岱海地区东周墓葬群相关问题讨论
—— 以忻州窑子、小双古城、水泉墓地为突破口

孙金松

（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保护中心）

岱海地区东周墓葬群相关问题讨论
—— 以忻州窑子、小双古城、水泉墓地为突破口

孙金松

（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保护中心）

岱海地区 东周墓地 文化因素 人群构成 畜牧方式

图一 岱海地区东周墓地分布图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内蒙古凉城县永兴镇发掘毛庆沟墓地①始，以内蒙古岱海地区东周墓地相关问题为核心的研究随即进入学术视野。随后陆续发掘的饮牛沟墓地②、崞县窑子墓地③很大程度上完善了岱海地区东周墓葬的文化谱系及文化内涵，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忻州窑子墓地④、小双古城⑤及水泉墓地⑥等一批新考古材料的公布，为深入探讨这一区域环境因素、考古学分期、墓葬制度、考古学文化源流关系、社会结构与经济形态提供了可能性（图一）。本文拟以忻州窑子、小双古城和水泉墓地发掘资料为研究基础开展相关考古学分期、组合关系、年代判定等相关问题的讨论，并通过与毛庆沟墓地、饮牛沟墓地、崞县窑子墓地的对比研究，在较大空间范围内探讨岱海地区东周墓葬群各墓地选址要素、分期时代、墓葬制度、考古学文化比较及社会结构与经济形态等相关问题，借以阐释东周时期活跃于岱海地区带有早期游牧文化⑦性质的诸考古学遗存间的联系并开展相关问题的探讨。

一、墓地周边环境与选址

忻州窑子、水泉墓地与小双古城三片墓地分别位于凉城县永兴镇和六苏木乡，均于岱海下陷式盆地之内，东侧及北侧的蛮汗山系及南侧的马头山系环绕于岱海盆地周围，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该区域内依托岱海及两侧山系，形成独具特色的小环境体系，水草丰富、温度适宜、降雨量丰沛，极其适宜畜牧产业的发展，先前发掘的毛庆沟墓地、饮牛沟墓地也均位于该区域之内。

忻州窑子与水泉墓地位于该地理单元西侧，属蛮汗山南麓，区域内现存较大的河流为永兴河，其二三级河沟所构成纵横交错的河道体系，为毛庆沟、忻州窑子和水泉墓地等先民们提供了充沛的水源，区域内典型的河泛地沿湖低湿地草甸草，平均每5.75公顷可载畜1个绵羊单位。小双古城墓地则位于该地理单元东侧，属马头山系北麓，因近邻岱海南岸及步量河等若干大型河流，故水源充沛且牧草丰茂。

纵观内蒙古岱海地区所发掘的东周时期早期游牧民族墓地，其墓地选址的条件颇具相似性。其中地处蛮汗山南麓的毛庆沟、饮牛沟、忻州窑子和水泉墓地均位于蛮汗山南麓第一台地之上，向下可至永兴河，向上可达蛮汗山山腰乃至蛮汗山北麓。各墓地西侧均临近河流，水泉墓地西侧为蒙古哈达河、毛庆沟和饮牛沟墓地西侧为大西沟，忻州窑子墓地西侧为坝底河；墓地东侧则均存有大型冲沟，以显示出墓地存在地理单元的独立性。小双古城墓地位于马头山系王墓山北麓的第一台地之上，向上可达王墓山山腰乃至南麓，向下可至岱海南岸，墓地西侧即为步量河，东侧亦为大型冲沟。

综上所述，岱海地区东周早期游牧民族选择墓地的条件应具有一定共性，归纳起来应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占据山脉第一台地位置，以便拥有对纵向资源的最大控制力；2.墓地西侧均存有一条有水的河流，可为部族的日常生活及经济生产提供充足的水源；3.墓地东侧均临近大型冲沟，可凸显墓地所在地域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

二、墓葬分期与年代

笔者曾专门对岱海地区东周时期的墓葬进行过分期研究及年代的判定，在此不再详细赘述⑧。通过对忻州窑子墓地、小双古城、水泉墓地、崞县窑子、饮牛沟墓地的器物对比研究分期如下（表一）：

表一：岱海地区东周墓地分期图

岱海地区目前就考古发现的材料可知，东周墓地的上限可追溯至春秋中期，忻州窑子、崞县窑子墓地最早，且延续时间较长，可至战国中期。毛庆沟墓地从春秋晚期一直可到战国晚期。小双古城墓地延续时间较短，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阶段。水泉墓地与饮牛沟墓地文化面貌最为接近，时代也最晚，大致为战国中至战国晚期。

三、墓地比较研究

1.葬俗

葬俗研究是判别墓地所代表的文化类型差异及时间早晚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同文化、不同族属之间葬俗方面亦不尽相同。忻州窑子、小双古城和水泉墓地等墓地在墓葬形制、葬式等方面均存有较大差异。

忻州窑子墓地69座墓葬，除3座破坏不明外，其余均为东西向竖穴土坑墓，仅平面形状有长方形、梯形和不规则形的差异；比较流行头龛及二层台设置，单人仰身直肢葬，头向东、面向不一，且多数墓葬存有头低脚高的现象。

小双古城墓地15座墓葬，除M1外，其余墓葬以偏洞室墓为主，鲜见竖穴土坑墓。偏洞室均位于墓道右侧，个别墓室前端存有头龛设置，但未见二层台，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墓向东或东北，极少量墓葬存有头低较高的埋葬习俗。

水泉墓地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向存有东西向和南北向两种，以绝大多数墓葬无头龛或生土二层台设置，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头向存东、西、北多种情况，见有棺、棺椁等葬具。

综合比较可知，忻州窑子、小双古城和水泉墓地均存有各自较为特殊、独立的埋葬习俗，且彼此之间的交流、互动关系不甚明显。

竖穴土坑墓在三处墓地皆有，忻州窑子和水泉墓地除了破坏不明者外，其余皆为竖穴土坑形制。而小双古城墓地15座墓葬，除1座不明外，仅2座为竖穴土坑式。且在忻州窑子墓地竖穴土坑墓中较为多见的头龛和二层台设置，在小双古城墓地竖穴土坑墓中并未见到，而水泉墓地中存在的头龛和二层台的数量与忻州窑子墓地相去甚远，且不见二层台和与头龛并用的现象（表二）。

表二：三座墓地葬俗比较

偏洞式墓目前在岱海地区仅见于小双古城墓地，且该墓地殉牲数量较多，种类为羊、牛、马，不见猪和狗，反映出鲜明的游牧经济色彩。殉牲的摆放位置、方式也与岱海地区其它墓地存在显著差异，在岱海地区独树一帜。与周边同类文化遗存相比发现，偏洞式墓在土默川平原颇为流行，主要见于包头市西园⑨、和林格尔县新店子⑩墓地，经研究表明，此类葬俗的源头可能是分布于甘肃中部的沙井文化，其传播路线为甘肃中部沿黄河至土默川平原⑪；小双古城墓地个别偏洞室墓内出现头龛的设置，加之少量竖穴土坑墓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忻州窑子墓地文化对小双古城墓地文化若隐若现的影响力。

葬式方面，仰身直肢葬占据忻州窑子、小双古城和水泉墓地的主导地位，这种单人仰身直肢葬在内蒙古中南部乃至整个长城沿线东周时期游牧民族文化墓地中占据主导地位，而水泉墓地出现的仰身曲肢葬和侧身直肢葬则无疑体现出一种新文化的到来。

忻州窑子和小双古城墓地均为东西向墓，而水泉墓地东西向墓亦占据主导地位，另见有少部分南北向墓葬。可见，墓向之间的差异，一方面反映出了两个组群之间文化传统、埋葬方式的差异；但另一方面，也揭示出了竖穴土坑墓一般向东的固有传统模式，体现出了忻州窑子墓地对小双古城、水泉墓地文化的影响力。

在葬具使用方面，除水泉墓地出现使用棺或棺椁做为葬具外，忻州窑子和小双古城墓地均未见任何葬具遗迹。可见，葬具使用的出现除与时代密切相关外，与其体现出来的中原文化因素息息相关。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头低脚高这一埋葬习俗，甘青地区的洞室墓特征较为明显，传播至内蒙古中南部地区黄河两岸地区的阳畔、新店子等洞室墓为主的墓地之中，步入岱海地区则又融入了竖穴土坑墓中。

根据体质人类学鉴定结果表明，忻州窑子墓地、小双古城墓地居民由北亚和东亚两类人种共同构成，而水泉墓地则均为东亚人种。可见，岱海地区东周早期游牧民族的发展模式应是原著的东亚居民与北亚游牧人群长期逐渐融合，最终也逐渐由农业向畜牧业生业方式转换。

2.殉牲

忻州窑子、小双古城和水泉墓地均存有使用大量动物头骨进行殉牲的现象，其中忻州窑子墓地殉牲约占发掘墓葬总数量的66.7%，共殉牲马、牛、羊、猪、狗等173个动物头骨，平均每座墓葬殉牲2.6个动物个体；小双古城墓地殉牲占发掘墓葬总数的78.6%，共殉牲马、牛、羊三种动物67具头骨，平均每座墓葬殉牲4.8个动物个体；水泉墓地殉牲占发掘墓葬总数的33.3%，且以东西向墓葬为主，计殉牲有牛、羊头骨35具，平均每座墓葬殉牲1.3个动物个体。可见小双古城墓地所反映的游牧经济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应高于忻州窑子墓地和水泉墓地（表三）。

表三：三处墓地殉牲比较

就殉牲种类而言，马、牛、羊在同一个游牧民族社会之中所具有的地位不一、互为补充，羊在游牧经济中所占比例最大，这是因为它有迅速再繁殖的能力和强韧的适应能力，所以发达的游牧经济应是羊占大多数；马的移动性较强，可在远一点的牧场放牧，无须与牛羊争食，马作为坐骑有利于控制和保护羊群，马在冬季能踢破冰层得到牧草，而羊吃草更接近草根，可啃食冰下马吃过的草；牛则因有强韧的体力适于作迁徙时的牵引力。三处墓地殉牲种类和数量存有差异，除共同殉牲有牛、羊外，忻州窑子墓地所特有的适于定居农业饲养猪、狗则不见于另外两处墓地。加之忻州窑子墓地内数量众多的陶器，充分说明忻州窑子墓地除游牧经济外，农业经济亦占据主要地位，其游牧经济与当代该地区的经济方式存在相似之处，是一种与农业并存的半农半牧的经济方式。而小双古城墓地在游牧化程度方面显然要高于忻州窑子墓地；而忻州窑子和小双古城墓地殉牲中充当主要角色的马头骨却不见于水泉墓地，加之该墓地殉牲动物的数量，充分说明水泉墓地游牧经济的衰退和游牧范围的缩小，马的消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水泉墓地先民可能更为侧重定居农业方式的圈养（表四）。

表四：忻州窑子墓地殉牲与人种特征分析表

从中可见，马、牛、羊三类殉牲应属于北亚和东亚两类人群所共有的殉牲对象，其中马仅见于男性墓葬之中，而牛、羊除未在东亚女性墓葬中发现外，其余男、女性墓葬之中皆有发现，可见在东亚人种中男女社会分工明显，男性可能直接从事畜牧业，而女性则不然。总体而言，北亚人群中存在殉牲的墓葬远远高于东亚人群、男性墓葬中存在殉牲的现象远远高于女性墓葬，从中可见北亚人种及东亚男性对于畜牧业所占有的绝对领导地位。猪、狗殉牲出现在中原人种墓葬之中，恰恰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农业经济在忻州窑子墓地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表五）。

表五：小双古城墓地殉牲与人种特征分析表

从中可见，马属于小双古城墓地男性墓葬殉牲的专属品；牛羊在男性墓葬之中殉牲的比例也高于女性墓葬而且北亚人群畜牧水平也高于东亚人种；北亚人种中的女性墓葬和东亚人种的男性墓葬之中均未出现任何殉牲现象，此类情况的出现可能与社会分工不同或所发掘墓葬数量较少、数字统计基数低有关。此外，忻州窑子墓地与小双古城墓地中原女性是否存在殉牲现象的差异，从另一方面反映出两处墓地经济形态的不同。

3.随葬品比较研究

忻州窑子、小双古城和水泉墓地均出土有数量不等的陶、铜、铁、骨等不同材质的各类随葬品，因文化属性和时代的不同三处墓地随葬品具体形制差异较大。

相比而言，忻州窑子墓地随葬的陶器则较为复杂。纵观已发掘的诸多墓葬可知，忻州窑子墓地鼓腹肩双耳罐和折肩双耳罐仅见于崞县窑子墓地；鼓腹素面无耳罐见于崞县窑子、毛庆沟、水泉和饮牛沟墓地；鼓腹无耳绳纹罐见于崞县窑子、毛庆沟、小双古城、水泉和饮牛沟墓地；折肩无耳绳纹罐则仅见于崞县窑子墓地，据此可知，折肩素面无耳罐是忻州窑子墓地所特有的；折肩无耳绳纹罐则是忻州窑子和崞县窑子墓地一类遗存所特有的器形。

青铜器方面，三处墓地均以装饰品为主，工具和武器等较为少见。装饰品以腰带饰品为主，水泉墓地使用铜和铁两种材质的饰品装饰的腰带饰明显有别于忻州窑子和小双古城墓地。相比而言，忻州窑子墓地对于腰部的装饰更为复杂和浓郁。忻州窑子墓地带饰主体部分为鸟纹饰牌、联珠饰和廻纹饰牌，这却不见于其它两处墓地；小双古城墓地腰带饰的主体为云纹饰牌，亦不见于其它墓地；水泉墓地出土的双鸟纹牌饰与忻州窑子墓地的C型双鸟纹牌饰近似，而不见忻州窑子墓地其它类型的双鸟纹牌饰。以鸟纹牌饰和云纹牌饰为主体组成的腰带饰是忻州窑子与小双古城墓地最大的区别点，而水泉墓地则相对与忻州窑子墓地更为接近。

绞具在腰带饰品组合之中占据较为重要的地位，起到连接腰带两端的作用，但三处墓地腰带所使用的绞具完全不同，这种差异的表现与文化内涵和时间段的不同具有很大的关系；挂饰是腰带饰品装饰因素的重要部分，极大的丰富了腰带饰品的内涵，忻州窑子与小双古城墓地均存有挂饰且组成结构较为相似，两处墓地腰带挂饰均包含管状饰、铜环、镜形饰、铜铃等，但忻州窑子墓地之中的鹿纹饰牌却不见于小双古城墓地之中。相比而言，水泉墓地中的挂饰则略显简单。

缀饰主要指缝缀于死者衣服之上的装饰性青铜饰品，但小双古城和水泉墓地缀饰类青铜饰品的种类明显少于忻州窑子墓地。忻州窑子墓地之中存在的连环饰、扣形饰、节约、别针等缀饰则不见于小双古城墓地；小双古城墓地之中存在的棒形饰亦不见于忻州窑子墓地；而水泉墓地则仅拥有上述两墓地所共有的铜扣饰，而其它缀饰均未见于水泉墓地。

佩饰主要指佩戴于类似尸骨腕部、耳部等特定位置起装饰作用的青铜类饰品，三处墓地先民们在佩饰方面存在着某些异同，但小双古城墓地之中具有特色的项饰、铜珠和圆角梯形牌饰则不见于其它墓地。

以铜刀、铜锥、云纹饰牌、虎纹饰牌、项饰等为组合关系的小双古城墓地和以鸟纹饰牌、双鸟纹饰牌、联珠饰、带扣、鹿纹牌饰、节约等为组合关系的忻州窑子墓地及以双鸟纹牌饰和带钩等为组合关系的水泉墓地在随葬青铜器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此类差异应是墓地文化内涵不同的结果。

综合以上关于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对比研究，岱海地区目前已发掘的东周时期早期游牧民族墓地依照墓葬制度、殉牲特点及随葬品特征可分为以下五组：

第1组：以偏洞室墓、绳纹鼓腹罐、云纹饰牌、虎纹牌饰、项饰为代表的小双古城墓地遗存。

第2组：以东西向竖穴土坑墓、肩双耳罐、绳纹折肩罐、带扣、鸟纹饰牌、双鸟纹饰牌、联珠饰为代表的忻州窑子与崞县窑子墓地遗存。

第3组：以东西向竖穴土坑墓、绳纹鼓腹罐、素面鼓腹罐、短剑、带扣、虎纹牌饰、云纹牌饰、鸟纹牌饰、双鸟纹牌饰等为代表的毛庆沟墓地A组遗存。

第4组：以南北向竖穴土坑墓、棺椁葬具、带钩为代表的毛庆沟墓地B组遗存。

第5组：以东西向和南北向共存的竖穴土坑墓、棺椁葬具、绳纹鼓腹罐、带钩、双鸟纹牌饰、铁剑、铁鹤嘴斧、铁虎纹牌饰为代表的饮牛沟与水泉墓地遗存。

第1组、第2组遗存共同构成了3组遗存，3组与4组遗存共存并相互融合成为5组遗存，时间跨度从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基本涵盖了目前岱海地区东周早期游牧民族融合、发展的历程。

四、关于人群构成和生业方式的思考

1.人群构成

体质人类学鉴定结果表明，忻州窑子与小双古城墓地由北亚和东亚两类人种共同构成，水泉墓地则单纯由东亚人种构成。加之先前已发掘的由北亚和东亚两类人种共同构成的毛庆沟墓地⑫和单纯由北亚人种构成的崞县窑子墓地，可见内蒙古凉城县蛮汗山南北及岱海地区东周早期游牧民族人种构成的复杂性。

忻州窑子墓地共对64具人骨进行了性别鉴定，其中男性尸骨32具、女性尸骨13具、儿童尸骨（但无法进行性别鉴定）10具；从中可甄别出北亚人种19例、东亚人种11例，其中忻州窑子墓地早期甄别东亚男性、北亚男性和北亚女性各一例；忻州窑子墓地晚期早段甄别东亚男性1例、女性2例；北亚男性5例、女性3例；忻州窑子墓地晚期晚段甄别东亚男性6例、女性1例；北亚男性5例、女性3例。可见，忻州窑子墓地自早期始人群的构成就包括东亚和北亚人种，进入晚期后东亚人种在部群中所占比例逐渐增强，具有典型中原特色的绳纹折肩罐的出现也是这一现象的明显体现。

小双古城墓地人骨仅在12具人骨中，甄别出男性5具、女性4具，其中包括北亚人种3具、东亚人种2具，可见其亦为东亚与北亚人种共同构成的部族。

经人类学鉴定，水泉墓地均为东亚人种，这种由单纯东亚人种构成的部分残存早期游牧民族性征的墓地具有更为复杂的因素和内涵。

由此可见，岱海地区早期游牧民族经历了极其漫长的不同人种混居、融合的过程，根据蛮汗山南北、岱海地区已发掘墓葬材料的考古学文化对比及分期，大致可将此时人种混居、融合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崞县窑子墓地为代表，此阶段为北亚人种单纯构成的部群。

第二阶段：以忻州窑子墓地为代表，此阶段从事游牧业的北亚人种与生活在本地的东亚土著人种混居、融合。墓葬制度、殉牲习俗及随葬品方面无大的区分。小双古城墓地也属于这一阶段。且文化差异明显，是一小支还未完全融合的北亚人群游牧文化小队伍。

第三阶段：以毛庆沟墓地为代表，此阶段除存在忻州窑子墓地一类的混居人群外，又加入了以带钩为代表的中原北上人群。形成了一个由北亚人群、土著东亚人群和中原北上东亚人群混而未融合的生活面貌。毛庆沟墓地东西向与南北向墓葬的明显区分即为此阶段人群混居但未融合的具体表现。

第四阶段：以水泉、饮牛沟墓地为代表，此阶段为第三阶段融合的最终产物。即除了不同人群还保留南北向与东西向墓向的传统外，其余的随葬制度均已融合、不易区分。

上述四个阶段自春秋晚期延续至战国晚期，较为全面涵盖了蛮汗山南北、岱海地区早期游牧民族形成、发展、融合的过程，四个阶段并未完全独立且无明显的分界线，应将其归入一个持续发展的漫长历史范畴来考虑。

2.畜牧种类和分工

此类墓地中随葬马、牛、羊等动物殉牲，表现出浓厚的游牧文化经济形态。忻州窑子墓地殉牲的动物包括马、牛、羊、猪、狗等，其中大量殉牲马、牛、羊头骨的现象应是发达游牧经济的具体表现。但忻州窑子地殉牲的猪、狗等定居农业特有的家畜及大量随葬的陶器则侧面说明农业经济在忻州窑子墓地中亦占据一定比例；仅男性殉牲马头骨的现象，不仅仅反映了男性社会地位较高外，也体现男性为游牧经济的主体执行者。东亚女性墓葬中未见任何殉牲的现象，不仅是葬俗的差异，也反映了东亚女性群体从事农业、采集和制陶等定居活动；北亚女性墓葬中大量出现牛、羊头骨的现象一方面说明其拥有财富的多寡，也反映从事于游牧经济牛羊等小型牲畜的放牧，更主要的可能从事的是集粪、剪毛、挤奶、制酪、屠宰、饲养幼小牧畜等工作。可见，忻州窑子墓地应以游牧经济为主并辅之以定居农业，且共居的生活群体内人群根据人种、生活习俗等存有明显的社会分工。

小双古城墓地用于殉牲的动物仅见马、牛、羊等游牧经济主要饲养的牧畜，未见代表定居农业的猪等动物遗骸。可见，游牧经济在小双古城墓地经济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小双古城墓地中仅男性墓葬中殉牲马头骨，马的军事地位和长途奔袭的特征反映了男性在游牧社会中的地位，应为游牧作业的主要参与者；而女性则在游牧经济中作为辅助，可能主要从事集粪、剪毛、挤奶、制酪、屠宰、饲养幼小牧畜等工作；纵观小双古城墓地可见其社会组织内存有社会分工，但不如忻州窑子墓地那样明显。

崞县窑子墓地用于殉牲马牛羊的比例约为1:5:46；忻州窑子墓地中用于殉牲的马牛羊猪狗的比例大体则为1：14.4:17.9:1:0.4；小双古城墓地中用于殉牲的马牛羊的比例大体为1:4:11.8；毛庆沟墓地殉牲马牛羊的比例约为1:3.8:15.3；水泉墓地中用牛羊的比例为1:12⑬。可见，崞县窑子墓地畜牧水平略高，其余三处墓地水平相近。

水泉墓地殉牲动物仅见牛和羊，并未见到游牧业中善于远途长徙的马，故可推测由单纯东亚人群构成的水泉墓地应以近距离畜牧或定居畜养为主，并辅之以定居农业。

此外，崞县窑子墓地殉牲猪、狗的现象可证实其农业成分的存在，马鹿的出现则说明狩猎业在其经济结构中仍然占据一定比例；水泉墓地殉牲狗、猪和狐狸的头骨也反映出其定居农业和狩猎业在生业方式中占据一定地位。

可见，东周时期蛮汗山南北、岱海周围的早期游牧民族除拥有较为发达的游牧业外，农业、狩猎业和采集业在各自经济结构中也充当着不同的角色。

3.游牧区域及路线探讨

根据对岱海地区发现的东周墓地环境的分析，发现所有墓地在选址上具有共同特点，皆位于山脚且墓地西侧均近邻河流之处。

水泉墓地西侧的蒙古哈达河、毛庆沟与饮牛沟西侧的大西沟（毛庆沟与饮牛沟中间存有一较小无名河）、忻州窑子墓地西侧的坝底河及东侧的永兴沟，蒙古哈达河、大西沟、坝底河均源于蛮汗山顶涌泉，自北向南汇入永兴沟，将永兴附近的蛮汗山南麓分割成为三片较为独立的广大区域。

鉴于三片墓地自东向西相邻的独立区域及区域内有限的水草资源，促使水泉、毛庆沟、饮牛沟和忻州窑子墓地的先民们不可能采用东西向沿山脚游牧的方式，而是最大限度的利用各自西侧河流，自北向南沿河逐草游牧。故其可能采取的游牧方式为沿河流一侧的山坡——山脚——山下河流、草滩平地，各个墓地部族拥有各自独立的游牧区域；小双古城可能也是主要依靠其南侧马头山及西侧步量河，进行着山坡——山脚——山下湖泊草滩的游牧方式。

忻州窑子墓地西侧的坝底河源于蛮汗山顶峰的坝底村，并与崞县窑子墓地前的河流相连接，横贯蛮汗山。据此可知，位于蛮汗山北麓的崞县窑子墓地主要的游牧方式应为沿河流两侧进行的山脚——山坡——山脊的游牧方式，经坝底村后可达蛮汗山南麓，此种游牧方式也是对崞县窑子与忻州窑子墓地考古学文化相近性及崞县窑子墓地殉牲马鹿的最好解释。

注 释

①内蒙古文物工作队：《毛庆沟墓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

②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凉城饮牛沟墓地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第三期），1984年；岱海地区考察队：《饮牛沟墓地1997年发掘报告》，《岱海考古》（二），科学出版社，2001年。

③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凉城崞县窑子墓地》，《考古学报》1989年1期。

④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文物保护中心：《岱海地区东周墓葬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6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凉城县忻州窑子墓地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3期。

⑤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文物保护中心：《岱海地区东周墓葬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6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凉城县小双古城墓地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3期。

⑥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文物保护中心：《岱海地区东周墓葬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6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凉城县水泉墓地发掘简报》，《草原文物》2012年2期。

⑦孙金松：《岱海地区早期游牧民族墓地研究》，吉林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

⑧孙金松、党郁：《岱海地区东周墓地分期研究》，《草原文物》2014年2期。

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包头市文物管理处：《包头西园春秋墓地》，《内蒙古文物考古》1991年1期。

⑩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1999年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新店子墓地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3期。

⑪曹建恩、孙金松：《中国北方地区东周西汉时期偏洞室墓研究》（韩国）《中国史研究》第53辑，2008年。

⑫毛庆沟墓地由古中原和古华北人种构成，古华北人种占多数；饮牛沟墓地未做人种鉴定报告，但见人骨以东亚为主。

⑬毛庆沟与崞县窑子墓地所用殉牲数量的统计方法如下：若头骨与肩胛骨、肢骨同出自一个墓葬单位，则不计肩胛骨等代表的牧畜数量；若一墓葬单位仅出土肩胛骨而未见头骨，则计为一个动物单位。

责任编辑：曹建恩

Daihai Area; Eastern Zhou Cemetery; Cultural Factor; Population Structure; Animal Husbandry Mode

There are many cemeteries have been found in Daihai area, such as Maoqinggou, Guoxianyaozi, Yinniugou, Xinzhouyaozi etc. Based on the periodization, the paper analyzes the tomb shape, burial custom, the combination of funerary objects, nationality and the sacrifices of these cemeteries and discusses the style for survival also changed along with the changes of migration, fusion and burial customs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variety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Daihai area during eastern Zhou period. Moreover, the paper preliminarily deduces the nomadic ways and routes of the newly discovered three cemete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