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一条自己的路

滕淑芬

沉寂已久的台湾电影终于又出现让人欢欣的消息，出身台湾电影新浪潮的导演杨德昌，以新作《一一》夺下第53届戛纳影展最佳导演奖。有一段时间没有在媒体曝光的杨德昌，因为得奖也成为岛内媒体追逐报导的焦点。

当同时出道的创作者，因电影低迷而纷纷远离创作行列时，在台湾影坛栖身近二十年的杨德昌，靠着什么力量坚持下来？被美国影评称为“台湾的伍迪·艾伦”的他，在新作中又将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台北故事？

为了嘉奖台湾电影在戛纳影展上大放光彩的表现，相关部门在6月上旬举办了一场颁奖茶会。

被闪光灯包围的杨德昌上台领奖后说了不少话，他说，从来没想到能获得这么多关心，除了受宠若惊之外，更希望《一一》的男主角吴念真能够一起来共享荣耀。

杨德昌话锋一转，无限感慨地说道：“现在是从事电影以来个人的新高点，心理却很难过，因为也是台湾电影的最低点，电影工作者拼到头发都白了。希望投入电影圈的年轻人，别被台湾的环境抹煞了热情。”

个人的高点，环境的低点

应邀前来的贵宾侯孝贤导演说：“电影生活化不是要迎合观众，而是要提升观众。”他认为，台湾电影的制造业和发行业在做法跟观念上都有落差，而台湾市场太小，无法提供研发的成本，造成台湾没有电影工业，所以大家只能单打独斗。

杨德昌语气平静地说，台湾电影创作者已经尽全力拍片了，好产品卖不出去，是电影发行出了问题。

《一一》尚未在台湾作商业放映，不过，杨德昌的母校———新竹交通大学的师生在毕业典礼前夕，有幸能先目睹他的新作。选在交大首映，对杨德昌来说别具意义，他说：“一来是我的母校，再来，你没想到，这里的放映设备及音响是一流的，我在台北都难找到这么好的设备。”这天，杨德昌的好友、喜爱电影的观众和媒体记者，也纷纷从台北、台中等地赶来，欣赏这部为杨德昌夺下戛纳影展最佳导演奖的作品。

杨德昌在对满场观众简短的开场白中，说：“有人觉得台湾电影和生活脱节，大家看完这部电影应该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涂鸦的童年

《一一》叙述了台北都会一个典型中产阶级家庭老中青三代的生活遭遇，由集小说家、编剧、导演、广告明星于一身的吴念真担当男主角。他饰演的高科技公司总经理，因公司面临转型，正为事业愁烦。他那年岁已高的岳母因中风陷入昏迷后，太太也因亲人病困无助，深感无力。正值青春期、就读明星高中的大女儿苦恼于感情的飘浮不定，7岁的小儿子则用自己的方式探索他还不熟悉的世界。

在长达2小时50多分钟的放映中，每当片中的小童星出现，他那天真又洞悉世事的表现，总让现场笑声连连。吴念真出任郁郁不乐的科技公司总经理，也很能得到观众共鸣，他自然传神的演出，被杨德昌称为“天才型的演员”。映演完后，许多观众围着杨德昌要求签名，不少人也对他表示“非常好看”，并询问电影中的种种情节安排。

一般人常喜欢从电影角色中捕捉导演的影子，和《一一》剧中男主角类似的是，杨德昌也是高科技背景出身。他自交通大学控制工程系毕业后，就赴美留学，并当过7年工程师。令人好奇的是，为什么他会从前途一片看好的科技业，投入电影创作？

这就得从他的成长过程说起。成长于物质贫乏的上世纪50年代，杨德昌从小就喜欢胡思乱想、随手涂鸦，只要家中够得到的墙都被他画满。稍大后，和同学到电影院看完电影，可以立刻用画笔重新呈现电影情节。当时生活条件差，他说，只有依赖想象力，才能让世界变得丰富。要满足幻想，就要自己动手，因为买不起漫画，他就自己画，从小就会自己编故事，在课堂上画一张、传一张给同学看，不少同学每天都等着看他的漫画。

虽然初高中念的是台北第一学府建国中学，但他功课不太好，他还记得高三毕业时，全班53人，他第45名毕业。

从电机、电脑到电影

5月底，杨德昌应交大邀请回母校演讲，也谈到这段“转行”的心路历程。

对着台下的学弟妹，杨德昌说，因为高中功课不好、只会画画，大学联考时他只填了东海大学和成功大学建筑系，但老师要求他多填几个系。“想不到考得太好了，误打误撞进了交大。”杨德昌笑说。但是进入交大，却让他感觉压力非常大，“大一念得痛不欲生，功课不好就没兴趣，大二还在想要不要重考？”

突然有一天灵光乍现，想想“别人可以做得到，我为什么做不到？以后就不再想自己适不适合，态度转变成既然念了就好好念下去。”一念之差，他开始努力，功课也变得不错。

交大毕业后，他到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继续念研究所，跟着一位交大学长做研究、写论文，他的论文是关于中文电脑输入法的研究，在当时几乎没有参考资料。这个经验给他很大启发，学会如何利用有限资源，完成一件事。

虽然学长希望他继续念博士，杨德昌却选择到洛杉矶念电影。不过，电影学院的訓练却让他非常失望，“最无法习惯的是，念工科的讲求证据，但学人文的人都用嘴巴讲，各有各的一套。我只有一个结论：我没有才华。”他说，只念了一学期，就退学。

为了谋生，他到西雅图“找了一个母亲说的正当职业”，当起电脑工程师。虽然生活无虞，但是到了30岁他却觉得很彷徨、沮丧，不知道该追寻什么。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德国电影新浪潮导演荷索的作品《天谴》，杨德昌感到十分震撼，“原来电影可以不必像好莱坞那样拍，可以凭着一个人的意念，在很恶劣的情况下，还能拍出生动的电影，也许我还是有机会的”，他想。

台湾新电影的生力军

在美国11年，33岁时，杨德昌的生命有了重大转变。一位朋友要拍电影，找他帮忙编剧，于是杨德昌请假回台湾，想不到就此留了下来。

1981年，杨德昌回台湾的这一年，台湾电影正酝酿着某些改变，功夫电影和琼瑶爱情电影正在退烧。这时，香港电影新浪潮由电视打到电影圈的模式刺激了台湾，演而优则导的张艾嘉以个人影响力在台视推出《十一个女人》电视剧场，以培养创作新血，杨德昌也应邀执导了其中一集。

栽培新人的风气也影响到电影界龙头———“中央电影公司”，当时总经理明骥在小野、吴念真等人的敦促下，放手让杨德昌、柯一正、托德辰、张毅四位新导演合导一部《光阴的故事》，杨德昌执导的《指望》一段，备受影坛瞩目。

“他的下两部电影《海滩的一天》和《青梅竹马》，都创下了台湾影坛的某些纪录：《海滩的一天》坚持用2小时40分长的放映版本，《青梅竹马》4天匆匆下片。”影评人焦雄屏当时曾为文指出，为了杨德昌拍《青梅竹马》，侯孝贤慨然押房子投资，并出任男主角，结果落到戏院4天下片，血本无归。

“杨德昌下一部电影《恐怖分子》却扳回了所有的劣势。”焦雄屏说，他那精确自觉的美学态度，反省台北这个大都市的社会及人际关系，有如外科手术般冰冷而仔细地为都市文化诊疗，赢得了影评界的敬重，拿下1986年金马奖最佳影片，不但票房突破千万台币大关，更在瑞士卢卡诺影展中勇夺“银豹奖”。

《恐怖分子》之后，一向以冷静的电影语言观照当代社会的杨德昌，把镜头的时空座标停留在1 960年，台北市牯岭街发生一起骇人的少年情杀事件，一名14岁男孩持刀杀死一名14岁的少女。费时3年完成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就是以这个社会事件为本，佐以他自己对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记忆和经验拍摄而成。

这部电影在当时引起相当多讨论，杨德昌记述了一个错乱的历史时空，不同省籍、背景的人士，随国民党来到东方小岛。10年过去，他们的下一代在此出生、成长，恐共心理尚未退潮的歇斯底里情緒，省籍的歧见，日本文化的消退，美国文化的增强，使上世纪60年代的台湾成为一个奇异的时空。

影像非常台北

以影像论导演风格，出道近20年，至今完成8部剧情片的杨德昌，作品大多瞄准都会生活，可以说是“非常台北”的导演。

杨德昌表示，之所以选择拍摄台北，因为在台北拍片，符合经济效益，成本较低，也因为这是他最了解的地方。“做任何事我都很务实，在台湾所以拍出这样的电影，因为台湾环境提供的工具、条件是这样，我们只是拿来做最好的利用。”他说。

分析杨德昌的作品，影评人黄建业说：“他对社会角度的切入确实锋芒毕露，从《海滩的一天》到《青梅竹马》，我们看到台湾的经济面貌，原来台湾社会是这样走过来的。到《独立时代》、《麻将》，他讽刺的刀锋更利。”

有美国影评认为，杨德昌后期的作品很有美国导演伍迪·艾伦的味道，两人对都市现代人的孤寂、无力、背叛、欺瞒、暴力和潜在的恐怖都详细揣摩。

但黄建业认为，两人处理都会问题的态度仍有差异。“艾伦有着非常曼哈顿的世故，总能从嬉笑怒骂中超越，透过电影试图解脱人生的种种不可能性和限制。但杨德昌的电影并没有寻找出路，反而让人更清楚面对台湾本身不可解决的事实，使这些弊病就残酷地裸露在你面前，看你能不能和他一样怀恨？何况对这种恨意，他又有着非常严厉的道德性批判。”他说。

电影界的瑜亮

杨德昌的电影语言、在台湾电影界的地位，也常被拿来和侯孝贤相提并论。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一群年轻导演投入台湾电影圈，他们勇于突破台湾拍片传统，在台湾掀起一阵新电影浪潮，经过淘洗沉淀，最后以最能掌握本土影像的侯孝贤和擅长以冷调处理城市中产阶级的杨德昌脱颖而出。

“侯孝贤重视整体，对人性有很浓厚的同情心，杨德昌则并不完全同情笔下的角色，甚至有恨世的意味。尤其是后期，挖掘社会如何摧残人性本质、糟蹋年轻生命，以及生命纯洁的消逝，是他作品中不断哀悼的重点。”黄建业说，两人的个性取向明显不同，可以说是“一软一冷，一感性一知性”。

杨德昌所受过的科学分析的训练也反映在片场的工作态度上。和侯孝贤、杨德昌都有合作经验的录音师杜笃之比较，侯孝贤比较自由，常让演员自由发挥，再捕捉即兴的表情；杨德昌非常有逻辑、讲求结构，演员走位非常精确，他会要求演员说哪句话时要走哪个位置。

但与侯孝贤在影坛上的地位一直岿然不动不同，杨德昌的导演生涯似乎有段时间陷入低潮。

“当杨德昌以《恐怖分子》夺得金马奖最佳影片，曾与侯孝贤并称一时瑜亮。然而曾几何时，侯孝贤以《悲情城市》、《戏梦人生》先后在威尼斯和戛纳影展中奏捷，后起之秀蔡明亮也接连拿下金狮、银熊奖，反倒是杨德昌这位台湾新电影的第一代翘楚，似乎迟滞不前。”影评人李福钟在报上为文指出。

《独立时代》入围戛纳影展却未得奖，《麻将》在台湾上片，票房也不如预期。在戛纳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杨德昌表示，《独立时代》谈现代人的互不信任，《麻将》谈青少年欺世蒙骗的问题，都很写实，可能就是太写实了，和观众的沟通有了落差。《麻将》之后有一段时间停止创作，他坦承那是思索期，寻找适合自己的拍片方向。

尔后，日本的“波丽佳音”集团邀他、香港导演关锦鹏和日本导演岩井俊二，分别拍摄三部以亚洲现况为背景的电影，杨德昌才把放在心中十多年的《一一》具体化。

打破科技和人文界线

学科技的杨德昌，长久以来一直在思考为什么科技和人文的隔阂如此深，进入网络时代后，他也很关心网络对电影创作和发行可能造成的影响。

在交大演讲时他说，他到戛纳参展时，记者问他，今年参展的华语电影都超过两个半小时，“东方人怎么搞的，看电影都不用上厕所？”

他回答说：“当然不是，现代人在电影院看电影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了，录影带、光盘出来后，观众看电影不再受戏院的时间限制。”

“到了网络时代，电影长度哪里是问题，5分钟是个故事，50天也可以是个故事，甚至可以加入数个平行故事，一起发展。”杨德昌说。但是过去科技留下来的经营方法已经过时了，如果我们再沿用过去的发行方式，在网路时代一定会被淘汰。

从戛纳回来后，杨德昌举行了网络记者会，他也将架设《一一》的专属网站，把剧本、分镜、插画等电影相关资讯，放入网站内，和网友分享。

不少人看到这个片名都感到好奇，有没有什么特殊意思？

杨德昌说，人过中年，脚步慢了，现在只想以简单的态度来拍一部明了的电影，所以就取了一个最简单的片名《一一》。“一一就是开始，翻开字典的第一页，就是一嘛，一一也有一一讲述的意思。”他说。

相隔4年，沉淀许久的杨德昌因为《一一》将他的导演生涯推向高峰，这个高峰也是他的人生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