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益世报》文艺副刊看李长之的鲁迅批评

钟星辰

《益世报》文艺副刊创刊共35期，李长之时任编辑，平均每期都有文章发表。文艺副刊的创刊原则与发表立场都可作为李长之个人文学观念的注释，李长之在文艺副刊上发表的关于鲁迅的批评更是其批评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益世报》文艺副刊可以透视李长之的鲁迅批判的形成过程，也可以诠释李长之批评精神与批评立场的独特之处。故李长之在《益世报》文艺副刊上刊发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李长之在三十年代的批评家地位，也为李长之批评理论的生发、批评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一、《益世报》文艺副刊与李长之批评家地位的确立

《益世报》文艺副刊在创刊时的发刊词中提到“本刊提倡批评精神，坚持学术立场，吹散浪漫精神，赞助翻译，推行文艺教育”[1]，这些都是李长之批评精神和立场的体现。李长之身体力行地翻译外来著作，同时他一直坚持批评家要保持独立的批评精神，“批评是反奴性的，凡是屈服于权威，屈服于时代，屈服于欲望，屈服于舆论，屈服于传说，屈服于多数，屈服于偏见、成见，这些都是奴性，都是反批评。”[2]李长之一直建立一個自由、独立的批评王国，在这个王国中，李长之为自己找到合法的身份认定和价值认同。

李长之在《益世报》文艺副刊中，刊登了6篇文章专门阐释其批评思想、5篇书评评论诗歌等现代作家作品、11篇文章用以评价与讨论鲁迅，此外还有对外国文学的介绍、诗歌创作等[3]。从发表概况来看，李长之在文艺副刊上主要是开展他的鲁迅批判。11篇关于鲁迅批判的文章中，有9篇文章被结集成《鲁迅批判》于1936年出版，另外两篇《<热风>以前之鲁迅》与《鲁迅著译工作的总检讨》并未收入《鲁迅批判》一书中，《鲁迅批判》的出版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李长之自身的批评立场的选择和批评角度的确定，而未收录人《鲁迅批判》的两篇文章也体现了李长之“鲁迅批判”的他质。《益世报》文艺副刊中刊登的李长之的批评文章阐释了他的批评思想，而他对鲁迅的批判研究更是让他被学界关注，甚至是鲁迅自身也与李长之有过通信往来。李长之在这些鲁迅评论集中阐释了鲁迅的创作机制、创作心态、作品解析等多方面的内容，在这些内容的论述中，李长之用自己的评价标准搭建了心中的鲁迅，并成功将自己的批评理论付诸实践，“鲁迅批评”与李长之自身的批评观念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生发的张力场。

二、“环境—性格—创作”的“鲁迅批评”思路

《鲁迅批判》是第一本鲁迅生前就出现的专著，也是鲁迅研究史上的第一本系统地专论。在《益世报》文艺副刊上，李长之主要从鲁迅的生活环境与阶段、创作态度与作品的艺术鉴定、思想评价等方面入手，全面考究鲁迅其人、其文的独特价值与魅力，以此李长之得出了一个结论：鲁迅的人格是完整的，鲁迅的作品中有完整的优秀作品的代表。另外，文艺副刊中未结集入《鲁迅批判》一书的两篇文章也在侧面弥补了《鲁迅批判》的不足，也起到了为后世对李长之的某些评价进行辩护的作用。

首先，李长之从鲁迅生活的环境与性格形成二者之间的关系着手，梳理了鲁迅的精神史，以及他在各个阶段下的精神状态，与在这种状态影响下的创作。李长之用笔于讨论世界对作者的影响，如何与作者精神追求共同作用于作品。换而言之，李长之思考了客观环境对鲁迅的影响，和鲁迅自身的知识结构、精神力量二者在鲁迅创作中的体现，即长之遵循的批评的三个出发点“作品、作家、一般文化状况”[4]。例如长之在《导言：鲁迅之思想性格与环境》中就说“鲁迅从小康之家而堕入困顿，生长于代表着中国一般的执拗的农民性的鲁镇，这似乎是偶然的，然而却影响了、形成了他的思想、性格和文艺作品”[5]，李长之认为鲁迅的家境变化、生存环境极大地影响甚至决定了他的思想与创作，这种通过影响研究做下判断的做法李长之将之运用得驾轻就熟。

其次，李长之通过环境的变化，和鲁迅在不同环境中的独特选择，揭开了鲁迅的性格面貌与人格特征——完整的人格与情感的病态。李长之对鲁迅在性格上做的判定与评估是：“他在情感上病态是病态了，人格上是全然无缺的”[6]。“完整”是李长之的批评理念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所谓“完整”延伸到人格层面，则是“真”。在李长之看来，一个优秀的文学工作者必不能缺少的就是“真”的品质。鲁迅是真实的，“他的为人极真，在文字中的表现尤觉诚实无伪”“对于事情极其负责……与人相处，更其不苟……他自己则是勤奋的。”[7]但李长之又认为，鲁迅在情感上是病态的。他虽良善却很多疑；虽不苟与人相处，却不善与人相处；虽常谈世故，却最是不世故的；所以他孤独于世而不被人理解。在李长之笔下，鲁迅不仅仅是一个战士，一个积极的反抗者，反倒鲁迅身上有许多非正常的病态和偏执。鲁迅不是神坛上高高在上的主宰者，而是踽踽独行的凡人中最坚韧的一个。

最后，李长之通过对鲁迅的生存环境及其个性的阐释，分析了鲁迅创作的艺术特色和作品的价值。李长之认为鲁迅实现了思想的战士与艺术的诗人的二者结合。一方面，鲁迅因为“人得要生存”故要不断地攻击反抗，他攻击封建思想，痛斥奴性与卑琐，摈弃旧制度与旧文明，在思想是一个战士；另一方面，鲁迅情感极其的热烈，他的笔是抒情的，鲁迅最成功的作品也是抒情性强烈的作品。“含蓄、凝练、深长的意味，和丰盈充溢的感情”[8]都充斥在他为数不多的抒情作品中，故在文艺上鲁迅也就毫无问题的能称得上是一个诗人。长之认识到了鲁迅身上复杂的情绪状态与情感态度，他认为“强烈的情感，和粗暴的力，才是鲁迅所有的”[9]。表现在具体作品上，李长之将鲁迅的创作内容大致分成写农民与写小市民两类群体。李长之将“执拗的农民性”提炼出来，反复阐释，他认为“鲁迅更宜于写农村生活，他性格上的坚韧、固执、多疑，文笔的凝练、老辣都似乎不宜于写都市。农村，恰恰发挥了他那常觉得受奚落的哀感，寂寞和荒凉。”[10]李长之认为，鲁迅在理智上是向上的，所以他对向上者格外的宽宥；同时，情感与理智并非是相悖的，写农民，情绪饱满，力透纸背，哪怕是李长之眼中并不出彩的小市民描写，虽匆忙，也同样是有情感的。故在理智与情感、诗人与战士之间，李长之为鲁迅找到了中间点和合理的存在价值。

李长之的《鲁迅批判》在建国以后的文坛引起了许多非议，就如陈鸣树的《批判李长之的“鲁迅批判”》和谭丕模的《从<鲁迅批判>到<文学史家的鲁迅>》就是从阶级立场严厉批判李长之是右派分子，对鲁迅做的论断是有阶级阴谋的。直到1980年司马长风的《李长之【鲁迅批判】》出现，李长之对鲁迅的批判和评价才开始慢慢地被正面接受。而后来的很多评论家都认为李长之对鲁迅“注重做艺术分析，而忽略做思想分析”[11]，事实上，李长之未结集入书的《<热风>以前之鲁迅》就对鲁迅做了思想分析。而李长之结集《鲁迅批判》的时候，更多的是侧重在艺术上的评价与抉择，这与他自身的批评立场有关，《鲁迅批判》的结集即体现了李长之自身的批评结构，也展示了自我的批评精神与立场。

三、“鲁迅批评”中的自我建构

李长之在《益世报》文艺副刊中较为系统的开展了他的“鲁迅批评”，这种系统性为李长之多方面的批评体系的生发奠定了基础。在“鲁迅批评”中，李长之建构了自己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态度，从特殊的个体研究中抽离出来，我们能获取一般的关于李长之的批评价值体系。

第一，李长之最为系统的批评观念就是“感情的型”的批评方式。在“魯迅批评”中，李长之并未提及“感情的型”这一词，但在整个鲁迅的评价分析中，就从未脱离“感情的型”的核心理念——情感。其实感情的型最终依旧归结于对“情感”的要求，这种情感是形式化与个性化的统一。而“鲁迅批评”中，李长之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鲁迅情感的变态与强烈，不管是从容的抒情还是匆忙的愤怒，都是情感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鲁迅的创作从总体上来看，是充斥着情感因子的，在这个程度上，“鲁迅批评”与李长之的“感情的型”的批评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是论据与论点、具体与抽象的关系。

第二，李长之在文艺副刊上的“鲁迅批评”与结集出版的《鲁迅批判》是有出入的，最明显的是《<热风>以前之鲁迅》与《鲁迅著译工作的总检讨》并没有收录到《鲁迅批判》中。《鲁迅批判》的文章选择其实就体现了李长之自身的批评体系的建构。不管是温儒敏对李长之进行“传记批评”的定位[12]，还是许道明对其“京派批评”的定性[13]，其实都在一定程度上确认了李长之对作家“抒情性”的强调，甚至是对“无功利”“纯艺术”的期待。李长之在《鲁迅批判》中意识到了鲁迅的情感特质，对鲁迅进行评价时，也流露出对其抒情作品的独特欣赏与偏爱。李长之在评价鲁迅时，也更侧重与对鲁迅的艺术作品进行分析讨论，从而突出自己对创作、艺术本身的强调。或许是出于这一点考虑，对鲁迅的著译工作以及思想论证也就并未收入到《鲁迅批判》一文中去。

第三，李长之对鲁迅的批评是站在自己的标准之上的客观评价。一方面，他坚守了自己的批评标准，不论是“完整”“从容”，还是“抒情性”，这些方面的强调是他批评体系中的一般理论和固守的原则。另一方面，李长之有自己的评价标准，但他的评价仍旧是相对客观的。在这个标准衡量下的鲁迅，并不是十足的伟人，或者是全然的刻薄者，鲁迅的为人为文在李长之看来都是有两面性的，好坏兼具，优劣具显。不可置否，李长之对鲁迅是有着别样的热情和钟爱的。总的来看，鲁迅在李长之眼中，是时代精神的倡导者，是永恒价值的传递者。李长之期待文坛出现鲁迅这样的战士和诗人，期待批评界出现对鲁迅更为细致、有价值的评价。所以，李长之对鲁迅研究的期待，是对文学创作中情感因子的期待，也是对评论界的出现有价值的批评的期待。

总之，《益世报》文艺副刊促生了李长之的“鲁迅批评”的系统出现，李长之自己也说“倘若不是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感到稿件之少，这篇东西怕还是得迟些时日动笔，”[14]，同时文学副刊的“鲁迅批评”与结集的《鲁迅批判》二者之间又有复杂的联系，这种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是李长之自我批评立场抉择的体现。同时“鲁迅批评”本身也建构了李长之的批评精神与批评观念之一隅，故有阐释与论证的价值与意义。

参考文献：

[1]益世报[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影印版.

[2]李长之.李长之文集（ 第三卷 ）[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155.

[3]益世报[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影印版.

[4]李长之.李长之文集（ 第三卷 ）[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199.

[5]李长之.李长之文集（ 第二卷 ）[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7.

[6]李长之.李长之文集》（ 第二卷 ）[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98.

[7]李长之.李长之文集（ 第二卷 ）[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98.

[8]李长之.李长之文集（ 第二卷 ）[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37.

[9]李长之.李长之文集（ 第二卷 ）[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90.

[10]李长之.李长之文集》（ 第二卷 ）[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63.

[11]张蕴艳.李长之学术—心路历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58.

[12]许道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 （ 新编 ）[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13]李长之.李长之文集》（ 第二卷 ）[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4.

[14]李长之.李长之文集》（ 第二卷 ）[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