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巴分治再审视

刘怡

穆斯林群体对自身人口和经济劣势的不安、国大党对创建单一印度人国家的寸步不让，以及殖民地当局仓促决定退出的“甩包袱”态度，共同促成了导致印巴分治的“蒙巴顿方案”。70年后，这个一厢情愿地“发明”出新民族国家的计划，依然在显示它的长期安全和政治影响。

1990年11月20日，在席卷海得拉巴邦的印度教徒—穆斯林冲突结束之后，新德里一家教育剧团在著名的红堡举行集体演出，还原冲突中的暴力场景，希望借此引起公众的警醒

这是20世纪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离婚”之一，或许仅次于俄罗斯—苏联帝国的两度崩溃。它涉及当时全球总人口的1/6，关系到整整431.7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超过560个政治实体、3亿英镑黄金储备和现款以及120万军队的最终归属。而分治引发的边界冲突、民族对立和宗教矛盾，直到70年后的今天仍在发酵。

当地时间1947年8月15日凌晨零时，一面镶嵌有“印度之星”纹章的米字旗从新德里印度副王宫上空缓缓降下；在东印度公司商人登上孟加拉湾沿岸335年之后，英属印度殖民地的大部分版图正式成为拥有准独立地位的自治领（Dominion）。在此之前半个小时，穆斯林人口云集的西北五省已经宣布建立巴基斯坦自治领。末代印度副王路易斯·蒙巴顿子爵为两国首都没有爆发暴力冲突感到欣慰：在和巴基斯坦领导人真纳同乘敞篷轿车穿行于卡拉奇街头时，他曾无数次担心会跳出一个怀揣炸弹或手枪的不速之客，像1914年暗杀斐迪南大公那样终结他的生命。与此同时，在旁遮普省和东孟加拉，1400万印度教徒、穆斯林和锡克教徒正沿着一条由英国律师西里尔·拉德克利夫草草划定的国界，展开你死我活的械斗和逃亡。短短3个月间，累计有50万人死于流血冲突，100多万人受伤，超过1000万人流离失所，造成的难民规模是“二战”时期的4倍。

1946年7月6日，甘地（右）和尼赫鲁在国大党全国委员会孟买会议上交谈

70年过后，印度和巴基斯坦依然没能走出分治造成的长期阴影。在克什米尔这块命运未决之地，两国军队仍在进行着经久不息的小规模冲突；而在穆斯林人口云集的印度西部各省，因教派对立引发的暴力流血事件即使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也从未中断。评论者往往会将主要责任归咎于前宗主国：他们仅用了不到70天时间去操办这场涉及4.5亿人命运的分家，其中诸多问题的解决方案之草率，足以令人瞠目结舌。甚至有一种论调认为，在非殖民地化过程中蓄意引入对立和动荡，是英国的一项长期政策，意在阻挠新兴国家的崛起。

这当然不是全部事实。南亚问题的微妙性在于，即使是在英国入侵之前，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由中央王朝实施有效治理的单一印度人国家；作为民族国家的现代印度，是由甘地、尼赫鲁等国大党早期领袖从无到有地“发明”出来的。由于将独立的基础建筑在绝对理想的理念基础之上，他们对英属印度在社会经济状况、人口分布乃至信仰归属方面已然存在的分裂持否定态度；甚至不惜为贯彻国大党对“大印度”方案的偏好，压制其穆斯林盟友的政治权利诉求。后者在屡次寻求妥协未果后，终于决定放弃对单一国家的奢望，转为寻求建立独立的巴基斯坦国。而对一统次大陆格局和大国愿景的执念，绝不只存在于国大党一家，在今天人民党莫迪政府的高层决策中同样时有浮现。从这个角度说，70年前那场分治，至今依然是“正在进行时”。

被延宕的自治

是否存在一个可以作为“大印度”历史凭据的统一南亚国家？印度民族主义者给出的回答是肯定的。在17世纪欧洲殖民者涌入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之前，南亚次大陆曾经为崇信伊斯兰教的莫卧儿帝国所统治。然而令他们相当头疼的是，究竟是把莫卧儿帝国看作外来征服者，还是印度民族发展史的有机组成部分，甚难形成公论：统治这个帝国的是从印度河谷地南下的蒙古人后裔，他们通过对印度教和锡克教土邦国的军事征服来实现领土统一，并且几乎从未染指过次大陆最南端。而即使是这种形式上的“大一统”，维持的时间也未超过100年。整个17世纪，版图萎缩到北方一小块边缘地带的莫卧儿帝国一直在和阿富汗帝国以及崛起于次大陆中部的印度教马拉塔帝国做长期交战，直至它们在19世纪相继为英国所征服、成为英属印度的一部分。

在“日不落帝国”的治理架构中，印度构成一个相当独特的存在：由于1857年的士兵起义令伦敦长期心有余悸，英国政府始终拒绝给予印度和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类似的半独立地位，而是实行一种名为“拉吉”（Raj）的直接统治制度。构成殖民地主体的次大陆领土的绝大部分（包括60%的土地和75%的人口）被划分成17个行省，由英国委任的省督或政治专员在同样是由英国人组成的行政参事会和立法會议协助下，进行自上而下的治理。行政会和立法会成员由伦敦派出的印度副王（Viceroy）提名，后者也是英王在印度的最高代理人。至于“拉吉”以外的另外40%领土，它们依然按照前莫卧儿帝国时代的做法，处在562个大大小小的土邦王公的统治之下；伦敦的印度事务部承认土王对其所辖领土的管理权，土王则自视为英国的保护国。

在20世纪初的英属印度治理问题中，效率与权力之争一直是白厅面临的最重大考验。从最大限度地压榨殖民地土地和人力资源的角度看，必须提高垂直管理机构的执行力，这也是“一战”前夕英国在美洲和非洲的通行做法。但支离破碎的土邦国领土的存在，在降低了英国的直接统治成本的同时，也使从经济和行政上对南亚进行统一整合变得极为困难。而在实行直接统治模式的“拉吉”领土上，正在兴起的本地中产阶级以1885年成立的印度国民大会党（简称“国大党”）为中心，要求与殖民者分享立法权，为此不惜进行暴力反抗。1909年，国大党接连策划了几起针对殖民地高官的暗杀行动，迫使印度副王明托勋爵通过了一项改革法案，扩大各省立法会的规模，允许本地人自行投票选出40%的议员。但选民资格须以财产标准为依据，而全印度符合相应要求的只有区区600万人，仅相当于17个省中最小的阿萨姆省的人口。而大战的爆发却使本地人的胃口进一步被抬高——“一战”期间，印度为英国提供了用于中近东战场的绝大多数兵员和给养，对所有财政索取也是有求必应。既然属于战败国领土的东欧都能依照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宣言”，享有民族自决和独立建国的空间；有什么理由不满足印度人起码的自治请求，给予他们和加拿大相仿的权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