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家”

朱晓军

年初，接到正式邀请我赴台湾东华大学做驻校作家的信件。

东华大学是台湾学门规模最大的五所综合高校之一，设文艺创作硕士点，1999年实施驻校作家制度，在我之前他们已聘任23位驻校作家，有台湾诗人郑愁予、现代派作家施叔青等。我是聘任的第一位大陆作家。同时，他们还邀请我的夫人作为访问学者一同前往。

他们会让驻校作家住什么样的房子？东华大学华文系主任须文蔚教授在邮件里客气地说：“本校学人招待所有些老旧了，住宿上有不如意处，千万别客气，请告诉我们，系上会尽力协助改善。”招待所会是什么样的，是酒店式标间，还是筒子楼式单身公寓？毕竟要在那儿写作与生活三个月，不同于出差，三两天将就一下也就过去了。

对关心住宿的在意，可能与我人生的经历有关。我出生在沈阳，对当年住的房子已毫无印象。父亲所在的东北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像枚从树上掉下的核桃，风吹过都不会有个上升动作，经过几个枝杈，“咕咚”一声砸在地上。家从沈阳迁到哈尔滨，又从哈尔滨迁到东北边陲小镇——富拉尔基。先是住别人家的对面炕，然后是十平米左右的蜗居，再后来住的是整天点灯的阴暗房子……

我成家后，先是跟夫人各自住在单位的单身宿舍，两处距离不远，交通却不便。方便又能怎么样？不还是没有家么？后来夫人怀了孕，我们有了家——租了一间六七平米小屋，窗口犹如笔记本电脑，却不那么丰富多彩，望得见的只有一片黑乎乎、乱糟糟的屋顶。窗户面北，像招不来商的贫困山区，吸引不到阳光的关注，那一空间总是阴沉着脸。房内除双人床大小的火炕之外，还有一条“L”形空间，顺放一辆自行车，人就别想下炕了。我将炕角为桌，坐着板凳，叉开双腿，趴在那儿码字儿，一星期居然码出七万多字，我的第一本书就是这么写出来的。

接着，又收到华文系助理伍老师的信函，说学校还给我提供一间研究室。我想，宿舍肯定是又破又小，像当年的出租屋，有睡觉的地方，没读书和写作的地方。想想当年出租屋住了两年之久，这也不过三个月，再说还有研究室，白天在研究室读书写作，晚上回去睡觉，困难总是可以克服的。对我和夫人这年纪的人来说，到台湾访学和做驻校作家不大容易。见年轻教师去美国、英国访学，羡慕不已，自己却去不了，一是年纪大，不在国家和学校培养之列；二是访学要考外语。我中学时学的是俄语，除“打倒新沙皇”，“再踏上一只脚，让它永世不得翻身”，就是“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大学时跟着俄语老师学英语，学的又是工程英语，什么“齿轮”“轴承”“润滑油”，晋职称复习过几次外语，那不过是临阵磨枪，随学随忘。

三月初，我们飞到台北，与文蔚在台北松山机场见面后，接着飞住花莲。文蔚是台湾报告文学研究的翘楚。三年前，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台，他领我们参观日治时期的日本移民村。在花莲保存最完整的要数丰田移民村，曾作为示范基地，村里有小学、指导所、神社等。文蔚还建议我写一部反映台湾日本移民村的报告文学。

下机后，我们乘计程车抵达学校。我上次参观过东华大学，这是一所建在最小行政区域内的高校——坐落在寿丰乡志学村，又是占地面积最大的學校之一，相当于我所任教学校的三四倍，校园内不仅有湖，还有一片片开阔的草坪和原始丛林。计程车穿过中正路，从后门进入学校，路过垒球场、棒球场和仰山庄、撷云庄等学生宿舍，在一块“学人宿舍区”路牌处转弯，那是一片小区，坐落着五幢三层别墅式小楼，楼与楼间开阔。车在B座门口停下，文蔚帮把拉杆箱搬到二层，掏出钥匙将2F-1房间打开，抱歉地说，房间旧了点儿，将就住吧。

“没关系，没关系。”我说。

楼道整洁，地面铺着有泛灰的麻纹地砖，门外一实木鞋柜，上面有一花瓶，插着一束野花，可能开着开着就风干了，笑脸还扬在那里，门口铺着编织的脚垫，有几分温馨。

一进屋，我倏然感觉到文蔚说的“将就住”是客气，我的那句“没关系”实在是不妥。房间整洁，家具和电器齐全，这是一套两居室，面积约一百四五十平米，客厅约20多平米，靠门那面墙摆放着写字桌和电视柜，上有影碟机和56英寸液晶电视，对面是茶几和拐角式沙发。洗一把脸就去吃饭，文蔚执意要为我们接风。

回来时，天若浓墨，打开灯，在这片临时私人领地转一圈儿，感觉不错。突然，见房门拉手坠一同心结红坠，顿时有了一种家的感觉。又发现餐桌有一沓纸，上面有几把钥匙，坐下一看，家的感觉浓了，上面一页写着本房间的电话号、华文系同仁的电话号，以及WIFI账号和密码，备用被子和枕套在哪个柜里，研究室所在的位置，楼下为我们准备的自行车的开锁密码，还有校园和寿丰乡、花莲市的导游图。

“这房子太好了。”我喜形于色地说。

“有什么好的，这么大，还不如一个标间。”夫人白了我一眼说。

似乎我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也许她还没有从期望的小而精制的标间走出来。

次日在鸟鸣中醒来，奇怪了，居然没有丝毫的陌生感和不适感。爬起来在屋里转几圈儿，数了一下，有四个阳台，主卧的面西，可观云观日观山。云是山的女人，时卷时舒，时浓时淡，缠绵悱恻，风情万种。客厅有两个阳台，一北一南，北台面对葱葱郁郁的树丛，茂密如壁；南台方方正正，约十几个平方，对着草坪和树木，远山连绵，如一道淡墨，下有方砖小径，似藤延伸而去……一幢楼于左，一幢于右，两幢于前，不观不觉，观之则在。

北台甚合我意，迫不可待地把方形茶几和椅子搬到阳台。沏杯茶，拿本书，坐读几页，抬首望去，远山云雾缭绕；目光收回，三五株非洲榄仁亭亭玉立在旁，这树亦称雨伞树，不论阴晴想想都是浪漫。忽见一树枝俏皮地伸进阳台，它来干什么？想看我喝的是台湾乌龙、西湖龙井，还是黄山猴魁、安溪铁观音？还是弄清楚我读的是《岛上书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还是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

既然是家，就要自己收拾一下，将写字台搬进南屋，随之搬过书架，还有书架上的书。写字桌的几个抽屉都不是空的，有的有一盒电池和一只电筒，电池有五号的，也有七号的；有的有笔和订书机、书钉、剪刀、夹子和胶带。最下边的抽屉有一沓旅游图，有花莲的、台北的，还有高雄的，还有一摞计程车、民宿、农场的名片。随手拉开衣柜，有蚊帐、熨斗、熨衣板，夏季的薄被、凉席、枕头，还有一个打气筒。

转到厨房，见锅碗瓢盆、冰箱烤箱、电磁炉、热水器、洗衣机、洗衣粉和洗衣液，以及削皮刀、锅刷、百洁布一应俱全，买来粮油菜蔬即可开伙。主卧有电风扇、负氧离子加湿器、烘干机、吹风机，以及针头线脑、防蚊乳液和雨伞。这简直就是一个完整的家！

纳闷的是这个家到底是谁给我们备下的？如此合意。在我之前肯定住过一位是北方人，他怕潮湿，每个房间的角落都有除湿剂，客厅里还有一台烘衣机。还住过一位年纪不大的学者，有一个四五岁，或五六岁孩子，应该是女孩儿，因书架上有儿童画报，阳台有把塑料童椅，红色的。肯定还住过一位南方学者，他怕干燥，卧室里有台负氧离子加湿器……

家不同于房子，不是有钞票就可买到的。它像一双旧鞋，那种舒适，那种自如，那种贴己，鞋匠制作不出，要靠自己去创造。对此，我深有体会，成家后先后搬过五次家，每次都要从买瓷砖、地板、洁具，到灯具、家具做起，像燕雀似的衔泥筑巢，搬进去还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陌生，将其视为新房子，就是不大认可它是家。早晨醒来，“这是哪儿？”那一瞬间犹如决堤，被陌生感淹没。想了一下，现实与睡前对接上了，这是自己的新房子。这一感觉往往持续数日，甚至一周，对它的认可才慢慢地洇上来。

这个家不如意的要数冰箱，颜值不低，脾气不好，不干活没事儿，一干活就暴躁如雷，像拖拉机似的轰轰烈烈，隔着两道门都让你惊心动魄。“长得花如玉，不如有个好脾气。”没好脾气的冰箱即便制冷再好也不讨人喜欢。我给它断过草料——把电插头拔了下来。刚过半天，我就妥协了，买的菜蔬和水果没冰箱不行，只得让它带病上岗。这下好了，它像抗议似的猛吼一阵。这家伙到底是什么出身，怎么像造反派似的粗野？看一眼商标竟是松下，在我的印象中，松下家族的电器性情温和，即便出了大力，流了大汗，也不至于这般无礼。我有点怀疑它出身的真实性，是否被山寨了。

我不禁想到，厨房阳台的洗衣机可别如此，这俩家伙要是狼狈为奸，勾搭起来，麻烦就更大了。在哈尔滨时读过一则报道，说某品牌的洗衣机干活时性情狂躁，主人无奈躲了出去，没想到洗衣机却在客厅到处乱窜，幸好门销着，否则就离家出走了。

还好，洗衣机温柔贤惠，洗得干净，甩得干爽。烘衣机用过两次，一次连续下十几天雨，房间过潮，被子盖在身上湿乎乎的，很不舒服。被罩和床单放进烘干机里烘一下，盖上身上舒适无比。

每天早起，我先跑到阳台拍一通那山那云，山云相依，云有时像丝巾搭在山间，有时如皤发飘于山头，有时若洁白的桌布将山罩住。起风了，云散去，山露出真面目。随着近处树上枯叶飘落，嫩芽冒了出来，漸渐舒展，渐渐变大，似乎每片叶子都是风光。早餐后，我会坐在阳台品茗读书，阳光从东边照射进来，打在背上，很是惬意。

半个月后，有友到花莲，约好远雄悦来酒店见面，谷歌搜一下，乘公交车去酒店走的是n路线，换一次车，需4小时，计程车走直线，仅11公里，15分钟。可是，这被誉为“花东纵谷里的学术殿堂”，却没有招手即停的计程车。怎么办？跟邻居打听，B座宿舍楼除我们之外还有一对香港夫妇，彼此不熟，不好上门打扰。无计可施之际，突然想到抽屉里有一摞名片，其中有计程车的，当时还以为是上一位学者忘丢掉的垃圾，差点儿处理掉。我急忙翻出名片，拨通电话，一说住址，对方连说“知道知道”。不一会儿，车来了，吴姓师傅犹如邻家大哥，笑容可掬。第二天跟朋友去月庐吃饭，又叫一次计程车。回来时，我要先送朋友，朋友要先送我，相持不下，吴师傅说先送我顺道，可省350台币。我是省了，他却少赚了，想起在大陆乘出租车被绕道，吴师傅这样可以称为拾金不昧了。又一想，吴师傅厚道实在，他的名片留了下来，如若奸诈，早被前边的学者淘汰出局，哪里还会在抽屉里找到他的名片？

一天，我正洗浴时卫生间的灯泡闪一下就灭了，漆黑一片。开门出来，想穿衣服去超市买，身上的沐浴液还没冲掉，突然想起在电视柜下边的抽屉见到过灯泡，找出一个换上，亮了。想到母亲说的“破家值万贯”，的确有道理。

“这个家，我越来越喜欢了。”一天，夫人说。

这个家的确越来越让人喜欢，常常乐不思蜀，把杭州的家忘掉了。三个月过去了，临走时有点儿恋恋不舍，我们把家打扫一遍，没用的东西扔掉了。把电磁炉擦干净，原来那台坏了，我们又买了一台；电子蚊拍套上袋，放进柜里。花莲的蚊子很多，尤其那种像小咬似的小黑蚊，被它咬后就会起包，奇痒无比，我们买了一把蚊拍；碗洗净，擦干放进碗橱，碗不够，我们又添置了几个……

家是在不断建设中维系下来的，住旅店宾馆可以将就，住在家里不可凑合。每位入住的学者都把它当成家，都为它置办着，它才是个家。地球也是如此，把它当成家就不会恣意破坏，不会滥采滥伐，不会大肆排放污水废气。遗憾的是人类没把它当成家，于是每年仅倒入海洋的塑料垃圾就高达800万吨，这种垃圾要450年后才能生物降解，也就是说，我们的塑料垃圾要跟我们的子孙共存，在第12代子孙才能降解掉。人类如果把地球当作家，就要不断地爱护与建设，把该处理的处理掉，把好的保存下来。

走时，我像前一位学者那样留一字条，告诉下一位学者，这个家里的东西都在哪儿，希望他会有种家的感觉，并将这里视为家。

责任编辑 师力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