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的北上南下之争

简奕

四川若尔盖，那里有一碧万顷的大草原，大河奔流的九曲黄河第一湾，森林与沼泽相伴，珍禽和牛羊相间，游人来此犹如身临仙境。80多年前，当中共中央、陈昌浩、徐向前等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红四方面军部分队伍混编而成的右路军来到若尔盖班佑时，他们欢欣雀跃，喜笑颜开。不过，他们不是被景色所感动，而是庆幸自己终于摆脱了沼泽与饥饿的绞杀，成功突围，冲出死亡线。

会师后，红军究竟是北上还是南下，事关党与红军的前途命运。当张国焘挟红四方面军以逼迫中央改变政策之际，中央力挽狂澜，上演了长征途中惊心动魄的一幕。

闹别扭的张国焘

1935年8月31日，刚走出草地的右路军战斗力不减，迎来了大胜仗。徐向前指挥部队结束包座战斗，毙、伤国民党军队4000余人，俘800余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粮食、牛羊和军用物资，这既打开了红军北上甘南的门户，又使右路军在濒临粮尽炊断之际，得到了最宝贵的粮食和军需补充。这一胜利，何其及时而珍贵。

然而，张国焘、朱德率领的左路军走到哪里了呢？为什么还没有通过草地的消息？军情如火，如不能迅速抓住国民党防守的破绽，一旦蒋介石重新部署，北上机会必然失去。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心急如焚，毛泽东与陈昌浩、徐向前商量：派一个团，带上马匹、耗牛、粮食前去接应左路军。

陈昌浩、徐向前同样焦急，他们深知张国焘不同意中央北上方针，总与中央闹别扭。为此，两人在8月24日共同致电张国焘，力劝他率左路军迅速北上，“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虽然张国焘曾在8月31日回电表示左路军开始北上，但毕竟行动迟缓，他们只能与毛泽东一起共同致电张国焘，催促其率左路军迅速向右路军靠拢。

然而，糟糕的消息传来。9月2日，张国焘来电声称，遇噶曲河涨水，部队无法徒涉，而且只有4天粮食，决定让部队停留原地。9月3日，张国焘以“噶曲河涨水不能徒涉”为由，断然拒绝北上。他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表示左路军“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

实际上，左路军有一支100多人的造船队，随时可以制造渡河工具，况且朱德在9月3日亲自带人到噶曲河测深浅，已得出“部队可以涉水过河”的结论。张国焘所谓的理由，完全是找借口。

张国焘显然蓄谋已久。自从6月12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今小金）会师以来，他就一再挑战中央权威。中央提出“占领川陕甘三省”的北上方针，他却主张南下，即使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扩大会议上确定了北上方针，他仍不放弃南下主张。张国焘还公然向中央要权，提出“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反对右倾”，并要求中央把红四方面军干部提到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他抓住中央个别人对红四方面军不合时宜的批评，大做文章，在红四方面军中挑动对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不满情绪，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一方面军的损失与减员应由中央负责”“遵义会议是不合法的”“军事指挥不统一”等观点。

说到底，张国焘就要坚持南下，反对北上。

北上南下的利弊权衡

张国焘如此行径，既是胆大妄为，又是权欲熏心。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之时，红一方面军已征战8个多月，兵力锐减至2万多人，而且各类物资严重匮乏；红四方面军只出征一个多月，号称“10万人”，实际战斗人员是8万多人，军需物资相对充实。相较之下，张国焘顿时野心膨胀。纵然中央顾全团结大局，决定让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增补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常委，此后又增补红四方面军的陈昌浩、周纯全、徐向前等干部到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但张国焘仍不满意。即使多年之后，他仍然在回忆录中指责“中央的领导不正确”。

最根本的问题是，北上南下的选择事关党与红军的前途命运。北上川陕甘地区，地域广大，交通较方便，汉族人口较多，物产较丰富，又是国民党统治薄弱地区，有利于建立根据地，争取全国的胜利；南下则极端不利，南下面对的是雪山、老林、隘路，人口稀少，粮食有限，并且是少数民族地区。中央政治局早在6月26日就慎重讨论，作出北上决定，张国焘也参会并表示同意。不曾想，眼下他却为一己之私，宁可背道而驰。

中央不能在原則问题上让步。但张国焘一意孤行，左路军又在其领导之下，总不能倒脏水连孩子也倒掉；何况中央所在的右路军中，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和战士占大多数，陈昌浩、徐向前长期在张国焘领导下工作，受其影响严重。如何处理周全，真是令人左右为难。

此时，中央没有激化矛盾，而是与陈昌浩、徐向前反复商量，希望通过他们劝说张国焘，实现左、右路军会合，共同北上。中央顾全大局，表示求同存异的真诚态度，正如陈昌浩、徐向前在9月8日发给张国焘的电报中所陈述：“中政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张皆言，只有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上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

然而，张国焘毫无顾忌。9月8日，他电令左路军中四方面军驻马尔康的部队，要他们命令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到马尔康待命，如不听则将其扣留。当晚10点，张国焘又电令陈昌浩、徐向前，要求“右路军即准备南下”。在他看来，红四方面军8万多兵力就是他发号施令的资本，他相信部属会服从自己的命令。至于党的纪律、规矩，统统置于脑后。

北上浴火重生

1935年9月8日晚，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在周恩来住处召开非正式会议，徐向前、陈昌浩参加。会议决定以7人名义致电张国焘，向他分析南下存在的不可克服的困难，劝他率军北上。中央如此处理，用心良苦——既强调了中央北上方针的正确性，同时采取以个人名义发电加以缓和，尽可能使张国焘能够接受。

两份同样于9月8日晚相向发出的电报，意味着中央对张国焘的教育、挽救到了最后时刻，也意味着张国焘执意与中央分裂不会回头。特别是对身在右路军的陈昌浩、徐向前而言，他们不得不作出选择——到底是服从党中央，还是张国焘？

陈昌浩、徐向前都是红四方面军的创建者。懋功会师以来，在张国焘与中央的矛盾之间，他们左右为难。两人并不赞成南下主张，内心认同中央的北上方针，8月20日在毛儿盖会议上，都表态同意北上方针。毛泽东为之欣慰，特别表扬了陈昌浩的发言。然而，随着张国焘主张南下愈发肆无忌惮，陈昌浩首先动摇了。

9月8日晚的会议上，陈昌浩在同意中央发出电报的同时，向中央提出了考虑南下的意见。在收到张国焘9月8日晚要求南下的电报后，陈昌浩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徐向前不愿把红四方面军分开，也只好表示同意。

为什么陈昌浩会率先改变态度呢？多年之后，徐向前在回忆录中沉痛反思：“执行张国焘南下命令”的错误，“当时没有从原则上、战略上的高度去看待‘北进和‘南下之争，更沒有识破张国焘的个人野心，因而当斗争尖锐化、明朗化的时候，徬徨困惑，心情焦虑，仍然寄希望于中央能够说服张国焘，带着左路军一道北进；实在不行的话，宁肯等一等，不然只好一道南下，结果跌了跟头”。

或许，这也是陈昌浩改变态度的原因。

9月9日晚，在叶剑英就张国焘的动态示警中央后，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紧急磋商，认为张国焘有分裂和危害中央的企图。其后，毛泽东亲自来到徐向前住所，站在院里问：“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徐向前回答：“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听后，遂告辞而归。

9月10日凌晨，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独自北上，同日致电陈昌浩、徐向前，要求他们率军北上。两人得知此事，大吃一惊。陈昌浩随即安排人员，企图叫中央返回，并写信给彭德怀，劝他不要走。陈昌浩情绪激动，甚至说了些难听的话，不过他和徐向前坚守了最后的底线，要求部下不得向中央红军开枪。同时，也拒绝执行中央让他们率军北上的要求，随后率军南下，与张国焘会合。

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俄界（今高吉）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同日，张国焘致电中央，指责道：“诸兄不图领导全部红军，竟率一部秘密出走。”然而，北上和南下之争最终以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单独北进，红四方面军南下而终止，这是党和红军在长征途中最为惊险的一幕。至此，张国焘在反对中央北上战略方针，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辑/韩西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