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余华小说中的苦难与救赎书写

刘媛媛

摘 要：苦难与救赎作为余华小说两大主题，在其创作中占据了大半江山，对苦难的密切关注与对救赎的探索，为余华在中国文坛确立了一席之地，使其成为一位备受瞩目的作家。纵观余华小说创作历程，苦难作为文学之母贯穿了其创作始终，但其90年代的创作当中，通过对人性美的发掘，对人性自身力量的重新探索，从而实现作品中小人物的自我救赎，同时也推进了余华自身创作的发展与成熟。

关键词：人性 苦难 救赎 余华

艺术总是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余华小说中对苦难与救赎的书写也正是作家对现实世界深度认识的结果，是作家对人性的独特思考与展示的结果。那么，对余华小说世界中苦难与救赎现象的具体分析，对于苦难与救赎两大主题的深入研究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一、苦难意识

余华是一位执着于苦难的作家，对于苦难他总是乐此不疲，大肆渲染。这种对苦难的高度关注在其作品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80年代先锋小说创作中对人性的独特思考与展示，表现为对人性恶的无情揭露。另一方面则是在90年代创作当中对人的生存困境的高度关注。虽然苦难的方式与成因各不相同，但苦难在其创作中却一脉相承，毫不褪色。苦难那阴沉沉的雾霾一直在小说中恣肆不已、挥之不去，无情地揭露着现实人生的真实面目。

（一）人性恶的无情揭露

“人之初，性本善。”三字经作为中国古典文化的传承，为我们揭示了中国人历来所赞颂的人性之善。然而，善恶相对，人性本善的同时又蕴含了恶的因素。余华就是一位不断探索人性的作家，其不按常理出牌，在文学歌功颂德的时代，以冷漠的语言不断揭露人性的罪恶，撕开伪装的面具，彻底地展现血淋淋的现实。

暴力，深存于人性中的一种潜在本能，在余华的作品中被无限放大与着重渲染，几乎充斥了他的每一部作品。正如他本人所说：“即便是南方的斗蟋蟀，也可以让我们意识到暴力是如何深入人心。” [2] 对人性暴力的叙述，是作家对人性恶的初步探索，这种思索的意义是重大的，以至于在其后期的创作当中，几乎篇篇有涉及。如《西北风呼啸的中午》里，莽汉就是以暴力手段非常轻松地使“我”就范，乖乖出门为他人奔丧。《现实一种》，在小说当中，最原始的暴力展现源自于一个四岁小孩对堂弟哭声所带来的喜悦感的好奇与满足。我们不得不认为这种莫名的喜悦感是一种变态的嘲笑，但其根源在于人性对暴力原始的欲望。生命之初带来的暴力以孩童的形式初现，紧接着便是成人视角下的暴力相残，兄弟之情、骨肉之亲、爱情之真，在小说中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暴力的大肆席卷，是人性恶的证明与无情揭露。

血腥，一个充满了恐惧色彩的代名词，在余华的小说中大量充斥。血本是生命的象征，是美好生命延续的重要保障，但血腥二字却为其添上了沉重的色彩。生命本应美好而充满光明，四处鸟语花香，欢笑洋溢。但在余华的笔下，血腥却随处可见。最为鲜明的是《一九八六年》中，在“文革”的残酷洗礼后而发疯的中学历史教师，于疯癫中对自己实施的一系列酷刑。用通红的铁块贴向自己的脸，用钢锯锯掉自己的鼻子，锯开自己的膝盖，用石头砸向自己的生殖器，用菜刀砍自己的双腿，满是血淋淋的场景，从字里行间似乎便能闻到萦绕在身旁浓重的血腥味。一个被时代逼疯的中学教师，在以自己微弱的力量痛斥人性的罪恶，以血肉之躯呼唤人性。

死亡，生命的终结，人生的终点。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死亡一直是被忌讳的，人人高呼长命百岁，却难尝其愿，死亡是每个人必经的旅途。但在余华的小说当中，这最为人世间所忌讳的不详之事却处处萦绕，与苦难如影随从。细数其作品，会发现死亡在其中被大肆渲染，几乎篇篇有所涉及。对于作品中的死亡，余华曾坦言：“写《现实一种》的时候，是我写作生涯最残忍的时候，我印象很深，那里面杀了好几个人，还有《河边的错误》《一九八六年》。我印象中那个时候写了一堆的中短篇小说里杀了十多个还是三十几个，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不能摆脱自己一写小说就要杀人，必定里面有人死亡。” [3]再如其创作成熟阶段后，死亡仍在作品中挥之不去，《在细雨中呼喊》中弟弟孙光明，祖父孙有元，父亲孙广才，继父王立强等多人的死亡；《活着》中福贵家人的相继死去，死亡的气息一直在小说中恣肆。

（二）生存困境下的生命悲剧

20世纪40-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充满伤痕与悲痛的社会。革命战争的爆发，使得家破人亡随处可见。“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席卷整个中国大地，人人自危。三年自然灾害的不幸，饥不择食更是常态。时代的动荡造就了生命的悲哀与不幸，生存环境的险峻使得处处危机四伏，生命的悲剧开始肆意地席卷大地，处处可见的生存困境，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展开对人性的恶意攻击。

“活着”是人作为生命主体最基本的需求，也是中国人数千年来最为朴素而率真的生存愿望。中国有句古话：“好死不如赖活着”，对于在苦难中走过的民族而言，生存似乎没有什么过多的奢求，活着就好。但就是這简单的活着，对福贵和许三观这样的小人物来说，却是十分的艰辛与不易。

《活着》讲述了一位名为福贵的老人漫长的一生，一个年轻时的纨绔子弟，在败尽家财气死自己亲爹之后，死亡的厄运开始不断倒向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中国有句老话“浪子回头金不换”但在福贵的人生当中，命运并没有如期待般美好，改头换面后的福贵所面临的，是所有的亲人都弃他而去，是死亡的一次次光顾，历史的影子在小说中若隐若现，贫穷的生活伴随着福贵的一生，死亡的阴影笼罩着福贵的生命。最有理由死去的福贵却一直好好的活着，是命运无情的捉弄，更是生存对于人性的巨大考验。

与《活着》有着相同时代背景的《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面临的生存困境则是一道道的生活难关，为一乐打破方铁匠儿子的头而赔偿医药费、为自己的私情林芬芳、为一乐的队长来家吃饭、为全家人在极度的饥饿中吃上一顿面条、为救并非自己亲生儿子的一乐、为吃一盘炒猪肝喝二两黄酒。许三观的人生没有大起大落，有的只是生活的琐碎与磨难。生活中的种种难关与困境在这部小说中以幽默的笔触展现得淋漓尽致。沉重的生活，接连的坎坷，在那个叫许三观的江南小城运茧工的身上活生生的印证，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难以维持生存，而却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出卖最具生命意义的鲜血来维持家用，保障生活。命运总是无情的捉弄，生存的困境总是伴随人生，苦难的人生更是真实的上演。

二、人性美的温情救赎

对苦难的极致书写使得余华感受到一丝淋漓尽致的快感，但当揭露过后，当对人性恶的批判过后，当对生存困境的密切关注过后，如何在苦难的人生境遇中实现对苦难的自我救赎，则成为作家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因而，在对苦难的大肆渲染之后，作家开始了对自我写作的重新定位和调整，主要表现为对温暖人性的重新发现，对生命中真与善的发掘。人性之美开始在作品中逐渐显露，真情、善良等一切美好的词汇开始在人物的精神中汇集，成为一曲生命的赞歌。

（一）真情之美

人是有思想的动物，而真情更是人类才具有的宝贵财富。在余华笔下，随着创作的日渐成熟，真情开始显露，人性的光芒日渐清晰。在《活着》当中，福贵的人生可以说是充满了悲剧的一生，但对于福贵来说，他却是幸福的。当作者以第一人称写作手法将福贵的一生由自己的口娓娓道来之时，我们并没有在巨大的苦难当中感受到丝毫阴森与恐怖的气息，相反，有的却是几分幸福的温暖记忆。作为生活在极端环境下的小人物福贵而言，虽然一生历经了无数的苦难，承受了一次又一次死亡的厄运，但他不幸的同时却又是幸运的，因为福贵的生命充满了真情的色彩。

在《许三观卖血记》当中，许三观也是幸福的。许三观有着世间亲情的爱恋，许三观与妻子许玉兰之间的爱，许三观对儿子们的爱，都在这部充满喜剧色彩的苦难小说中演绎得淋漓尽致。妻子许玉兰的失贞让许三观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令他难以释怀，但是当“文革”中许玉兰被批斗，许三观坚持每天给许玉兰每天送饭。在那个贞操观念浓厚的年代，许三观不仅没有弃许玉兰而去，而是用爱包容着自己的结发之妻。同时，许三观的身上更有着世间最为伟大的博爱。许三观明明得知一乐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并因此承受了巨大的心里煎熬。但是，当一乐感染了肺炎时，许三观并没有因为一乐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就不管不顾，相反，为了一乐，他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连续卖了五次血，只为凑足一乐的医药费。血浓于水的亲情是可贵的，但在这里，并非亲生的一乐早已跨越了三观心里的鸿沟，博爱之情在这个生命底层的小人物身上闪闪发光。

（二）善良之美

善良作为人的一种天性，是一个集美好于一身的词语，一个被赞扬与肯定的词語，管仲曾说过：“善人者，人亦善之。”善良是一个人美好天性的体现，是人性之美于生活中的外现。同样，在余华的小说创作当中，善良这种美好的天性逐渐得到了体现。

《活着》中福贵的妻子家珍是善良的，面对丈夫的败尽家财，面对生活的困苦，她没有一句怨言，而是默默地陪伴着丈夫，将一个女人的豁达与体贴做到极致，她是一个善良的妻子。女儿凤霞是善良的，贫穷的家庭养活不了多一张吃饭的嘴，她懂事乖巧，不为父母增添半丝烦恼，用自己的懂事向我们展现了一颗纯粹的内心。儿子有庆是善良的，面对大出血的县长夫人，他毅然献出自己的鲜血，为救人命而毫无顾虑。同样，《许三观卖血记》中的主人公许三观也是善良的，妻子许玉兰的失贞使他背负了巨大的心理负担，但当妻子失贞的对象何小勇有生命危险时，他最终仍同意让一乐去为他喊魂。在并非自己亲生儿子的许一乐病重之时，他毫无怨言，一路卖血去上海为一乐筹钱治病。他是善良的，是纯朴的，他们都是善良的，是人性之美赐予了他们最纯朴的力量，从而在苦难面前毫无畏惧，坦然面对。

参考文献

[1] 梅家玲.中外文学[M].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32.

[2] 洪志纲.余华研究资料[M].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8.

[3] 余华.说话[M].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