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东山村
——崧泽文化最早进入“古国”阶段的代表性遗址

□李伯谦

回望东山村
——崧泽文化最早进入“古国”阶段的代表性遗址

□李伯谦

江苏省张家港市东山村遗址，经多次调查勘探，探明是一处面积约27万平方米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主要堆积是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遗存。类似这样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大概只能算是中等规模，但却因2009年的发掘，发现了崧泽文化大墓而一举成名。先后于2009年被中囯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评为“2009年六大考古新发现”、2010年被国家文物局评为“2009年度十大全国考古新发现”之一。2009年11月28日我曾有幸和王巍先生等一起参观了发掘现场，受到极大震动。此后，2010年1月6日在北京听取了发掘队领队周润恳在社会科学院考古论坛上所作的汇报，同年1月23日又看了他们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的题为《张家港市东山村遗址抢救性考古发掘取得重大收获》的报道，遂于3月份撰写了《张家港市东山村崧泽文化早中期大墓的启示》一文，刊登于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办的《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四十四期上，同年发表于《历史研究》第6期，并于2011年收入了我的《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一书中[1]。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五点启示：

一是东山村崧泽文化大墓的发现，证明长江下游早在5800～5700年以前已率先进入苏秉琦先生所说的“古国”阶段。

二是东山村崧泽文化大墓的发现，证明不同地区社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苏秉琦先生所分的新石器时代六大区系中，最早开始出现社会重大转型的不是以陕、晋、豫黄河中游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以黄河下游海岱为中心的东方地区，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地区，而是以长江下游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但最早进入“古国”阶段的文化不是以往认为的良渚文化，而是崧泽文化，作为崧泽文化后续发展的良渚文化已进入了较“古国”更进一步发展的“王国”阶段。

三是东山村崧泽文化大墓的发现，证明在文明化进程中最早出现的“古国”，性质和表现形式可能是不一样的。崧泽文化古囯和以河南灵宝铸鼎原西坡大墓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古囯崇尚军权——王权模式，以辽宁凌源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古国崇尚的是神权模式，也有像良渚遗址（后来改为凌家滩遗址）那样，既有军权——王权也有神权而以神权为主的模式。

四是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虽是一脉相承的继承发展关系，但在文明演进模式上，良渚文化却一改崧泽文化军权——王权模式而变为崇尚神权为主的模式，从而导致了和仰韶文化及其后继的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等一直坚持的军权——王权模式不同的发展道路和结果。

五是从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其文明演进模式发生的重大变化，单纯从遗迹、遗物的物质形态观察而忽略其反映的思想观念等方面的研究，是难以揭示出来的。考古学既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当然也包括人的观念和思想。

从2010年3月我撰写《张家港市东山村崧泽文化早中期大墓的启示》一文至今7年过去了。在此期间，发掘者先后在《考古》2010年第8期、《东南文化》2010年第6期和《东南文化》2013年第3期发表了《张家港市东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张家港东山村遗址M91发掘报告》《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M101发掘报告》三篇文章。其后，又在《考古学报》2015年第1期、《考古》2015年第3期各发表了《张家港东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江苏张家港市东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江苏张家港市东山村遗址崧泽文化墓葬M90发掘简报》，2015年发掘单位在《考古学报》第1期上发表了《张家港东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2016年5月，由南京博物院、张家港市文管办、张家港博物馆编著的《东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上、中、下三巨册正式出版[2]。该书正式出版后，承蒙惠赠，我又进行了较详细的阅读。

反思那篇激情之下草成的小文，基本观点虽无问题，但论证不够充分，提出的论据尚显薄弱，该强调的没有重点强调，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读过惠赠于我的最终报告，除了感激之情，也想了很多……那就利用反思机会围绕以上说的和新想到的问题谈谈现在的想法吧！

图一 东山村遗址发掘探方分区图

第一，关于崧泽文化“古国”出现的依据问题。我在小文中虽然说过“崧泽文化大墓的发现证明，长江下游地区较其他地区为早，在距今5800～5700年以前，社会已存在明显分化，初级王权已经产生，社会已进入苏秉琦先生所称的‘古国’阶段”，但当时只是依据遗址分区的I区小型墓葬和Ⅲ区的大型墓葬的分化而言，而未涉及居住遗址。居住遗址集中分布于I区和Ⅲ区之间的Ⅱ区(图一)，共发现5座房址，据最终发掘报告，F1、F2是平地起建的大房子。F1南北长14.7米、东西宽5.75米，面积约85平方米，发现柱洞34个，四角是大柱洞，四边是小柱洞，屋内有大面积的红烧土堆积。(图二)清除红烧土后发现有残碎的陶器和石器、玉器，经整理陶器计有陶釜、豆、罐、钵、瓮等11件，石器有锤、锛、凿、纺轮等5件，玉器有玦、管等3件。F2南北长8.1米、东西宽6.4米，面积约52平方米。F4位于F1的南面，南北长约3.9米、东西宽约3.15米，面积约12.2平方米。F3位于F2的南面，西北—东南长约4.4米、东北—西南宽约3.6米，面积约15.8平方米。发掘者推测“F3、F4可能分别是F2、F1 的附属建筑”[3]，这样算起来，F1 和其附属建筑F4的面积加起来可达97.5平方米，F2和其附属建筑F3的面积加起来可达67.8平方米，这显然不是崧泽文化一般居民所能拥有的居住面积，推测Ⅱ区的房屋建筑很可能与Ⅲ区的大墓墓主人有关。补充居址的材料，将居址与墓葬合起来考察崧泽文化早中期社会的分化状况就更有说服力。

第二，关于崧泽文化进入“古国”阶段的时间问题。仅依据遗址Ⅰ、Ⅲ区崧泽文化墓葬等级分化的材料和几个测年数据就认定在距今5800～5700年前的崧泽文化早中期即已进入了“古国”阶段，显然证据比较单薄。东山村遗址是一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复合遗址，以往对遗址中的马家浜文化遗存注意不够。阅读东山村遗址最终发掘报告，发现马家浜文化时期的墓葬等级已经有了明显分化，在发掘的16座墓葬中，墓坑长度近3米的有3座，随葬品丰富，M101是一座女性墓，墓坑长2.9 米、宽 1.25～1.35 米，随葬有鼎、豆、罐、盆、钵、盉等11件陶器，璜、玦、管、管形饰等21件玉器及1件石纺轮，是随葬品最多的一座墓；M100长2.7米、宽 1.15～1.2米，虽然仅随葬1件陶豆，但却有3件石钺,石锛、石凿各1件；M97长2.36米、宽0.8米，随葬陶尖底瓶、陶罐各1件，另有锛、璜、玦等玉器3件及带柄钺形玉饰1件、长条形玉饰2件。多数墓葬墓坑长度小于2米，随葬品2～5件不等。M103墓坑长1.95米、宽0.78米，不算很小，却无一件随葬品[4]。

图二 东山村遗址F1

马家浜文化的年代，发掘者依据层位关系和器物形制与相关遗址同类器的比较，推定属马家浜文化晚期，年代为距今6300～6000年，因而无论地层叠压关系还是碳十四测定的绝对年代均早于崧泽文化。考虑到东山村马家浜文化晚期墓葬反映的社会分化状况，尤其是标志着军权存在的M100三把石钺的出土，过去以崧泽文化大墓的测年为依据，推定进入“古国”阶段的时间为距今5800～5700年显然是偏晚了。当然，由社会分层到“古国”出现是一个过程，这个界限怎么划分、根据是什么、以什么为标志等问题，的确是需要谨慎、认真考虑的。距今6000年左右是马家浜文化演变为崧泽文化的时间节点，是马家浜文化的结束，也是崧泽文化的开始，如果以距今6000年为从基本平等的原始社会向分层的阶级、国家、社会发生重大转型，进入我称之为酋邦的“古囯”阶段的开始，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就不仅远远早于以往以红山文化晚期牛河梁遗址、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为标志推定的距今5500～4500年，而且也早于以东山村崧泽文化大墓测定的距今5800～5700年的年代。这个看法，是和最终报告第七章第一节表述的观点基本一致的，报告中说“墓葬材料所反映的社会组织状况及社会结构表明，至少在崧泽文化早期，社会就已形成了富裕权贵及平民百姓两大阶级，这两大阶级划分明确、结构稳定。且从东山村遗址马家浜文化二段的材料来看，这种泾渭分明的两极格局最早肇始于马家浜文化晚期”[5]。

第三，关于崧泽文化大墓中随葬精致石锛、石凿功能的推测。由庄丽娜、周润恳撰写的最终报告附录八《东山村遗址出土石器微痕观察报告》[6]中,对分布于Ⅰ区的M 4、M 15 和 Ⅲ 区 的 M 89、M 90、M 92、M 94、M 95、M 98等8座崧泽文化大墓出土的17件石锛、13件石凿进行统计观察，发现其材质主要是泥岩和砂岩，硬度不高，体形较长，有的没有开刃，有的留有疤痕，但据分析并非使用留下的痕迹。因此，关于石锛，他们认为“泥岩和砂岩并不是理想的石料。所以，用于随葬的石锛中，应存在专门为随葬而做的石锛”。石凿的情况与石锛相类，也应是专门为随葬而制作。

图三 东山村遗址M90石器

图四 东山村遗址M92

在这些大墓中石锛、石凿常和石钺伴出，在最终报告第七章相关问题研究中，根据对其微痕观察，做出了这样的判断：“观察的这些样本中，石锛和石凿未经使用的比例较高，石钺虽多数使用过，但没有发现砍砸运动所易产生的大的阶梯状的疤痕，所以观察的这些石钺不会作为实用的武器使用。因此，东山村遗址墓葬内尤其是大型墓中出土的石器多数应是礼器。”[7]

那么，这些作为礼器使用的石器究竟具有怎样的象征意义呢？

说石钺是斩首的兵器，大概没有异议，不过当其成为礼器之后，便成了军权的象征，进而发展为王权的标志，崧泽文化大墓随葬的石钺即是如此。到了青铜时代，从早商到西周，许多随葬青铜器的墓葬中，钺也经常可以看到，它的军权象征意义更为明确。令我感兴趣的是，在崧泽文化大墓中，石锛、石凿常常和石钺伴出，例如M90出石钺 5件、石锛 2件、石凿 1件（图三）；M92出石钺5件、石锛2件、石凿 2件（图四）；M95出石钺2件、石锛4件、石凿 4件；M98出石钺3件、石锛5件、石凿4件等[8]。同样，在商周时期随葬青铜器的墓葬中，与钺一起也常出锛、凿，如湖北盘龙城李家嘴M2、河南罗山蟒张天湖息族墓地、安阳郭家庄M160、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墓地、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都有这样的发现。钺是军权的象征，那么与其伴出的已不具实际使用性能的锛、凿，又有什么象征意义呢？

最早的石锛、石凿是加工木材制作木器的工具，当其按照当时的葬仪被放入墓中随葬时，其喻义显然也应与此有关。在我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尤其是商周时期，包括木工在内的手工业生产一直是受国家或官方控制的，产品主要是为上层阶级服务的，也被他们支配。受此启发，我猜想，用已失去原本功能的锛、凿之类的东西随葬，是否也是墓主人对此类物品主权（所有权、支配权等）的象征呢？在 5800～5700年以前崧泽文化中出现这种情况，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的社会的确已产生明显的分层，较前发生了巨大变化，它已进入苏秉琦先生所说的 “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的“古国”阶段[9]，也就是我理解的“酋邦”阶段了。

[1]李伯谦：《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

[2][3][4][5][6][7][8]南京博物院、张家港市文管办、张家港博物馆：《东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上、中、下册，文物出版社，2016年。

[9]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文物》，1986年第 6期。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赵建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