是从民族性讲，湖南都是中国的心脏，如同欧洲的德国。“一旦战事爆发，沿海一带首遭蹂躏，工业计划应着眼于山岳地带，而便利防空及军事守险，应以南岳为工业核心，而分布于株洲至郴州之线”。

1937年初，蒋百里奉命秘密视察中国南北各地的防务，他的足迹走遍了北方的青岛、济南、北平、太原、石家庄、郑州，也涉足中部的武汉、长沙、衡阳，还到了南面的广州、香港与福州。在福州，他与陈仪“谈到中日问题，两人同以为战争不能免，而且短期内不能解决，战局必逐步西移”。同时认为“将来的对外战争，民兵制和游击战，都是弱大的国家所应采行的”。至于中日之战的最后结果，蒋百里在1937年结集出版的《国防论》之扉页中，开宗明义地告诉人们：“千言万语，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同时，他指明了抗战的方略，那就是“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它讲和！”蒋百里相信：虽然日本侵略中国是势在必行，但其最终的失败，也是必然的。

傅斯年、胡适、蒋百里等人有关中国对日抗战所采方针策略的主张，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国民党高官要员以及蒋介石的手中，同时也得到了执政的国民党中央一些高官要员的认同和支持，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当时中国最高军事领袖——蒋介石的对日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