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书》:一部尴尬的“经典”

2017-08-10 19:33潘静如
博览群书 2017年6期
关键词:家书曾国藩精英

在近现代中国,曾国藩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唐明浩的《曾国藩》是很多普通历史迷的必读之物。想想也是,不但晚清士大夫们把他推为奠基“同治中兴”的第一功臣,连蒋介石都终身服膺。这都使他身上弥漫着一种“克里斯马”(charisma)的神性。相应地,他的遗著,连同他的手泽,都备受当世和后世的垂青。他的诗、文、日记、家书、编著都流传甚广,差不多跻身“经典”的席位,以至于他好像变成了一个无所不通的全才。但,真的是这样吗?或者说,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以一印再印的《曾国藩家书》为例。

//作为“经典”的家书//

现在市面上充斥着各种版本的《曾国藩家书》,有不少叫得出名号的出版社,但更多的都是小作坊的粗制滥造。饶是如此,《曾国藩家书》仍然一版再版,供不应求。以笔者浅见所及,在鲁迅以前,近代还没有哪个“作家”获得如此地位和成绩。那么,《曾国藩家书》到底“经典”在哪里?

我以为这首先要从曾国藩其人说起。曾国藩(1811—1872),字涤生,湖南湘乡人。他27岁就考中了进士,尽管此后像大部分官僚一样,循序渐进,稳步升迁,但却并无突出之处。直到太平天国席卷了大半个中国,他起而以文官士大夫的身份团练湘军,最终挫败了洪秀全政权,给内忧外患的清王朝续了命,为历史上所谓的“同治中兴”奠定了基础,才在当世士大夫中建立了无与伦比的威望。曾国藩死后,哀荣备至,清廷赐谥“文正”。

在曾国藩去世的那一年(1872),其门生故吏历时五年编成了《曾文正公全集》一百五十四卷,刊刻行世。除了部分诗文、读书笔记而外,奏稿、书札、批牍、家书家训、日记等占了绝大部分内容。其中,曾国藩家书最初于1879年在长沙刊行,名《曾文正公家书》,里面收录了大量的与弟书、训子书,内容牵涉极广,但大抵以如何处世、如何养性、如何读书为主。此后,这部家书印行不辍,盛行于世。即使是在民国时期,他依然是很多读书人的榜样。梁启超曾编过《曾国藩嘉言钞》,蔡锷编过《曾胡治兵语录》,蒋介石则干脆把《曾胡治兵语录》作为黄埔军校教材。这都可见曾氏的影响之大。

尽管他也受到一些人的非议,比如章太炎就这样评价他:

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要其天资亟功名善变人也。……世传曾国藩生时,其大父梦蛟龙绕柱,故终身痫疥,如蛇蝮,其征也。凡有成勋长誉者,流俗必传之神怪。……死三十年,其家人犹曰:“吾祖民贼。”悲夫!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检论》)

章太炎从排满的种族主义出发,把曾国藩斥为“元凶”“民贼”。其是非姑且不论,即便是如此诋骂他的章太炎,也不得不加一句“誉之则为圣相”。所以事实上,在整个晚清民国时期,曾国藩的声望并没有受到什么损伤,《曾文正公家书》仍然风行海内。

真正的挑战来自新的史学观,即农民对封建皇权的挑战具有不容置疑的进步意义。于是在1949至1979年间,《曾国藩家书》销声匿迹了。1982年,《曾国藩家书》重新出版,再次风行于世,其余波至今未灭。《曾国藩家书》俨然跻身“经典”之列。然而,在这一波风行背后,其“经典”的内蕴恰恰发生了扭曲,成了与“成功学”“心灵鸡汤”“办公室职场三十条”无异的一个存在。

这是“经典”的尴尬。

//“经典”的发生//

毋庸置疑,如果以销量和影响而论,《曾国藩家书》算得上近现代的“经典”。但是,很难让人相信,它之所以成为“经典”,在于它本身的价值与魅力。毋宁说,这得益于“曾国藩”这个金字招牌。难道不是吗?

曾国藩的诗被推为近代宋诗派的先声,在清诗史上,他被推为与王士祯、沈德潜一样重要的人物,陈衍所谓“有清二百余载,以高位主持诗教者,在康熙曰王文简,在乾隆曰沈文悫,在道光、咸丰则祁文端、曾文正也”(《近代诗钞叙》)。他的文则被认为是“桐城派”的继承者,开启“湘乡”一派,张瑛说:“论文则分阳刚、阴柔二者,括古今文章之变,于近世诸家,以桐城为正宗,又以姬传姚氏之文偏于阴柔而参之以雄奇万变。故公之文,不名一家,实足跨越一代。”(《曾文正公文钞跋》)连他杂纂的《经史百家杂钞》都被认为是媲美姚鼐《古文辞类纂》的存在。实则按照今天文史专家的看法,曾国藩的文还颇欠锤炼,毕竟身为封疆大吏,政务繁多。就这些事实来说,与其诗、文一样,《曾国藩家书》之所以风行海内一百余年,隐隐成为“经典”,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曾国藩”的名头。

现在,迫使我们考察这一问题:到底何谓“经典”?

一般来说,经典便是人类历史上那些权威性、典范性的历年不朽的著作,比如《论语》、《诗经》、杜诗等。而在西方语境里,经典一般作classics或canon,这二者当然是很有区别的,不过不是本文的关注重点。据考证,英文canon导源于古希腊文“kanna”,原意为笔直坚挺的植物(一般认为是芦苇),而与“kanna”有关的另一个词“kanon”,意义有了引申、转喻,意为笔直的尺子、规则、标准、模型。巧得很,在中国语境里,“经”有“常/永恒”的意思,而“典”则有“典型”的意思。中、西方“经典”不约而同的词义都说明了“经典”何以成为“经典”。

所以,在对待《曾国藩家书》这一著述上,我只能给“经典”二字打上引号,而且冠以“近现代”和“另类”两个定语。这一近于自我矛盾的表述,也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按照吉尔洛利(John Guillory)的觀点,文学经典的生成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a)机构和制度实践,或教育;(b)一系列保存和流布下来的作品,或典籍;(c)生产出来的语言知识,或标准语言。(《文化资本:文学经典生成问题》,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71页)《曾国藩家书》之作为经典,显然不符合第1种和第3种情形。由于年代极近,它也很难说是第2种情形下的经典。然而考虑到《鲁迅全集》《骆驼祥子》《围城》《倾城之恋》等著述都已经被公认为是近现代的经典,《曾国藩家书》显然也有自己的绝对的一席之地。

只不过,《鲁迅全集》等著述除了销量甚广之外,艺术性、思想性兼而有之,而《曾国藩家书》既谈不上艺术性,其思想性也很令人生疑。这当然不是说,《曾国藩家书》没有价值。正相反,家书里频繁谈到的为人处世、修身养性、著书立说事宜以及家书所昭示的育儿之道,都体现了一个将传统士大夫角色扮演到极致、做到极致的成功者的德性与智慧。

//折了价的“经典”//

在某种意义上,曾国藩的一生代表着传统士大夫的最高梦想。在这里,不得不提到明代大儒王阳明,其建立的“心学”体系笼罩了明末清初百余年之久,书写了中国哲学史上抗衡朱熹“理学”的精彩一页。这固然有赖于王阳明个人的卓绝天赋,但是不得不说,他的显赫“事功”也为其学说的流播提供了有力保障。就这一点而言,曾国藩与王阳明极为相似。

曾国藩的“事功”为其人增价,也为其一切遗著增价。所以,晚清乃至民国之际,曾国藩仍是士人首屈一指的楷模。但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四民社会”的解体,“士”这一阶层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曾国藩在精英群体中的榜样力量也就开始式微。可以想见,即使没有范文澜对他予以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的定罪,他在五四以后新一代精英群体中的影响也会逐渐淡去。

但出人意料的是,随着庸俗“成功学”的流行,曾国藩在民间的影响却有增无减,《曾国藩家书》的一版再版便是铁一般的事实。这是历史的吊诡之处。现在的精英学者们固然也会翻阅、引用《曾国藩家书》,但那只是对史料的一般处理方法。学术界研究《曾国藩家书》的当然也有,但据知网搜索所得,像关于《曾国藩家书》的伦理思想研究、主体思想研究、阅读教育思想研究、人文性教育研究、语文教育思想研究、行政伦理思想研究、 家庭和谐思想研究、育儿思想研究等,无一不是硕士论文,特别是教育学专业的论文。与之相映成趣的是,民间社会也把《曾国藩家书》当作“成功学”的宝典,仿佛从中可以窥见种种启示、种种成功之道。

这让《曾国藩家书》的“经典”地位摇摇欲坠。尽管在世界范围内,自18世纪起,精英的话语权愈来愈受到“平民”的冲击和质疑,但验之往史,正如“经典”二字的词义所昭示的那样,它必须经过精英的“认定”。这好像很费解,也很伤感情。比如,中国古代的南北朝“民歌”产生于民间,不也成为经典了吗?但这些民歌确实是由精英记录、润色和认定的。又比如,杜诗、苏词不也在民间盛行吗?而这并不影响其经典地位。但按照因果关系,杜诗、苏词首先是由精英确认为经典的。

所以,假使今天我们仍然把《曾国藩家书》推为“经典”,它似乎也只是一个折了价的“经典”。这样说,并非对民间流行的文化心存不敬。主要在于,今天它之所以流行,在于里面蕴含了“成功”之道。就這一点而言,它之作为“经典”的内蕴,还远不如万口相传的经典流行歌曲能给人以真正的愉悦。这是《曾国藩家书》作为“经典”的失败。

(作者简介:潘静如,北大中文系2012级博士。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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