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花瓷点燃了欧洲的“中国梦”
——景德镇青花瓷中外艺术交流研究

2017-07-31 18:09周德威
影剧新作 2017年2期
关键词:青花瓷青花景德镇

刘 寒 周德威

青花瓷点燃了欧洲的“中国梦”
——景德镇青花瓷中外艺术交流研究

刘 寒 周德威

景德镇青花瓷是中外艺术交流中的重要载体,是多元文化交融的结果。景德镇青花瓷既有因外来品种传入而带来的异域情调,又有宋代审美旨趣的沿续,还有多元文化融合下器物艺术的新风尚。景德镇青花瓷是元明清时期我国对外输出的重要陶瓷产品,其外销数量之大、行销地区之广,也是其他瓷品不能比拟的。本文以景德镇青花瓷为主线,探讨了青花瓷与欧洲的艺术交流。

一、艺术交融的瑰宝

青花瓷在元代得到发展是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元代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统治阶层大多信奉伊斯兰教。元帝国与中亚、西亚、欧洲等保持着密切的政治联系、频繁的商贸往来与文化交流。伊斯兰教尚青尚白,故元青花能够成熟发展并大量销往中亚西亚。青花瓷本身就是中外艺术交流的必然品。包括青花瓷的重要原料—钴料,也是东西文化交流的结果。景德镇生产青花所用的第一批钴料就是从波斯进口而来。忽必烈建立元朝后不久于至元十五年(1278)建立“浮梁瓷局”,其级别虽不高,但瓷局的成立标志着此后700余年景德镇作为瓷器生产的主导地位。这也为景德镇青花瓷的进一步发展奠定条件。景德镇另一大优势在于它有着丰富的优质瓷石。瓷石加工成坯泥是烧制精细白瓷的重要物质条件。这是北方诸窑不能与之相比的。天时地利成就了景德镇青花瓷。

回顾元明清三代青花瓷器,总体上的特点是元代青花气势奔放,洪武建文青花温润敦实,永乐宣德青花棱线分明,细平腴润的正统青花,松散朦胧的景泰青花,淡雅疏朗的天顺青花,纤细精致的成化弘治青花,异域风情的正德青花,釉面厚重的嘉靖青花,工整俊美的隆庆青花,纹饰多样的万历青花,称冠清代的康熙青花,强调复古的雍正青花,造型新奇的乾隆青花。正是这些精美的青花瓷器使得欧洲社会迷恋了几个世纪,迷恋的程度可以用疯狂来形容。欧洲人把产自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家具、漆器等视为奢侈品,并以拥有此种物品作为身份的象征。其中最偏爱的是景德镇青花瓷,欧洲贵族和皇室都喜欢用景德镇青花瓷或青花色调来装饰房间。英国人柯玫瑰在她的著作《中国清代瓷器》中说,“中国在印刷、制瓷与运输等方面,领先于世界,那时,西方民族降服于中国傲慢的裙裾之下。”

二、青花瓷在欧洲的销售与传播

青花瓷进入欧洲,影响欧洲的瓷业生产并深刻影响了欧洲的装饰风格与艺术欣赏。景德镇青花瓷大规模的输入欧洲之际,正是欧洲历史上的文艺复兴后期。景德镇青花瓷以其迷人的艺术魅力点燃了欧洲人对中国的梦幻想象,当时正值罗可可风格的形成初期,由于青花瓷的东方魅力,使得罗可可风格吸收了大量的青花瓷元素。青花瓷在欧洲已影响到人们的社会生活当中,中国艺术成了当时欧洲谈论的时尚话题。尤其是马可波罗的游记用大量的优美文字,诱惑煽情的笔法,撩拨西方人的神经。欧洲人对东方艺术品的迷恋,已经演化成一种时尚。

中国瓷器传入欧洲,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字军东征时期,十字军在征战后将大量战利品带回了欧洲,其中就有中国的瓷器,有几件留存至今。[1]研究陶瓷历史的学者很想搞清楚青花瓷最早是什么时候输入欧洲,但至今没有确凿的史料论证。转到研究西方油画的角度,在 15 世纪意大利油画作品中有青花瓷器的描绘。或许随着研究的深入时间还要往前推。大规模的瓷器输入欧洲,应该始于葡萄牙人。1514年葡萄牙人到达东亚,迅速推动了瓷器的贸易。其后,荷兰人在与东方的贸易中逐渐占了上风。1602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对中国的贸易进一步扩大。荷兰人大量采购瓷器,使景德镇青花瓷运往欧洲大陆的数量呈井喷式增长。荷兰人之前是葡萄牙人垄断着中欧的贸易。葡萄牙人以广东的澳门为中心开通了澳门-果阿-里斯本航线,这是当时国际贸易最重要的海上航线。葡萄牙人通过这条航线将景德镇青花瓷一船一船地运往欧洲,以至于里斯本代替了威尼斯成为欧洲销售中国瓷器等艺术品的中心。荷兰人来到东亚后,在台湾建立贸易中心,对欧洲进行直接贸易。在1602至1657 年的半个多世纪里,荷兰东印度公司自台湾运到荷兰的瓷器总数有300万件以上。英国、法国也于1600年和1664年分别设立东印度公司,中国的青花瓷从而源源不断地销往欧洲。

早期到达欧洲的景德镇青花瓷不是作为实用器皿,基本上被上流社会当作珍贵的艺术品来收藏,随着东印度公司大量输入东方实用瓷具,瓷器才逐渐恢复了它的实用价值。青花瓷器的大量输入,对欧洲的影响也越来越深。在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下令把原有的银器用品全部改换成中国的瓷器。此风气扩散到民间,并被效仿,再影响到欧洲其他国家。

销往欧洲的景德镇青花瓷基本上分三种。一种是用于中国内地销售的普通瓷器,因而瓷器造型、装饰纹样都是中国传统的艺术风格。数量更多的瓷器是由西方客户订制的专门用于销往欧洲的青花瓷。其实订制瓷器早在16 世纪初期就有了,只是当时仅仅是皇室贵族、富商、教主等上层社会的需求,数量不是很多。如瑞典皇家收藏协会留存180件青花瑞典城堡纹饰餐具便是由18世纪的瑞典皇家定制。荷兰人的瓷器贸易使得西方人收藏青花瓷的行为更加普遍。1635年,荷兰人带来了大量木制瓷器样品来到广州,样品都是符合西方人的生活习惯和艺术审美。样品从广州转运到景德镇,景德镇窑工依照样品烧制。荷兰人带来的样品种类繁多,其中有大盘、大碗、杯子、瓶子、大罐、餐具、芥末瓶、以及宽边扁盘、带水罐脸盆等等,样品都是木制的,大多是镟出来的。另外欧洲商人还将欧洲国家的族徽、文字、人物、风景等图案让景德镇窑工依样烧制,当中国传统纹样如山水、人物、花鸟,再配以西方纹饰就形成了一种中西融合的中欧风格,景德镇青花瓷的装饰得以拓展,这也是中西陶瓷艺术交流的写照。

中国瓷器能够远销欧洲,荷兰人贡献较大。可以说由于荷兰与中国的贸易导致了欧洲的第一波中国艺术热。随着中欧贸易的扩大,中国艺术品散布欧洲各国。据荷兰陶瓷研究学者JORG博士的资料显示:从荷兰东印度公司1602年成立到康熙三十四年间(1695),欧洲向中国购买的瓷器总量大约为2000万件。据另一项数据统计,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到淸顺冶十三年(1656)销往荷兰的瓷器达300万件,平均每年约6万件。主要有明清青花、五彩以及广彩瓷,其中景德镇青花瓷是主打产品。由此可见“海上马车夫”的荷兰人在中外艺术交流中的贡献之大。

明、清两朝交替,政局动荡,严重影响景德镇的瓷器生产,使得销往欧洲的瓷器急剧下滑,为了填补空缺的欧洲瓷器市场,荷兰人赶紧模仿中国瓷器,最受欧洲市场欢迎的要算代尔夫特窑生产的青花釉陶,这些瓷器外表完全模仿中国瓷器,欧洲人误以为是景德镇青花瓷,因此大受市场的欢迎。在荷兰的德福特,荷兰陶工制作出了白地蓝花的陶器,称为“德福特瓷”,陶工对于仿照青花瓷的成功欣喜不已,宣称自己为“瓷器面包师”。荷兰人模仿景德镇青花瓷的成功还带动其他国家的仿造热潮。比利时在德尔纳也创建了陶瓷工厂,仿照中国青花瓷器的技法,用简单的釉下蓝彩装饰陶器。

荷兰人也生产中国青花风格融合荷兰元素的青花釉陶。现藏于荷兰国家博物馆的一青花釉陶瓶,是当时的代尔夫特窑生产的,是景德镇青花瓷与欧洲交流的杂交产物。此花瓶器形为中式,器身主要绘制西方宗教人物。荷兰人因为技术问题当时无法烧制瓷器,因此代尔夫特窑生产的都是陶器而不是瓷器,这就给辨别景德镇青花瓷与荷兰青花釉陶提供依据。景德镇青花瓷胎白质硬半透明,而荷兰青花釉陶胎褐粗松不透明。由此可见欧洲制瓷技术并未获得实质性进展。真正使欧洲人能够成功模仿出景德镇青花瓷,还是法国传教士昂特雷科莱(殷弘绪)的贡献。他客居景德镇10年(1712—1722),他一面传教,一面广泛收集制瓷技术,最后写出两份约3万余字的报告信呈给教皇。另外杜哈尔德(Du Halde)在他的《中国概论》著作中引用了大量的昂特雷科莱的报告。由此景德镇的制瓷技术被欧洲人借鉴应用,经过反复的尝试,最终烧制出类似景德镇式的青花瓷器。[2]

景德镇青花瓷输入欧洲,对西方社会的影响非常深远,欧洲上层人士购买、收藏青花瓷器成为潮流,皇室贵族对青花瓷器也是趋之若鹜,对青花瓷的爱好可以用痴迷来形容。但是由于长途运输的困难,青花瓷输入欧洲的数量有限,因而这一时期欧洲人把青花瓷当做珍贵的艺术品而不是实用品,青花瓷器的持有也成为王公贵族们的身份象征。在葡萄牙博物馆收藏的一个明嘉靖二十年(1541)的青花大碗,碗的里面描绘着宗教场景。外面绘着欧洲的马车夫,明显的具有东西方融合的风格。当时部分青花瓷在烧制时还要求加上了订购者需要的特殊纹饰,以显示身份,这就是纹章瓷的肇始。据目前史料证明最早的纹章瓷就是这一时期烧造的。著名考古学家夏鼎在他的著作中曾写到:“一种绘有葡王曼努埃尔一世(1469-1521 年)纹章的青花瓷壶。这壶的器形是中国式的玉壶春,但花纹是这国王的纹章。”[3]正是这种带纹章的青花玉壶春瓶,逐渐成为后世纹章瓷之滥觞。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西小镇辛特拉的山顶上,座落在葡萄牙王室的夏宫—贝纳王宫,大约1847—1852年间建造完成。有陈设中国艺术品的中国厅。为了显现身份的荣耀,欧洲权贵竞相建立“瓷屋”,专门陈列收藏华瓷,这在当时的欧洲是大多数王宫的惯例。贝纳王宫中国厅整个装饰具有浓郁的青花风格。所藏青花盘子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定制,另一种是模仿中国风情的产品。在王宫里竟然还有青花风格制作的小提琴,由此可见葡萄牙人对青花瓷的执迷与热爱。

1670 年,法国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内为情妇蒙特斯潘修建了特里亚农瓷宫,也称为中国宫,以陈列路易十四收藏的青花瓷器闻名。瓷宫的室内装饰主要以白地蓝花装饰为主,营造出地道的中国风情。路易十五的情人蓬皮杜夫人也是十分热衷于青花瓷的收藏,在她的倡导下,塞夫勒陶瓷厂于1738年成立,1759年成为皇家瓷厂。她亲自监督瓷器的生产,在瓷器的装饰纹样上大量采用、借鉴景德镇青花瓷,并形成了一定的风格,史称“蓬皮杜纹饰”。“蓬皮杜纹饰”是中西艺术交流的结晶。

18世纪的欧洲奥古斯都二世在瓷器上的收藏上出尽风头。这位国王被收藏界称为东方瓷器最优秀的收藏家之一。他建造了鼎鼎大名的德累斯顿茨温格宫。奥古斯都二世收集了大量的中国艺术品。更为疯狂的举动是在1717年,他得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有127件珍贵的中国瓷器,竟然用600位全副武装的近卫骑兵去交换,史称“近卫花瓶”。直到今天这批“近卫花瓶”还收藏在德国德累斯顿茨温格宫博物馆。这批近卫花瓶的特点是器形硕大,青花纹饰密不透风,颇具皇家气派。2006年中国太平洋国际拍卖行曾拍过一个“近卫花瓶”,此件类似将军罐的青花瓷,造型独特,有少见的带宝珠钮盖。瓷器上所绘图案分为十层,颈部绘芭蕉叶、锦地纹,瓷器中心四面开光,绘婴戏与刀马旦人物,场景间以花卉相隔,底足部绘冰梅团花。该青花瓷无论制作工艺,绘画水准皆为上乘。

英国南方布列顿的东方宫殿里存放一件中国嘉庆时期的青花加彩宝塔,当时为国王乔治四世定制。宝塔瓷器高276厘米,分七级。塔的六面以青花绘中国山水,塔身装饰精美,并有镂空雕、圆雕、镶嵌金银等。每个檐角都挂有金铃,整体呈现出王室富丽堂皇的风范。在伦敦的白金汉宫也收藏有6件相同的宝塔青花五彩瓷。英国学者克莱格·克勒斯曾撰文评述:“如此精美绝伦的高水准艺术宝塔实属罕见!”

英国历史上著名的伊丽莎白一世用镀金的银质镶包中国青花瓷作为礼物送给其教子。可见中国青花瓷在皇家的地位。玛丽王后收藏的青花瓷数量更是惊人。她在王宫里摆满了中国瓷器,并把大量瓷器陈列在肯辛顿宫、汉普顿宫。她在重新装饰的汉普顿宫用青花瓷和巴洛克风格完美结合,营造一种东西方融合的情调。她的这种做法也影响着英格兰其他王公贵族家庭。

在遥远的北欧瑞典王宫——爵庭夏宫,许多房间用中国青瓷器进行装饰,并有专门的“中国厅”。1762年夏宫发生火灾。部分建筑破坏,重修后整个夏宫采用罗可可与中国风格混搭。并在周围建造中国宫、法国宫、英国宫等。中国宫模仿中国的建筑风格和室内装饰风格,摆放了大量中国艺术品,有漆器屏风、挂屏、中国纹样瓷砖,并有许多青花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1年确定这座中国宫为世界文化遗产。

西班牙国王查理三世在马德里王宫附近建立了皇家瓷厂,在王宫内建有瓷器厅,摆设各种各样的瓷器。因为建立了自己的瓷厂,所以许多瓷器可能不是由中国购进,而是由皇家瓷厂生产,因为这些瓷器摆脱了中国式的影响。虽然这类瓷器是“模仿—变化”式的产品,但依然可以看到有中国瓷器的影子或者说有中国瓷器的痕迹。在马德里王宫内有一个规模宏大的大宴会厅,摆放着12尊青花五彩大将军罐。这十二尊青花五彩瓷罐是景德镇18世纪生产的外销瓷。瓷器色彩鲜明,制作精美,瓷罐有1米多高,瓷器纹饰以凤凰、牡丹花、牡丹树枝叶组合,堪称外销瓷中的珍品。此12尊中国青花五彩大瓶陈设在西式宴会厅里凸现出恢弘气派的中国风情,使得宴会厅流光溢彩、气象非凡。

三、青花瓷对欧洲艺术的影响

景德镇青花瓷传入欧洲,成为欧洲流行的时尚,欧洲人对青花瓷无比的执迷,并认为任何与青花瓷相关事情,都是美好的。并逐渐形成一股青花瓷热潮,青花瓷深刻地影响了欧洲的社会生活、经济文化,这就是中欧艺术交流中独特的“青花瓷现象”。欧洲人认真研究青花瓷器的胎釉、线条、图案。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对陶瓷欣赏水平的提升,欧洲人把青花瓷艺术运用到自己的文化当中, 丰富了欧洲的装饰艺术,也为欧洲本土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18世纪欧洲的艺术风格逐渐从巴洛克向罗可可风格转变。罗可可风格的特点是别致、优雅、轻盈、细腻。青花瓷独特的东方韵味正好契合了罗可可的风格。因此罗可可在形成过程中充分吸收青花瓷器艺术特点,最终形成了强大的艺术潮流,席卷欧洲。青花瓷对西方艺术史上巴洛克风格向罗可可风格的转变具有重要的影响,这在陶瓷史学上是有所公认的。国外一些历史学家也都作过客观的评价,如德国历史学者利奇温在他的著作《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中谈到:“……罗可可艺术风格和古代中国文化的契合,其秘密在于这种纤细入微的情调。”[4]日本历史学家小林太市郎更是明确指出:“所谓罗可可美术的主要特征,完全由中国工艺美术而来。所以这个罗可可是一个暧昧不明的称呼,不如直接称之为中国—法国式美术,其意义更明确而实际些。”尽管当时的欧洲并没有真正地吸取到中国文化中的精髓,只是浮光猎影的表面部分,但是中国瓷器却在罗可可风格的美学形成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本文为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YS1346)研究成果]

注释:

[1](英)简·迪维斯,熊寥译. 欧洲瓷器史[M].杭州: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 7 页。

[2]黄忠杰. 波兰王奥古斯都二世收藏的中国外销瓷艺术研究[D]. 福建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第160页。

[3]夏鼐. 瑞典所藏的中国外销瓷[J].文物,1981(5).

[4](德)利奇温. 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27页。

刘 寒:景德镇陶瓷大学科技艺术学院

周德威 :新余学院抱石美术学院

责任编辑:范干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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