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雄安”:康熙在白洋淀设行宫

2017-08-22 11:14杨征
领导文萃 2017年15期
关键词:容城县容城安新县

杨征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其定位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地。

这三个县在漫长的历史中,与北京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治理白洋淀,康熙时期在此建起了四座行宫。被北京人视作“城隍爷”的明代名臣杨继盛正是容城县人。

安新县的“皇家情缘”

如今的安新县境内,曾经有过两个州县:一个是新安县,旧时也称渥县,其治所位于安新县北部、今日安新县政府所在地,另一个则是位于西部的安州,旧时也称葛城,其治所在今日的安州镇。“安新”二字也是新安和安州这两个地名的合称。

金世宗时期,设立安州,并将州治所迁至濡阳城,从此,濡阳就有了“安州”一名。泰和四年(1204年),金章宗设置渥城县(其治所在浑埿城,即新安城)。新安县在历史上和皇室有过几次“亲密接触”,其中第一次应该算是从金代章宗皇帝开始。金章宗时,重筑浑泥城(即后来的新安城),并改名为“渥城”。金章宗为何如此看重这座城?这与金章宗非常宠爱的妃子李师儿有关。

李师儿的故乡就是渥城,李师儿虽然出身贫贱,但是却极为聪慧,很多东西更是一学就会,再加上姿色貌美,很快便得到了章宗的宠爱。为了这位宠妃,章宗皇帝也是费尽了心思,他将李师儿故乡的新安县县城大加修葺,设置了景宁、广德、来远、安仁四座城门,还将安州治所迁入新安县,大大提高了新安的地位。在《新安县志》中还找到了诸如建春宫、望鹅楼、莲花池等古迹的记载,这些古迹或是章宗为自己兴建的行宫,或是其和李师儿游赏之所。为了一位宠妃而兴建了一座城池,这在中国历史上也算是不多见的情况。

古城安州的“陈氏三进士”

安州(如今的安州镇),同样是一座历史名城。在清代的《安州志》中,就提到了“濡阳八景”的说法。据记载,八景之一是“易水秋风”,此处有秋风台,为燕太子丹送别荆轲之处。

古城安州,历来文脉绵延不断,人才辈出。宋代至清代,安州共有三十多名进士,在这些进士中,最具传奇色彩的是安州“陈氏三进士”:陈德荣、陈德华、陈德正三兄弟。

陈德荣(1688 -1747),雍正四年(1726年),代理贵州布政使,掌管一省民政、财政。他带领百姓垦荒辟地,种桑养蚕,还到邻省招募种棉、织布、养蚕等方面的技术人才,设立机构,进行技术培训。雍正七年,几个州县开垦田地3600亩,开野蚕山场100多所,织机户户相闻。时至今日,遵义的“遵绸”享有盛名。

陈德正后裔陈士骅(1905-1973),是中国著名的水利工程学家、教育家。1949年后陈士骅任北京大学工学院代院长、清华大学副校长等职。

康熙皇帝在白洋淀设行宫

雄安新区规划公布后,有专家指出,雄安新区地处京津冀大气环境和水环境敏感地区,紧邻“华北之肾”白洋淀,新区开发建设必须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前提,全面实施生态、绿色发展战略。白洋淀的地位和作用再一次得以凸显。

北宋时期,六宅使何承矩在白洋淀一带筑堤贮水,引水灌溉建立屯田防线。北宋名将杨延昭曾在此屯兵抵御辽军。到了明代,白洋淀一带十年九涝,史籍上常见白洋淀灾情的记载:“明成化十四年四月,安州、新安大水,城几陷”;“明万历二十七年秋,大水浸城,新安城门壅土为障,四境尺地无余”……

当时的水灾给老百姓带来极大的灾难,明清两朝,皇帝都比较重视白洋淀的治理。到了清朝初年,康熙皇帝尤为重视。康熙五年(1666年),开始兴修白洋淀地区的水利治理工程,先后若干次发帑筑堤。当年,康熙皇帝在治理白洋淀时,先后围绕白洋淀兴建了四座行宫,这些行宫兴建的目的有两个,其一是为了皇帝在这里举行水上围猎(俗称“水围”)活动,其二则是为了皇帝阅视白洋淀河工驻跸之用,四座行宫如今已经荡然无存。

雄县曾是宋辽边陲重镇

雄县位于白洋淀东部,东部与霸州相邻。关于雄县,有不少故事。明代成书的《杨家将演义》是一部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英雄传奇小说,小说中的不少内容还演变成戏曲被搬上舞台。在这部文学作品中经常提到“三关”这个词,其中之一的“瓦桥关”便是今日河北省雄县所在地。

五代时期后周的统治者,即周世宗柴荣在位期间,进行了一次北伐,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收复了十六州中的瀛州(今河北任丘)、莫州(任丘市鄚州镇)和“三关”地区(瓦桥关、益津关、淤口关),并在瓦桥关设置雄州,益津关设置霸州,这也是雄州得名之始。

不巧的是,收复这些地方之后,周世宗便生病了,北伐只能终止,大军班师回京。不久周世宗去世,后周很快被北宋政权接替。终宋一世,幽云十六州没有全部收复,于是周世宗所收复的这三关地区,也最终变成了宋辽对峙的前线。“白洋淀”这个称呼最早便是在《宋史·河渠志》中出现,当时叫做白羊淀,与之对应的还有黑羊淀等湖泊。无论名称如何变化,有一点是确定的,即白洋淀在北宋时期,是中原王朝的一道水上长城。

容城县走出来的北京“城隍爷”

容城县在安新县北,其南面紧邻白洋淀。与安新县和雄县一样,容城也有着悠久的历史。秦朝在这里设置郡县,名为宜家,属上谷郡。容城之名始见于汉代,据《容城县志》记载,汉景帝中元三年(前147年)以匈奴降王徐卢封容城侯,是为容城侯国。容城历史悠久,人才辈出,容城最令人熟知的就是“容城三贤”:元初大学者刘因、明代名臣杨继盛、明清之际的鸿儒孙奇逢。

在短短八年的仕途生涯中,杨继盛诠释了“忠臣”和“直臣”这两个词汇的含义。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杨继盛调往京城。当时蒙古俺答汗部不时骚扰明帝国北部边陲,而此时咸宁侯仇鸾主张开马市与俺答汗部媾和。杨继盛向皇帝上书陈述了“十不可、五谬误”。这道奏疏令仇鸾十分恼怒,他想尽一切办法陷害杨继盛,先把他下了诏狱,接着将他贬官。后来嘉靖皇帝意识到杨继盛的观点是正确的,便将他再次起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杨继盛上书嘉靖皇帝,历数严嵩的“五奸十大罪”,宠爱嚴嵩的嘉靖皇帝听信谗言,将杨继盛打入诏狱。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杨继盛被斩首于西市(今北京西四路口)。杨继盛去世后,京城的老百姓敬而悯之,将杨继盛故宅改庙以奉,尊为“城隍”,并以其妻配祀。杨继盛死后十二年,穆宗追认杨继盛谥号为“忠愍”。

(摘自《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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