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抑“本我”，实现“超我”

杨子莹

摘要：弗洛伊德的“三我”和“力比多”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是一波多折，主要是和中国“五四”以来到80年代中期之前的国内环境有密切关系，而到80年代中后期的作品才开始敢于揭露人性，直视本能。其中重点以王安忆的《荒山之恋》为例，利用“三我”和“力比多”学说进行鉴赏批评，让读者理解主人公的情感，能透过所谓的“性爱”，特别是“超我”胜利为最终结点，来看待作者渲泄人类社会的精神危机主题，和特有的女性视角下的内在生命体验。

关键词：弗洛伊德理论；“三我”；“力比多”；王安忆

一、简述弗洛伊德理论在中国文坛的影响与发展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开始影响中国文坛，郭沫若、周作人、朱光潜、俞平伯等人都曾应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指导写作实践。刘响鹏的《残留》、穆时英的《夜总会的五个人》等这些“新感觉派”小说，在创作中也融入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这些小说利用弗洛伊德理论来探究久违的人性，将“性启蒙”拋向了“五四”时期的思想大潮中。但三十年代后期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逐渐消退，原因是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决定了文学创作由个人转向集体并上升到了民族存亡的问题，而这种虽张扬个性但也夹杂着颓废荒诞情感的创作风格暂时被搁浅了。

建国后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作家的思想创作还是被禁锢的。延安整风运动和建国后的文学批评运动，使文艺创作成为为党服务的手段，文学作品成为为党的政治工作与思想理论积极宣传的工具。当时的文学作品已经不再是作家主体对生命的审美体验，再经过艺术加工后所呈现出的客体，而是成为了政治宣传的媒介，这使得艺术作品水准和价值大大下降。“双百”方针的提出，暂时出现了“文坛回暖”的现象，一批具有新思想、新朝气的作家“浮出水面”，他们敢于冲破禁忌，写反映个人情感、揭露社会现象的作品。可以说，这对于文学价值失落的年代确实有很重要的意义，但50年代的“冲破式写作”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此时所叙写的是欲拒还迎的，依然为“道德”所赞许的爱情故事。当然这种尴尬和局限来源于作者本身的矛盾，例如丰村的小说《美丽》，即使是十七年文学中出现了所谓的爱情描写，也是隔靴搔痒般的含糊不清。等到“文革”时期对人性的表现就更是少之又少。“文革”象征符号的样板戏中，《红灯记》、《龙江颂》、《海港》等反应的都不是个人而是一个阶级。直到70年代中后期，随着文革的结束，“文学是人学”才又一次的被人们唤起，也打破了之前人为圈设出来的题材禁区，呼唤人性、重拾人性成为了新的文学主题。与此同时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以爱情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如：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张洁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讲三角关系的情感问题，和老干部与女性的爱恋问题。显然张洁的小说有可读性，更能吸引人。“她一定死死地挣扎过，因为她写道：——我们曾经相约：让我们互相忘记。可是我欺骗了你，我没有忘记。我想，你也同样没有忘记。我们不过是在互相欺骗，把我们的苦楚深深地隐藏着。”一位老干部，一个女作家，彼此惺惺相惜却无力走近。即使他们的爱情也与政治和道德绑架到了一起，永远都不能牵手，那也是真正的爱情，他们的爱情是无功利的，是真实可感的，是让人不能忘记的！即便张洁描写的爱情故事也是被“道德”所打败，但至少他们真挚的爱恋过。石天河说，“这篇作品无论对什么人都具有情感教育与品德教育的深刻意义”。而最可贵之处在于张洁敢于写出“母亲”与“老干部”之间存在过世人所不能准许的爱情，虽然形式上没有在一起，但他们的心是紧紧相连的，这是比丰村的《美丽》更加美丽的故事。

二、通过《荒山之恋》看“三我”和“力比多”理论对王安忆的影响

文学作品真正冲破禁忌，敢于直面人性，包括人的本能需求时，还是直到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人们越来越多的接受外来文化。特别是一些文学家和批评家，对展现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相关作品研读后，肯定了“力比多”是文学作品创作的一个重要因素，随后“性”题材小说应运而生。王安忆发表了“三恋”《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它们都属于这一时期“热点”的性题材作品，其中对性欲本能的特征和变态现象的把握，对各种倒错性心理和性行为的表现、分析，都显然与弗洛伊德主义相关。“如果写人不写性，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如果你是一个严肃的，有深度的作家，性这个问题是无法逃避的。”王安忆回忆写作原因时曾经说过这段话，同时也是对当时轰动文坛的“三恋”作品的写作原因强有力的回答。

“三恋”的第一部小说即是《荒山之恋》，这是一个性格内向、懦弱的大提琴手“他”和个性活泼、张扬的“她”相爱了的故事，看似性格迥异的两个人“离奇”走到了一起，但又是在“力比多”催化下情理之中的爱恋。“他”生活坎坷，从小生活在一个典型的深受封建礼教影响下的严父慈母家庭，虽然父亲早早的去世了，但“鹰钩鼻”的爷爷却依然是他们家族里的权威。任何人不能，也绝不敢挑战他的权威，就连起早贪黑为一大家子人辛苦劳作的母亲，也要受尽爷爷的精神折磨，这也助长了他的软弱。在缺乏家庭的关爱中成长起来的“他”，更需要被爱，特别是缺失的母爱。于是音乐成为了他的朋友，音乐成了他的喉舌，音乐在他的生命中起着线索的作用。他因学习音乐，而远离了憋闷的家庭，但在学校因偷卖东西被迫退学，求学经历戛然而止。这是他人生中的一大打击，就像刚刚舒展开的小草经历了严酷的暴风雪一样，把他的生活再次带入到了压抑的昏暗之中。还好这时依然有音乐陪伴着他，但仅仅是治标不治本，有益于疗伤，无益于解脱。至此他已经有软弱发展为自卑，他想改变，想冲出牢笼，潜意识里想拥有一直以来缺少的关爱。还要感谢音乐，为他带来了工作和爱他的妻子，但他从妻子这里得到满足的更多的是母爱，不是男女之爱。妻子的宽容与付出，唤起了他深藏已久的“俄狄浦斯”情节，让他惬意的享受着从来没有过的舒心生活，这也让他暂时的扮演起了好丈夫的角色，可他们这由不健全的爱恋组成的家庭是岌岌可危的。

《荒山之恋》的女主人公，金谷巷女子出身带有市民化的特征。但她的成长是一直侵浸在父爱缺失、母亲“淫乱”的环境中，并过早的成熟起来。加上她容貌姣好，追求者甚多，将男人玩弄于鼓掌，即使结婚了，经历性爱欢愉之后，也同样有一份失落，一份因“父爱”缺失而造成的渴望。她渴望从男人身上得到如父亲的那种沉着坚定、仁厚宽容的爱。“他”的平静与安宁恰巧填充了她缺失的父爱，而她的美丽与热情也让他压抑许久的“力比多”释放出来，两个人一发不可收拾的相爱了。“远远地看着他，她觉得自己的心在一片片地碎下来。她是从未体验过心碎的感觉，痛苦使她软弱，也使她变得纯真……他们是真爱了。”但他们却难以摆脱原有的家庭而重新结合，只好在如痴如狂地爱恋一番之后，双双殉情于荒山野岭之中，以毁灭自我为代价，去天国里享受爱情的自由。作品借这对男女始终不能达到“超我”而最终被“自我”毁灭；借他们的毁灭来解释人性、正视本能。此时“本我”和“超我”则进一步体现：

“本我”是“他”遇见了金谷巷女子“她”，“他”有妻子、孩子，但“她”的主动大胆，并投来了爱情的橄榄枝时，“他”还是喜欢上了“她”。他们沦陷于爱情的澡泽难以自拔，这是本能的冲动，是力比多的驱使，是原始欲望的表现。无关功利，无关现实与理性，他们是彻彻底底的爱了，而且一发不可收拾，连“超我”都无法制约。

“超我”是在事情败露之后，妻子的态度宽容大度，让“他”非常惭愧和后悔，他也自己，他想回归“超我”，他们曾经发誓再也不联系彼此、不想见。可事实是他在“本我”与“超我”之间举步维艰，受着煎熬，无论如何选择对他来说都是相当困难的。但最后他们的殉情是“本我”的胜利还是以死谢罪来达到“超我”的境界？

“本我”是一种非理性的力量，为了寻求自我满足而无法控制自己的本能欲望，可男女主角已经不是单纯的欲望化身，他们彼此相爱，并在至情至爱中双双已死捍卫他们的爱情。“他们一起来到那花儿绽放的绿地，一起带着五彩幻景飘向遥远的西天。下一年，那山背阴处的草从很绿，郁郁葱葱的一片了。”显然，从这段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王安忆认为发生婚外恋现象的深层原因：“男女之间一旦成为夫妻，爱情的神话般的宫殿就倒塌了，变成一堆废墟。那种庄严神秘感荡然无存，于是，很容易产生内心的骚动，萌发新的追求，这是很自然的，也是必然的。”婚外恋、婚外性行为显然有违社会道德和法律准则，因此最终也只能是失败的下场。

《荒山之恋》的男女主人公在欲望的海洋中挣扎煎熬，生命欲念的冲动之火淹没了母性妻性等一切伦理亲情，显示了作为人的生命本能欲望的“本我”的强大而具有毁灭性的力量，所以我认为作者的导向还是以“超我”胜利为最终结点。而这一深刻的主题如果没有体现出的两性问本我、自我和超我三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力比多”驱使，显然是不能让读者理解主人公的情感，也不能深究出文章的精髓，更不能透过所谓的“性爱”小说来看到作者渲泄人类社会的精神危机的主题，和创作的自身对人性、尤其是对女性的内在生命体验的改写和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