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南宋时期建安余氏的刻书事业

摘 要：南宋时期的私家坊刻以福建建安余氏最为著名，而其中又以余仁仲万卷堂最有代表性。余仁仲万卷堂所刻的书籍为宋本刻书中的佼佼者，一直为海内外所珍藏。其中“九经”在宋代即以善本闻名。根据现有的资料可知，对南宋建安余氏的刻书业研究有所涉猎的，有肖东发教授的《建阳余氏刻书考略》、林申清的《宋元两代建阳余氏刻书述略》以及山人的《图书出版世家——建阳余氏》。现在关于南宋福建地区的刻书业的研究多集中于麻沙本或者是建安余氏的刻书研究。

关键词：南宋；建安余氏；刻书

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说道：“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安为最，建安尤以余氏为最。”而在余氏刻书中，又以余仁仲万卷堂的刻书最为出众。余仁仲所主持刻印的大部分书籍在南宋时就已被称为精品了。比较著名的有《尚书精义》、《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等。岳飞的孙子岳坷在刊刻“九经”时，参阅多种版本校对，认为“以兴国于氏、建阳余氏本为最善”，这在当时便已有“名牌产品”的声誉了。

余仁仲在建阳开余氏刻书的先河，使建安余氏在以后到明朝中叶一直保持着长盛不衰的刻书事业。这从清朝乾隆曾派人专门调查余氏刻书事迹，便可佐证。乾隆四十年（1775）给军机处下的奏折如下“近日阅米芾墨迹，其纸幅有‘勤有二字印记，未能悉其来历……因考之宋岳珂相台家塾论书板之精者，称建安余仁仲。虽未有堂名，可见闽中余板在南宋久已著名，但未知北宋时即有‘勤有堂名否？又他书所载，是其借业流传甚久。近日是否相沿，并其家刻书始自何年？若在本处查考，尚非难事。”[1]乾隆帝所阅的大多数宋版书中，大部分均有余氏所刻的堂名；但是到清朝的時候，建安余氏的刻书业已经彻底衰落了，没有任何影响了。所以乾隆对此才会感到陌生，并派专人去调查。把建安余氏刻书的发迹时间确定在南宋的余仁仲时期。后来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对此事加以描述，使得影响扩大。此后学者在研究建安余氏的刻书业时，大多数对此次调查都加以援引。

余仁仲所主持刻印的书之所以为世人所称赞，这与他的身世经历是有很大的关联的。据叶德辉在《书林清话·宋建安余氏刻书》中写到“余仁仲，建安人，在孝宗、光宗世，曾为国学进士。[2]可见他是一个有一定地位和文化品位的文人。他以名士身份创办万卷堂刻书，主持刻书业务，不求仕宦。将毕生所学和精力投身于刻书事业的行动引起了人们对刻书业的重视，对当时刻书业的发展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对建阳书业特别是余氏后代的刻书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至世代相传，使余氏成为建阳最著名的刻书世家。

建安余氏的刻书业能延绵数百年之久，除了余氏族人自身的努力之外，也与福建当地的自然文化条件有莫大的关系。在北宋时，福建的经济就有了很大的发展，到了南宋时期，因为宋室南渡，随之带来了大批的能工巧匠以及有先进生产力的大量人口，这无疑为已经有很大发展的福建经济再注入一剂强心剂。所以到了宋孝宗时期，福建的经济已挤入全国发达行列。宋代福建山区的开发己经向纵深的方向发展，沿海地区也进行围垦事业，以扩大耕地面积，农作物的种植不只是仅限于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也开始有人种植。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福建地区自然经济的发达。当然在商业上，福建也是南宋时期最发的的地区之一。泉州在南宋时期已经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的最大出海贸易港口。每天经由福建泉州进出口的货物都非常之多，商业的发达同时也加快了当地的物流流通，这使得福建所刻印的书可以通过商贾远销国内外。

此外，福建地处亚热带地区，气候常年温暖湿润，有广阔的山地和丘陵地区，而这气候和地形都非常适合竹子的生长。所以最好的造纸的原料如毛竹，褚皮，藤等都十分的丰富，特别是竹类，更是种类奇多。福建的竹类资源具有种类多，分布广等特点。可用于造纸的竹子也多达六种：有麻竹，苦竹，绵竹，粉竹，赤箭竹和笙竹等竹类。竹子资源广布于山区各县及各县山区里，是当地民众赖以生存的一种主要资源。所以造纸业在福建也是相当的发达，而且用竹子造的纸具有质优价美的特点。

所以福建地区印出的书籍必定会比其他地区更有价格上的优势。据《福建史稿》写道：“麻沙本十，比浙本七还便宜，浙本七比江南五本还便宜”。[3]也就是说用同样的价钱，在江南可以买一本书的话，在福建可以买两本书了。这也就是为什么福建的坊刻业为何如此兴盛发达，麻沙本为何可以盛销于世。

福建的坊刻业自南宋余氏开始刻书，一直到明朝都占据全国坊刻之首的宝座。这除了自然条件的优越，经济基础的雄厚，政策的宽松外，文化事业的推进发展也是福建刻书业发达的重要原因。前面说了靖康之变发生后，宋室南渡，把北方的先进生产技术以及一大批士族大夫都带到了南方。因为福建号称“东南山国”，四处都是丘陵，利于避难。所以福建就成了士大夫脱险避难的好去处。随着福建建州地区聚集了大批的士大夫，当地的文化事业也开始发展起来。闽学在南宋时期成为与洛学相抗衡的另一大学派。总多的学者在福建聚众讲学，著书立说，阐发己论。正是因为闽学的发达，聚集的福建地区的学者都各执己论，这才让人不能正确的解释何为闽学。因为文化的繁荣碰撞，各学者纷纷著书立说，有的甚至亲自从事刻书业；朱熹就曾经亲自刻印自己的著作。很显然，余氏在有如此浓厚的文化氛围内从事刻书业，且自身又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这也就不难理解余氏刻书业可以执福建坊刻业之牛耳了。

有了如此优越的自然人文和经济条件，余氏的坊刻业在当时也已经有很大的规模，其刻印质量也并非与麻沙本那样粗陋不堪。宋叶梦得的《石林燕语》卷八谈及宋代版刻情况：“今天下之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版，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4]这可以说明福建坊刻业最发达，所刻书籍最受世人所喜爱。

南宋时，建安余氏的刻书业是福建乃至全国最大的坊刻。余氏刻书又以余仁仲万卷堂最为著名，他刻书颇丰。流传至今且非常著名的还有十几种之多，其中以所刻九经本最善，在当时就被当作佳本了。除了余仁仲万卷堂的刻书之外。余氏刻书还有余唐卿的明经堂，宋宝裕癸丑（1254）刊许叔微撰写的《类证普济本草方》10卷及后集10卷，余彦国励贤堂刊《新编类要图注本草》42卷《序列》5卷《目录》1卷。

余氏除了刊刻儒家经典和医学药书之外，也刊刻士人应举所需之书。据肖东发教授考证：“仅建阳余氏所刻诸生用《四书》一类，就有集注、大全、精义、会解、讲义、说范、图解、句意、句训、名物考以及拙学素言、披云新说、梦关醒意、萃谈正发、兜要妙解、天台御览、目录定义等多种名日”余氏所刻的科举用书，其释例之详细，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当时福建地区是非常重视科举的。也反映了建安余氏的刻书业为何如此发达，毕竟又如此庞大的消费群体啊。

建安余氏在的刻书业从余仁仲起正式发迹，并一直兴盛之明中叶以后。余氏的刻书业能如此的长盛不衰除了余仁仲开了个好头之外，余氏家族的刻书风气及素养，以及福建优越的自然经济条件和浓厚的文化氛围也是重要的条件之一。

参考文献

[1]清《王先谦·续东华录，乾隆卷八十一，别见》清高宗实录卷九七五。

[2]民國·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一，民国郋园先生全书本。

[3]朱维干《福建史稿》，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4]宋·叶梦得《石林燕语》，中华书局，1997年版 ，第116页。

作者简介

张远欢（1991-），男，广西玉林人，硕士研究生，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