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视野下的“中国之治”

受“中心—边缘”结构的影响，人们关注的眼光总是在西方，而且往往总是偏袒着西方。但是，历史的发展并不总如人们所预设的那样。近年来西方世界颇不太平，如金融危机、经济停滞、选举乱局、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难民问题、种族歧视引发社会抗议和骚乱……面对西方国家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治理乱象，很多国际人士惊呼：西方怎么了？与上述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所表现出来的欣欣向荣的有序治理景象，这种有序治理景象我们不妨称之为“中国之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举旗定向、谋篇布局、攻坚克难、强基固本，开辟了治国理政新境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吸引了世界各国的目光，许多人想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为什么具有旺盛生命力，“中国之治”魅力何在。无论是分析“中国之治”的魅力，还是反思“西方之乱”的根源，都必须运用比较的方法。从比较的视野看，“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都有其必然性。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伟大胜利

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历史表明，那些没有稳定领导核心的国家，它们无法有效组织人力、物力、财力，常常陷入不同利益集团的撕扯之中，使国家发展失去方向。从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大选的情况看，一些新的领导人通过竞选上台执政，但是都不能成为稳定的领导核心。这是因为，西方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已经从最初的良性竞争，逐渐发展为政党分肥，这不仅体现在选举中，更体现在议会议事中。在选举中，各党派为了自己的候选人能够胜出，不惜花费重金进行选举策划、包装、运作，使民主的形式大于其实质内容，最后成为舆论（主要还是资本）主导选举，从而实现党派自身利益。以美国的选举政治为例，选举离不开政治献金，所谓的民主不过是财富主导下的幻象，并不能真正实现大多数人的民主。1在议会议事中，各党派更是为了自身利益而相互博弈、甚至出现相互掐架，使一些利民项目、工程、法律等不能在议会通过，从而无法进入实施阶段。这种长期的基于政党利益考虑而进行的政治博弈，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资本主义政党制度的一种内耗，极大地增加了国家治理的成本、降低了国家治理的效率。从这个角度看“西方之乱”，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理论维度看，能否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上是否真正成熟的关键。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1邓小平同志也强调：“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2中国这样的大国、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大党，要凝聚全党、团结人民、战胜挑战、破浪前进，保证党始终成为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力量，党中央、全党必须有一个核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尽管重要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但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正面临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核心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郑重选择，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3。它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心声，是党和国家根本利益所在，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根本保证，是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需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复杂局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不辱使命，不忘初心，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和“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态度，撸起袖子加油干，开启了新的伟大奋斗，进行了新的伟大斗争实践，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的局面，形成了“中国之治”的独特景象。

中国共产党责任担当的必然结论

从现代化的角度看，“后发国家的治理要想取得成功，需要有敢于担当责任的执政党和运转高效的政府”。4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敢于担当且善于担当的执政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肩负的历史使命，为了实现这一光荣的使命，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砥砺奋进。

从大国治理的经验看，治理大国最重要的是责任。这个重大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就向世界宣示——“就是对民族的责任”“就是对人民的责任”“就是对党的责任”。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这五年，接过历史接力棒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肩负起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历史责任，在全党树起使命担当的典范和真抓实干的标杆，让亿万人民对国家和未来有了更强的信心、更深的期待。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到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从新发展理念到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从颁布“八项规定”到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没有哪一项离得了担当精神。正是这种敢于担当和善于担当的精神和实际行动，凝聚了中国力量和中国精神，催生了“中国之治”。

中国有句古语：“有多大的能力，就有多大的责任”。面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中国始终站在和平稳定一边，站在公道正义一边，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无论是第二大经济体还是第二大对外投资国，无论是为世界经济作出的“中国贡献”还是为更好社会制度提供的“中国方案”，都充分展示了责无旁贷的“中国担当”。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这五年，中國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杭州G20峰会勇立全球经济治理变革潮头，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坚定不移推进经济全球化、引导全球经济走向；浙江乌镇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倡导互联互通、共享共治——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倡导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参与，亚投行吸引全球80个成员国加盟……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大国担当赢得了广泛赞誉。

反观近年来西方许多国家，政府缺乏责任担当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重大责任不同，西方国家政党的使命则比较简单，“要么作为在野时的反对党而存在，要么作为上台后的执政党而兑现竞选时的承诺，其使命不断变化，且具有明显的政党利益”1。滥用公投就是一种表现。当前，公投热已经蔓延至许多欧盟国家。公投在形式上借口遵从民意，事实上成为一些国家政府逃避治理责任的一种方式。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西方国家面对治理乱象，也在千方百计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但事实是，即便开出了一个又一个治理的药方，也因不同利益集团相互掣肘难以有效施治，乱象难以根治。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的新动向，又折射出西方社会似乎失去了自我调整以达到自愈的能力。从表面上看，西方国家的治理乱象是偶然现象的集中爆发，实质则是在治理乱象后隐藏的深刻制度根源。随着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产业集群、大集团化成为企业发展的目标，财富越来越集中，使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问题日益凸显。在西方企业大集团化发展过程中，资本的逐利性导致了资本集团之间的封闭性和自利性，从而使有限的社会资源不能共享。这也导致近年来西方出现了逆全球化的潮流。从本质上讲，西方治理之乱是资本主义本性的再次暴露。如果看不到西方之乱背后的制度根源，就难以揭示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优越性。

与“西方乱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有着自己的鲜明特点和显著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和实践创新催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文化具有无比的先进性和优越性，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和发展前途，也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之治之所以成功，关键在于我们始終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自信不是裹足不前、固步自封，而是要把坚定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尤其是现在的国家治理，远比以往复杂得多。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政法大学时指出：“我们有我们的历史文化，有我们的体制机制，有我们的国情，我们的国家治理有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通过不断改革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更有效率，更能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能在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作者简介：石国亮，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 申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