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神医”多

在各个电视台做虚假医药广告的刘洪滨被揪出来之后，引发全民关注。有网友发现，像刘洪滨一样的“虚假医药广告表演艺术家”，还有三个，他们被称为“四大‘神医”，分别是李炽明、王志金（今）和高振宗（忠）。

中国地大物博、人杰地灵名副其实，就连“神医”也层出不穷。人们对“神医”胡万林、常和平、王林、李一等的“追捧”和“膜拜”尚未消停，這四大“神医”就先后在全国多地的荧屏粉墨登场，蛊惑病人和公众。

与刘洪滨相似的是，目前这四大“神医”比过去的“神医”本事端的是长进了不少，他们有百变的身份，是治疗多种甚至各种疾病的专家；他们还会十八般武艺，天下没有哪一种治病本领和手段他们不拥有；他们也有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神行太保火轮功，能在中国不同的地方电视台同时、连续和相继亮相。

中国为什么能大量、不间断地产生包治百病的“神医”？每种现象的产生，必然有其适宜或肥沃的土壤。

这个土壤首先是，中国的病人太多。这与中国人口基数大、医疗资源和技术的区域不平衡不无关系。当然，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是，环境的恶化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的数据表明，心脑血管疾病已成为中国居民的第一位死因，占总死亡人数的40%以上，全国心血管病患者逼近3亿。世界卫生组织的《世界癌症报告》指出，2012年（迄今的最新数据）全世界共新增1400万癌症病例并有820万人死亡。其中，中国新增307万癌症患者并造成约220万人死亡。尽管中国的癌症发病率低于发达国家，但中国的癌症新增和死亡病例位居世界第一（中国自己统计的数据更高，每年新增癌症病例约350万，约有250万人死亡）。国际糖尿病联盟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糖尿病患者人数全球最多，约有1.1亿人。

这些疾病都是典型的环境和生活方式的产物，并且由于人口基数大，中国各类疾病的病人数量都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因此求医问药的需求甚至超过了教育和一般日常生活的需求。

对于疾病，现代医学既肯定科学在诊治疾病中的巨大作用，又承认对太多的疾病束手无策。这种情况和态度既在上个世纪美国医生特鲁多（E.L.Trudeau）墓志铭中告诉了世人：有时是治愈，经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也在世界卫生组织对癌症的三个三分之一的警世中得到体现。

然而，在中国数量巨大的病人和巨大的医疗市场面前，事情就会悄然转向。渴望治愈疾病的病人和家属对于每一种可能的治疗方式都会像救命稻草般地死死攥住，更会以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态度不惜倾家荡产。“神医”们早就瞅准机会，利用病人脆弱和急于治病的心理，一个个粉墨登场来发“民难财”。

他们明知道很多疾病都是不可治愈的，而且他们既非专业人员，或者即便是专业人员或对专业一知半解，也会抓住这种千载难逢的时机，声称可以治疗哪怕是最难治的疾病。胡万林敢称，艾滋病算个屁，弄点水，弄点土给病人吃，就能治好艾滋病。

同样，对于难治的糖尿病，刘洪滨、李炽明、王志金等都称能治好，或他们的药治疗糖尿病有奇效，甚至能治所有的病、全身的病。面对这样的“神医”，以糖尿病而言，别说全国的1.1亿病人，即便只有其中10%的人也会有久旱逢干露、绝处逢生的感觉，会把这样的“神医”和治疗方法当作救命稻草，不试一下既不心甘，也对不起天上掉下来的“神医”。

由此，事情就会变成两个极端。对于病人来说是后果严重，既失钱财，又延误治病，甚至丧命；对于“神医”以及他们后面的团队来说，则是天大的利好，赚得钵满盆溢，也不会有风险。

此外，中国出“神医”而且“神医”多还有一个广泛的社会基础，看病贵和看病难。对于中国看病贵的问题，已经有无数的调查，约有48.9%的居民有病不就医，29.6%的居民应住院而不住院，原因在于看病贵，付不起诊疗费。对此，有人反驳称，中国的医疗费用与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比，并不贵，而且看病也并不难。

2015年底，演员李冰冰在澳大利亚连烧十余天没治愈，“九死一生强撑着连夜飞回北京，落地就快速上车直奔协和”，而且“超级思念祖国的医护人员”。这个事例被视为中国医疗条件好、就医容易、收费不高的典型。

但是，医药费用的高低是以个人支付药费的多少来衡量的，也因此最容易让公众有沁入骨髓的认知。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卫生总费用中，政府、社会和个人卫生支出分别占29.9%、36.9%和33.2%。而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卫生总费用的绝大部分是由政府承担的，其中政府承担比例最高的国家为卢森堡，占93%，大部分国家政府承担比例都在70%以上。其中美国是政府承担比例最少的国家，只承担45%，即便如此也远高于中国。

2015年中国国家财政总支出17.5万亿元，其中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1.2万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约6.8%。同年，美国医疗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约17%。再往前的2012年，中国政府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5.8%，但高收入国家这一比例为13.3%，中高收入国家为11.5%，中低收入国家为9.8%，低收入国家为10%。

另外，以政府卫生支出占GDP的比例来看，中国为1.7%，世界平均水平为3.9%，中国还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这就注定了在中国看病个人的负担最重，也因此看病贵，再加上看病难。一般公众，尤其是贫困者注定只有几重选择，一是选择便宜的方式、方法，如偏方、秘方、草药、针灸等；二是转向廉价的“神医”；三是求神问佛；四是坐以待毙。实际上，选择前二者的最多，但现在最多的是迷信电视中的“神医”。

相比于看病难和看病贵，普通公众认为，电视中的“神医”所开的药方和治疗方式毕竟有诸多优点。一是有权威的媒体为“神医”背书和加持，二是“神医”为绝望者至少提供了救命稻草，三是价格相对便宜，四是方便，用不着再到医院去挂号求医。所以，听信“神医”的人很多，相应地，中国的“神医”也就应运而生，并且越来越多。

这其实也映射了一个严重问题，在有大量病人的中国，如何监管非法和不科学的医疗。没有监管和打击，“神医”们加诸于社会和病人的，只会是雪上加霜。同时，如果不解决中国人的看病贵和看病难问题，“神医”和偏方、秘方也就不会绝迹。

张田勘

学者、专栏作者、科学作者，有文理（医）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为国内外多家媒体专栏作者。在国内外发表各类文章数千篇。已出版著作16本，如《疫病简史》《生命存在的理由》《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与人类文化》（上下册）。主要关注科学哲学、科学史、医学与社会、生物医学信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