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农村来的，家庭对我影响很大”

“我在常德老家了解到，有癌症病人因为付不起药钱放弃治疗。”张友明向记者表示，进口药很贵，不能让病人得病了吃不起药，希望在5年内通过团队让抗肿瘤药物实现技术转化。

张友明是中科院海外评审专家，国家海外杰出青年基金，入选第十批国家创新“千人计划”，德国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EMBL）首创者之一；获国际或欧洲发明专利7项，是国际RED/E T同源重组新技术的创始人之一。

在德国生活23年的张友明，重点研究领域是大基因组合基因工程与抗肿瘤药物研发。这次回国，他透露在带回技术的同时更带回团队。目前，他已放弃德国国籍，打算重新加入中国国籍。

手握国际技术专利与德国国籍，他为何选择归国并打算重新加入中国国籍？怎样说服团队成员跟他一起回国？在德专利带回国遇到过哪些困难？对网友热议他重新加入中国国籍，他怎么看？

把研发团队带回国

“和德方合作者谈了一年多”

问：大家热议你不仅把技术，更把团队带回了国内。这个团队原来在德国是什么规模？

张友明：我们在德国的团队由两所大学联合，共有十几人。成员很多是我在德国的学生。目前团队中有7个人跟我一起回国。

问：目前整个科研团队的年龄构成是？

张友明：除了两位老师是40岁出头外，其他成员都才三十二三岁，如果把学生加起来整个团队平均年龄还不到30岁。

问：把这样核心的研发团队带回国有没有遇到困难？

张友明：有一定困难。我的合作伙伴在德国很有名，里面有德国的科研院士。我们回来了对他们确实影响很大。我跟德方合作者工作时关系还不错，回来前后跟他们进行了多次沟通，包括回来前先建立山东大学——H ELMH OLTZ生物技术研究所，就是为了双方再继续合作，减少他们的损失。当然，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发挥这些人才的优势，也把力量整合了，避免出现严重冲突。

问：跟德方合作者花了多久时间沟通？

张友明：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把这个事情真正搞定。因为还涉及怎么跟公司交接、技术分配等问题，比如哪些我们可以自由带回来使用，哪些技术得保留在德国，我选择相对温和的解决方式，尽量让双方都满意。

问：你怎样说服团队成员跟你一起回国？

张友明：跟我回来的都是博士，相对比较年轻。这些人中真正打算在外长待的不多，他们的目标还是在外进修、拿到博士学位然后回国。现在国家的发展跟以前我们出去的时候真的差别太大了，对这些年轻人来说有機会。加上我们的技术确实很有用。大家说我比较亲和，年轻人愿意跟着我，所以把他们能带回来的都带回了。目前还有几个在那边在读的，还没毕业。

这里面有我一个德语非常好的博士生，因为他德语很好，我以为他可能会希望在德国发展，开始我还没跟他说在组团队，后来他主动跑来跟我说“张老师你怎么不喊我”。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我觉得对做研究的人来说，最好的办法就给你足够的空间、给你帮助，让科研人员比较有自由度地去进行研究和开发，这样才能激发他们本身的创造性。

问：目前抗肿瘤药物市场的需求非常大，国内目前进行专利技术转化的困难大吗？

张友明：这两年国家在鼓励药物研发。因为要是用别人研发的药，比如进口药成本非常高。我在常德老家了解到有三个癌症患者最后就不治了，其实他不是不想活，实在是治疗成本太高。

从湘西小城走出来

“我们那时上大学国家出钱”

问：准备回国过程是怎样的？

张友明：2005年到2006年我开始留意，当时因为孩子太小、德国的公司也刚走入正轨，所以没能成行。后来时机成熟的一个原因是国家发展得更好，有人才计划、项目计划等，对在国外的我们是一种激励。

因为对我们来说收入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国家对科研的投入也很重要。没有投入的话，我们回来也没用。对研究人员而言有好的平台，很多人会考虑回来。

问 ：在德国公司技术主管的工作相当于是放弃了？

张友明：对，我们公司基本就把研发这块关掉了，只做业务。我们在德国的公司做得不错，但是公司存在一个问题，要投入的科研经费占比很大。我在德国的公司里是做研究，但有些人觉得研发是在花钱，所以我谈离开这个问题倒还不是很难，公司每年投入做研发，他们有些人心里也很心疼的。

问：在德国生活了23年之后，什么契机使你决定回国从事科研？

张友明：从2003年技术发明之后，在2004年时就打算想回来了。因为对我来说在外面也做得动，但是好像还是有中国传统的观点，那时候就想回来。另外一个原因，这个技术目前在国内用得少，我想尝试在国内把它推广起来起一些作用，让国内的科学家能够用起来。

问：可以介绍下你的成长与求学经历吗？

张友明：我从农村来的，老家湖南湘西的常德，比较天然的地方，也是比较穷的地方。一个农村孩子走出来不容易，后来考到厦门大学读本科，学生物化学。

我在1981年上的大学。为什么说家国情怀，这是比较自然的一种反馈吧。因为我们那时候上大学是国家给的钱，我从农村来的，那时候国家对我们有资助。所以我们那时候读书对国家、对改革开放很感激的。

毕业后我就考到协和医科大学读硕士，硕士毕业后工作留所。我在协和工作一年后，刚好我在德国的导师那时候很想找两个中国人，就跟中国大使馆说“我要建一个小团队，能不能派两个中国学生到我这儿来？”因为我们协和是卫生部的，卫生部找到我们，我是其中之一。

申请重新加入中国国籍

“既然回来了，就为国家做事”

问：你提到家国情怀，为什么？

张友明：儒家文化对我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我们不是很小就出国的人，我们在国内读的硕士毕业然后工作，在心里的很多东西已经不可能再改变了。当时出去的想法就是说在外面学技术，学完了有机会回来就回来。

据我所知，像现在“千人计划”里不少人也在申请重新加入中国国籍。因为他们的想法可能跟我是一样的，既然回来了，就为国家做事。“千人计划”里基本我们这个年龄层次的教育背景很相似。中国确实在发展，我们能看到我们出去和现在的巨大变化，从心底感觉到我们不应该置之度外吧，还是要做点事。

另外一个到我们这个年龄，父母年纪已经大了，还是要尽孝的。像我们还是把儒家文化看得很重，俗话说“父母在，不远游”，像我们已经游了这么多年了，我父母在农村，老人年纪大了，他们老是说“哎呀你那么远，我们只能想想。现在你回到中国来了，那起码就很近了”。

问：为什么想要重新加入中国国籍？

张友明：拿德国护照也比较晚，在2007年。我一直认为护照就是一个国际户口，在哪工作就拿哪儿的户口。我当时德国护照主要是工作的需要，因为公司要我到处跑。在德国生活，拿中国护照不是很方便，订火车票、读书啊还有银行开户啊，拿外国护照受限制。我对获得德国户口也就那样，没有说必须得留着，我夫人也说“既然回来了也无所谓”。但我很多朋友反对，我就说我将来持中国护照要出去也不难。

问：家人和在德国的朋友对你这种举动感到惊讶吗？

张友明：我夫人倒不会，因为我从2005年就开始慢慢跟她讲这事儿，倒也不是很反对，但很多朋友都反对。他们觉得拿一个护照不容易，因为德国护照还是比较难拿的，就说“你怎么就很轻易地放弃了？”因为他们认为拿到德国护照其实也不容易。那时候在德国建公司也不容易。我是德国华人里最早建生物技术公司的。

本刊整理自《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