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国术馆摔跤活动历史考察与当代启示

王晓东　郭春阳

摘要：中国摔跤作为民国国术体系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在中央国术馆的教学、竞赛等活动中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通过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和历史研究法对相关史实进行探究，认为国术馆系列摔跤活动的开展确立了摔跤的国术地位，扩大了其传播范围；摔跤竞技体系逐步完善，理论研究不断深化，为摔跤传承培养了大量专业人才。从历史考察中得出启示：中国摔跤是值得推广的理想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其振兴和传承应在政府支持下走多元发展之路。

关键词：中央国术馆；国术；摔跤；摔角

中图分类号：G88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7）04-0043-05

Abstract：China wrestling， 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national Wushu system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teaching， competitions and other activities of the China Central Wushu Institute. The authors explore relevant historical facts with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expert interview and historical study， and hold that the series of wrestling activities carried out by the Institute have established the position of wrestling as national Wushu and expanded its spread scope； the wrestling competition system has been gradually improved，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has been continuously deepened， and a large number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have been cultivated for wrestling inheritance.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review， we receive the revelation that Chinese wrestling is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worth to be popularized and we should revitalize and inherit it in a diversified way under the support of government.

Key words： China Central Wushu Institute； Wushu； wrestling

中央国术馆的创办是中国近代体育史上值得浓墨重彩记述的一件大事，它掀起了一场以民族传统体育强健国民体格、振奋民族精神的国术发展热潮。在其二十多年的国术推广历程中，除传统武术项目开展盛况空前外，传承千年的中国摔跤也融入到国术体系之中，在民国年间呈现出令人惊叹的繁荣态势。然而，在当前传统武术与中国摔跤发展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的现实背景下，中央国术馆倡导的摔跤活动的历史鲜有研究关注。本文试图立足中央国术馆摔跤教学、竞赛的客观史实，本着“对过去进行研究，目的在于探寻社会是如何动作与变迁”的历史社会学观点，探讨国术馆的摔跤活动对民国时期中国摔跤发展产生的历史影响与意义，为中国摔跤的当代传承与发展寻求有益的启示。[JP]

1中央国术馆中的摔跤活动史实

1.1中央国术馆中的摔跤教学

1.1.1国术馆早期的摔跤科目设置

中央国术馆成立的时代背景与当时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潮紧密相关，武术界面对西方体育的冲击和国民体质亟待改造的现实，希望借助国家行政力量倡导并推广以武术为主体的“本土体育”来保护传统文化、维护民族尊严、强健国民体质、提高民族精神。

1928年中央国术馆成立，先行组织为少林、武当二门，自上而下推广国术。是时，国术馆开设了国术研究班、国术教授班和国术练习班等班级，其中国术研究班针对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直属机关中有志于研究国术者所设；国术教授班是为预备党政军警学各机关及各省市分館培养师资而设；国术练习班为供应民众练习国术之需求而设。其中国术教授班和国术练习班中都专门开设有“摔脚”课程[1]。此处的“摔脚”又作“率角”“摔角”，都是民国摔跤的常用称谓。因出于现实考虑，此后国术馆停止普通训练，专务师资训练。其间，“摔角”一科是教授班的主要术科课程之一，摔跤受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之后不久，中央国术馆组织机构变更，“以分门办法不合融化门派之主张，乃改门为科，以拳脚、摔角、器械分为三科；每科设科长一人，科员若干人[2]”。从变更的结果来看，摔角作为单独一科与拳脚、器械并列，其学科地位较之以前得到了提高。国术馆内部的相关制度也随之做了相应的调整。科长、科员等名称一律改为教授、教员、练习员三类别。教授按照相应的标准分为三等，每等又划分三级，依照不同的级别规定月薪。教员和练习员也划分为三等，但不分级，酬薪依等别发放。所有教职员“规定每年甄别二次，以其成绩之优劣为升降之标准，为此策励国术人员之学术并进也”[2]19。等级和薪金通过考试决定。教授、教员、练习员实行学科和术科考试，学科考试内容为“党义、国文、生理”三门；术科应试内容为“太极拳、新武术、练步拳、查拳、形意拳、基本拳、枪、刀、剑、棍、摔角单练、摔角对试、教授法、扑击”共十四门[3]，然后将分数平均起来，按照高低排列名次。考虑到职员和传达夫役练的套路较少，他们的考试在拳术上可以选择国术馆所限定的套路之一便可，但是“摔角”和“扑击”必须考试。

1.1.2中央国术馆后继建设中的摔跤教学

为推进国术进入学校系统，中央国术馆于1933年开办国术师范班，先期有男女各一班。男生班又分甲、乙两班招生。甲班学制为一年，招生人数66人；乙班学制二年，每期招收60人。另外，师范班还附有自费生组[4]。男生师范班的术科课程包括搏击、推手、军操、八卦、拳械、长短兵、太极、形意、实习教授法、棍术、摔角、散手、番子、戳脚等科目。摔角课开设于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10分至4点40。女生师范班术科有军操、太极、弹腿、推手、长兵、八卦、拳械对演、剑术、形意、枪术、拳术、率角式、短兵、散手、棍术等科目。其中率角式设置在周六的10点40至11点30[5]。摔角和率角式也分别是当时男女学员年终考试的必考术科项目之一。

为增进国术的国际推广，中央国术馆在1934年9月开办国术体育班，以“专为养成国内师资，暨国际选手为宗旨”，开办一年制初级班和二年制高级班。课程内容分甲乙两种，其中甲课程为“学课”，含九门理论科目；乙课程为“术课”，分设“腿法、拳科、器械科、竞技科、选修科、特别科、军事科”七科。竞技科中有“搏击、率角、刺枪、劈剑”四类教学内容。国术体育班学额定为一百二十名，不仅面向国内省市招生，甚至“新嘉坡、爪哇、菲待宾、香港”等海外的华侨团体中每处也有两个选送名额[6]。国术体育班中顺应时代需求设置了游泳、竞走、棒球等现代西方竞技项目，不过包括摔跤在内的国术内容仍占主要。

1933年8月，国立体育传习所在当时南京市孝陵卫即现今的南京体育学院内建成，主旨为“奉国民政府设立以养成军队教官中等以上学校教员及公共体育指导员为目的，并受成于教育部”。传习所学制两年，甲科为学科，内容约20门理论课目；乙科为术科，分设国术、体育、军事训练三门类，国术内容包括腿法、拳法、刀枪剑棍、摔角、搏击、击剑、劈刺[7]。1933年10月15日，国立国术传习所更名为“中央国术馆体育专科学校”，简称为“国体专校”，由张之江任校长，继续开展相关师资培训工作。七七事变后，国体专校因战事受命内迁，辗转湖南、广西、云南等地，最终于1942年迁至重庆。当年秋，开始恢复招生和教学工作。当时，国术体专的课程仍遵旧制，设学科和术科，术科又分设国术课程和体育课程，其中国术课程内容丰富，包括少林拳（十二路弹腿）、满江红拳、形意拳、新武术、练步拳、四路查拳、八极拳、八卦掌、太极拳（杨式）、三才剑、刀术、枪术、棍术、劈刺、短兵、擒拿、摔角、西洋拳。由张登魁、李浩、张文广等人担任学校的摔角教学工作[8]。国术体专自成立后的16年中，虽因战乱几经流离，但始终以为军界、学界培植优秀师资为责任，主张学科与术科并重，体育与国术结合，取得了丰硕的教学成果。国术体专与中央国术馆的术科课程设置一脉相承，摔跤一直在术科教学中占据相当的位置。

1.2中央国术馆中的摔跤竞赛

1.2.1第一次国术国考中的摔跤表现

中央国术馆成立当年，为了选拔国术人才、强健国民体质、扩大国术影响力，中央国术馆仿照旧时武科考试和近代体育竞赛制定国术国考。张之江希望国术国考可以“选拔人才、奖励后进”，“发展国术使全国人民开化，人人都有自卫的能力，都有强健的身体和敏捷的拳脚；将来作‘盐梅之用，备干城之选”，以达强国强种之目的[9]。

1928年10月15至20日，由中央国术馆主办的第一届全国国术国考在南京公共体育场举行。本届国考共有山东、河北、北平、南京等17个省市和中央国术馆333名应试者参加。率角科与拳脚科、器械科同为国术国考术科科目，但不以项目评判名次。国术国考分预试、正试两试。国考预试拳脚科、率角科、器械科，均按所试科目依次表演，合格者再参加正试。正试分三试，以抽签方式对试拳脚、率角、器械三科，最终选定名次。最后选定15名最优等，37名优等，82名中等[10]。最优等中的朱国福、杨法武、马裕甫、杨士文、马承智等，优等中的佟忠义、马英图、杨松山、郭世铨等人均为以摔跤见长的国术高手。

此次大考，率角与拳脚、器械三科定为比赛项目，虽然未单独设立锦标，可是，摔跤国术国考应试科目的确立，使其在国术中的地位更为明确，受到应试者的重视。[JP]

1.2.2第二次国术国考中的摔跤赛况

1933年10月20日至30日中央国术馆在南京公共体育场主办了第二次国术国考。此次国考科目仍分学科和术科两部分，术科课目有拳术、长兵、短兵、摔角、搏击五项，每项按体重划分重量级、轻重量级、中量级、轻中量级、轻量级共五个级别。国考术科仍旧分预试和正试。预试为单人表演拳械，其成绩以分數计，能试二项以上者为合格，合格者方可参加正试。正试为两人比试，成绩以胜负计。负者准许重新编组参与复试，复试中获胜升入正试的获胜组中进行决赛，决赛负者即遭淘汰。胜者与胜者进行决试比赛。拳术、长兵、短兵、摔角四科比赛，凡有一项胜六次者，取中为甲等；胜五次者，取中为乙等；胜四者，取中为丙等。此次搏击比赛因重量级人数有限，另行安排。国考取中者，以各术科获胜场次数多少定为甲、乙、丙三等，各等名次则以学科考试分数多少来评定[11]。

第二届国考较第一届有诸多变革，摔角、拳术、长兵、短兵、搏击分科比赛，各项目均取名次。国考颁布的《国术考试细则》的第八章中详细标注了摔角比赛细则。摔跤决赛在10月28日下午进行。最终，按照国术比赛的规则细则，根据预赛情况和当日选手间的胜负关系，决出了第二届国考摔角优胜等次，其中，甲、乙、丙三个等次中的选手名次不分先后（表1）。此次国考，摔跤名家辈出，竞赛场面精彩纷呈，在当时引起极大的轰动。

2中央国术馆摔跤活动的历史意义

2.1摔跤的国术地位得到确立

中国摔跤虽上溯久远、种类繁多，但清末民初因历史原因其传承区域多囿于北方且影响力有限。马良倡导中华新武术时期，摔跤以“率角”之名，依靠马氏在军政两界的势力在山东、江苏等地军队、学校得以推广，并在1923年的上海“中华全国武术大会”获得演练机会。马良的前期努力为摔跤进入国术体系埋下了伏笔[12]。[JP]

中央国术馆创建后，摔跤与拳术、器械并重，成为国术体系的重要教学内容，这对于摔跤的传承和发展来说意义重大。中央国术馆的组织结构变更更是将摔跤列为教授、教员和练习员的必考十四项之一和职员、传达夫役的必考项目之一，摔跤地位又得到了提升。此后，中央国术馆站在“强国强种”的高度不断谋求国术推广。1930年，中央国术馆致函第四届全运会，要求将率角、劈刺、搏击列入运动会比赛之中。虽当时请求未果，但以摔跤等国术科目作为赛会竞技项目的呼声日高。后在国术界推动下，1932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通过并颁布了《国民体育实施方案》，其中明文规定各种运动会举行时应加国术一项[13]。1933年，摔跤等国术项目开始以正式比赛项目进入了当年举办的第十七届华北运动会和第五届全运会中。自此，摔跤成为大型综合运动会国术比赛必备的对抗性竞技运动。[JP]

2.2摔跤传播范围更为广泛

由于中央国术馆不只是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更是一个自中央到地方的庞大行政系统。中央国术馆成立不久，国民党政府就通令各级行政区遍设相应机构。具体分支构建标准为：省（特别市）国术分馆直辖于中央国术馆，县（市）国术支馆直辖于省国术分馆，区国术社直辖于县（市）国术支馆，村、里国术分支社直辖于区国术社[14]。由于摔跤是中央国术馆国术的重要课目之一，因而下级国术馆（社）中也多设立摔跤教学课程。山东国术馆、青岛国术馆、河南省国术馆、汉口市国术馆、湖南省国术馆、陕西省国术馆、四川省国术馆、上海市国术馆、北平市国术馆、天津市国术馆、甘肃省国术馆中都开设有摔跤课[15]。虽然不同馆社在国术的术科安排内容上有所区别，并且摔跤称谓不一，但摔跤在国术中的术科地位得以确保，传播区域加大，受众群体增多。

中央国术馆因得到国民政府的行政支持，其对于国术发展的推动力较之于民间社团来说更显强大。国术馆系统对摔跤活动的热衷形成了势能强劲的示范效应，为民国期间摔跤的推广和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摔跤影响不再仅限于北方，随国术推广而流行于中国大江南北，摔跤作为国术概念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甚至远播海外。

2.3摔跤竞技体系逐步完善

中央国术馆在第一次国术国考前颁布了《国术考试条例》，对考试的组织方法、人员资格、参赛名额、奖励方法、考试日期、考试科目、考试方式等内容作具体阐释。其中就率角列出了专门规则：率角对试以率倒为胜，二人倒地以先倒者为败，二人同倒者为平。另外，提到摔跤等比试“禁止使用不正当手段，如毒伤要害，虽胜不取，且按情节轻重分别惩处”[16]。这些规则的问世结束了中国摔跤此前无明文竞赛规则的历史，为摔跤竞技书写了新的篇章。第二届国术国考颁布的《国术考试细则》中关于摔跤比赛的裁判法则在总结以往的基础上，细化了参赛人员的资格审查制度和选手分组的规避原则，参照西方体育对抗型竞技项目的体重级别划分方式提出了“选手权及体重”的概念，对评判员的人数、职责作了清楚的规定。这些举措极大促进了比赛的公正性和观赏性，推动了摔跤竞技的传播和开展。可以说，中央国术馆教职员等级考核、国术国考中的理论探究和践行经验为此后各类国术摔跤比赛奠定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基础，民国后来摔跤竞赛的参赛制度、竞赛方式、评判规则等都是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而来。

2.4摔跤理论研究不断深化

中央国术馆的摔跤教学和比赛令摔跤受关注度超越以往，国术界对摔跤的理论探讨持续升温，人们开始系统地研究中国摔跤的历史源流、技术功法、价值功用。起初，由国术国考引发日本柔道与中国摔跤“孰优孰劣”的争论[17-18]，到后来从科学的角度讨论摔跤“两脚总是左右分开，上体下蹲，意使全体重力落于下体，上体使成角度，如此不致上重下轻，彼敌摔倒，故摔者，亦往往先寻其中心点，使其全身重力移于上体，下体变成角度，不能支持上体之重力[19]”的力学原理和“可以强筋骨、健内脏，扩大肺部，且能养成刚强雄勇、自卫奋斗能力[20]”的价值功能，国术热潮下的摔跤研究不断深入。中央國术馆编排的金子铮的《率角法》、张文广《摔角术》等教材的出版，以及虽由中国摔角社佟忠义编著但与中央国术馆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中国摔角法》的问世，都从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摔跤理论研究已经达到新的高度。国术推广期间论著中对摔跤基本功训练的器械和方法、摔跤攻防原理和操作技法、摔跤竞技者的心理训练和道德素养等内容的详细论述基本构建了中国摔跤理论体系的框架，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价值。

2.5培养了大量摔跤专业人才

中央国术馆教学遵循“术德并重、文武兼修、强种救国、御侮图存”的校训；国术国考以“选拔最高国术之人才，为研究国术之指导者”为本旨，提出“国术是发扬民族精神的要素，国考是拔选人才的盛典”[21]。中央国术馆通过举办全国性的“抡才大典”的方式组织了首届国术国考，佟忠义、马英图、杨法武、杨松山、马裕甫、朱国福等擅长摔跤的国术人才脱颖而出、声名大噪。他们当中多数留教中央国术馆或地方国术馆，终身从事武术和摔跤教学，培养了许多精通摔跤的武术人才，在国术发展史上占据了重要历史地位。第二届国术国考摔角比赛更是吸引了来自北平的职业化躀跤高手沈友三、熊德山等人的加入，让原本安身立命于北京天桥的撂跤艺人们有了展露技艺的机会。此后单士俊、宝善林、张文山、满宝珍、田毓荣、宋振甫等北平躀跤艺人都借助摔跤比赛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较高的知名度，多数人以摔跤为业，将闻名遐迩的京城善扑营跤技传布到了全国各地。可见，摔跤作为国术中竞技特点较为明显的项目之一，在国术馆的引领下招来众多爱好者和习练者的参与，选拔和培育出了大批具有高超技术能力的摔跤人才。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后来毕生从事于摔跤的教学、推广与传播，为摔跤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3基于历史审视的当代启示

3.1中国摔跤是值得推广的理想的“国术”

在中央国术馆主持创建者张之江先生的心目中，国术不只是武术一个单一的运动项目，而是一个以徒手与器械的格斗竞赛为核心的包括有套路演练、长短兵对抗、散手、摔跤、射箭、弹弓、毽子、测力等等在内的民国年间民族体育体系的总称[22]。其概念内涵与当前的民族传统体育几乎类同。摔跤作为一种我国固有的古老武艺和技击之术，具备张之江追求的“打练结合”的特征，它既可作为精彩绝伦、赏心悦目的动作表演项目，又是强身强种、振奋气魄的体育锻炼方式，还可用作冲锋格斗、杀敌致胜的实用军事技术。再者，摔跤与武术相比，少了“宗派畛域”之争。张之江希望要求教职人员既要“熟悉了各门拳术，还要谙习率角”，来做到“化除宗派界限”的目的[3]17。此外，摔跤着装简单便捷，胜负判定明显易懂，比赛过程相对安全，加之技术娴熟、摔法繁多、动作好看，被视作民国国术竞技化改革的成功典范。

然而，上世纪50年代摔跤被定名为“中国式摔跤”，划归了国家体委重竞技中心管理，同为“国术”的摔跤和武术从此割裂。近年来，虽然在发展上也有波折，但身为国粹的武术仍得到应有的地位和尊重，而摔跤却因非奥运项目被全运会遗弃，由此走向了没落。事实上，作为竞技运动的中国式摔跤在实用性、观赏性、安全性、民族性上都不输于武术，不能因为“对武术投入过多的精力”而将摔跤作为“牺牲品”[23]。因而，何时让摔跤回归“国术”值得考虑和探讨，这不啻为振兴中国式摔跤的有益尝试。

3.2中国摔跤应在政府支持下走多元发展之路

综观民国摔跤的兴盛，中央国术馆多层次、多方位、长时间的行政推导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摔跤也曾因宽厚的群众基础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可惜的是文革开始后，摔跤成为继拳击之后又一个遭到“禁锢”的项目。虽然有不少民间喜好者仍然坚持业余此项运动，但失去官方支持后只能处于自生自灭状态[22]67。文革后短暂复苏又因国家奥运战略而堕入低谷。

可是在国内境遇不佳的中国摔跤，经常东升、袁祖谋等人的推广，在美洲、欧洲、非洲等地业已开花结果，不但因实用性进入了美国军警界，还因为兼备安全性、合理性、观赏性、竞技性及民族特色和文化内涵而受到西方受众的喜爱[24]。国外许多国家成立了中国跤团体组织，还出现了巴黎市长杯这样的中国摔跤专门赛事[25-26]。可见，中国摔跤虽遭遇发展的瓶颈却并非穷途末路，还有广阔的生存空间值得去开拓。

现实情况下，文化部门、教育部门、体育部门等相关政府部门应当重视中国摔跤民族体育的文化价值，推进中国摔跤进入学校教学，走教育化之路；开放和规范中国摔跤的竞技市场，走市场化之路；鼓励和支持中国摔跤的民间发展，走群众化之路；促进国际交流，宣传和推广中国摔跤，走国际化之路。“中国梦”的实现必然少不了“体育强国梦”和民族传统文化的参与。中国摔跤拥有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丰富元素，它应该受到足够的尊重和关注。

参考文献：

[1]中央国术馆.中央国术馆汇刊[M].南京：中央国术馆，1928：24-25.

[2]陈家轸.中央国术馆消息·变更消息[J].中央国术旬刊，1929（3）：19.

[3]吕光华.张馆长之江先生报告[J].中央国术旬刊，1929（9）：16-17.

[JP3][4]孙文飚.民国时期的中央国术馆[J].江苏地方志：2008（8）：44.[JP]

[5]中央国术馆.中央国术馆师范班男生春季学术科配当表[J].国术周刊，1934（109）：6-7.

[6]中央国术馆.中央国术馆国术体育班招生简章[J].国术周刊，1932（79）：5.

[7]中央国术馆.国立体育传习所简章[J].国术周刊，1933（99）：14.

[8]熊朝玉.在四川时的国立国术体育师范专科学校[J].四川体育史料，1984（8）：22-25.

[9]张之江.国考之目的[J].第一次国考特刊，1928：32.

[10]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中国武术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7：343.

[11]胥以謙.第二届国考登记股经过概况[J].中央第二届国术国考专刊，1934：111-112.

[12]马廉祯.马良与近代中国武术改良运动[J].回族研究，2012（1）：42.

[13]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全国体总文史资料编审.体育史料（第16辑）·中国近代体育议决案选编[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108.

[14]中央国术馆.中央国术馆汇刊·规章[M]南京：中央国术馆，1928：49.

[15]吴兆祥，主编.体育百科大全[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0：122-129.

[16]中央国术馆.国术考试条例[J].中央国术汇刊，1928：31-32.

[17]郭世铨.日本柔道与中国摔角[J].国术周刊，1933（88）：2.

[18]朱文伟.中国摔角与日本柔术之我见[J].国术周刊，1933（96）：2.

[19]编者.国术国考全部决试圆满完毕[J].中央第二届国术国考专刊，1934：224.

[20]郭世铨.率角与马术[J].国术周刊，1933（102）：6.

[21]通告.举行第一次国考敬告民众书[J].第一次国考特刊，1928：28.

[22]马明达.试论“回族武术”[J].回族研究，2001（3）：62，67.

[23]常朝阳.开封东大寺中国式摔跤源流考述[D].广州：华南师范大学，2007：32.

[24] Chi-hsiu Daniel Weng. Modern Shuai-Chiao：Its Theory， Practice and Development[D]. Columbus：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1987：26.

[25]圣庆.墙里开花墙外香——中国式摔跤的两种命运[J].体育博览，1992（12）：4.

[26]中国摔跤协会.2015年中国温州中国式摔跤发展国际论坛论文集[C].温州：2015温州中国式摔跤国际邀请赛组委会，2015：2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