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的限度与可能：关于“重返八十年代”

内容摘要：“重返八十年代”一时成为研究热潮。那么，“八十年代”究竟对应着怎样的历史坐标、文化坐标，何以具有如此之大的历史想象的吸引力？“八十年代”“为何重返”，“重返”的现实依据与历史可能性是什么，“重返”的机制是如何发生的？这些成为本文的讨论关键。

关键词：“重返八十年代” 限度 可能性

一.问题缘起

2005年程光炜在中国人民大学为博士研究生开设了“重返八十年代”的文学讨论课。与此同时，他又和李扬在《当代作家评论》开设“重返八十年代”研究专栏，从课堂教学到研究实践系统阐释了“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范式。而且，这一研究主题的提出和开展随之也带动了更广泛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参与和讨论。那么，我们所关心的是“八十年代”究竟对应着怎样的历史坐标、文化坐标，何以具有如此之大的历史想象的吸引力？“八十年代”“为何重返”以及“如何重返”，“重返”的现实依据与历史可能性是什么，“重返”的机制是如何发生的？“重返”能够给当前的学术研究尤其是当代文学研究带来怎样的方法论启示？没有这样的问题意识以及对问题的层层解构，我们就无法真正把握“重返”的命意和真相，“重返”的效应就无法最大程度的挥发和消化。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得不对“重返八十年代”进行必要的问题梳理，以此观照这一问题的缘起、发展、以及当下的研究状况。当然，最要紧的仍然是透过“为何重返”以及“如何重返”的研究路径分析整理出完整的当代文学研究范式，以及能够辨析出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新的对话关系。

实际上，“重返八十年代”这一概念并非程光炜的学术发明。早在1998年，张旭东就在《读书》发表了《重返八十年代》一文。虽然张旭东是从文化思想史的角度对“八十年代”进行的一次断面和经验回溯，但他却言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历史并不是自明的，在历史建构的过程中，往往都伴随着一种意识形态的主导下的历史真相的牺牲和遮蔽，而以这样的历史意识为前提，那么“重返八十年代”首先就是还原历史的真实，打破以主流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历史叙事结构。正如文中所说，“但把它们汇集在一处并不是要讲述一个感伤的爱情故事。相反，它是要抓住一个机会，以便在‘主体的历史的废墟上，回顾一下集体神话如何在特定条件下，由无数个别的‘欲望的象征构筑起来。这本书与其说是要解释什么，不如说是想开始整理那些本来就含混不清的事情。”①“重返”的目的就是让这些“含混”的历史面目清晰、可辨。此后，韩少功在1999年的《反思八十年代》一文中，也有着类似的说法。但将“重返八十年代”从单纯的个人历史记忆的经验回溯的视角中跳脱出来，形成系统有效的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思路，无疑是从程光炜、李杨开始的。其实，“重读”、“重写”、“重评”这样的“重”的行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一直存在，比如新时期之初的“重评‘浩然”、1985年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1988年的“重写文学史”、九十年代的“重评‘十七年”。这样的“重写”、“重评”的研究行为的逻辑起点首先在于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自身发展的不断认识与思考，也就是说，文学在历史时间容量的不断扩大中，在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中，势必存在理解方式、切入角度的不同，文学在历史与当前的社会现实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对话关系。当下的历史现实带给文学研究者知识的重构和方法论的更新，以此再反身历史寻求新的话语表达方式。应该说，无论是“重评”还是“重返”，内在的逻辑理路都是双向的，一方面，居于当下历史现实的文学研究者存在一种回溯的主体姿态；另一方面，“重返”、“重评”的历史对象本身也必然存在着足够吸引文学研究者反身其中的巨大的历史能量和具有生发性的诱惑力。

二.“为何重返”

在谈及“为何重返”时，程光炜从研究对象、研究主题以及学科建设的角度进行论述：“为什么特别强调要从‘八十年代文学研究做起。是不是因为‘八十年代作为一个认识装置已经内化于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研究中？这个原因很简单：一是‘八十年代是整个新时期文学三十年思想最为活跃和解放，同时为知识界提供了最为丰富的知识话语和思想见解的十年。如果作‘知识考古学研究，我们发现后来二十年文学的很多现象都能在这十年找到‘起源性、‘原点性的资源。所以，我觉得要想了解‘新时期、‘当代文学六十年，一定要把它作为一个‘认识性装置内化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二是我们这代人的思想和知识都是在八十年代形成的，因为我们这代人的存在，这些思想和知识至今仍在各大院校里传播，影响着一届届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所以，要整理今天之学术，应该首先整理八十年代之思想；第三，我们应该怎样在学科范围内建立起研究的历史意识和理论意识呢？那就应该选择一个最为典型的‘年代为对象，作为相对稳定的文学史研究的知识平台。首先把它‘历史化，建立一种知识谱系和系统，然后再通过它重新去整理别的文学年代。”②这样看来，其实，程光炜也还是从两个方面进行“重返”的切入。一是类似张旭东的思路，那就是“八十年代”自身的巨大历史能量所生发的历史辐射效应。“文革”十年的思想禁锢对于“八十年代”而言既是一种历史压力现实，同时更是一种强大的历史驱动力，这就表现在以“思想解放”和“新啟蒙”两条线索为主导的文化运动的发生，以及“援西入中”的“文化热”的风靡。毫无疑问，“八十年代”为九十年代至今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话语资源，同时也为今天的社会文化问题提供了一种原点性质的参照。其次，作为当代文学研究者，程光炜是从学科自身建设出发反省“八十年代”。当代文学六十年，以国家意识形态主导的“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所带来的社会文化语境的断裂是显然的，在此意义上，“八十年代”文学就有了转折的历史性质，成为了勾连“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和九十年代文学、新世纪文学的一个中介性质的“认知装置”，进而成为打通当代文学六十年的关节点，将当代文学进行“历史化”的原点。

当然，这只是问题的前提之一，“八十年代”固然具有着社会文化语境的重要意义，但同时因历史距离的存在以及历史叙述的过分夸大，“八十年代”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了一个文化神话，换言之，以现在的视角回顾“八十年代”就存在一定的可疑性，那么，有效的“重返”势必要对由众多话语叙述构建的“八十年代”进行知识清理和历史还原。这也是张旭东所认为的：“把80年代视为一个自在的而非自为的感知、选择和表达过程。”③endprint

大概“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的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八十年代”这一“原点”性质，罗岗也认为：“今天‘重返80年代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是要回答作为转折期的‘80年代是如何把‘过去告诉‘未来，将‘旧迹带入‘新途，从而可能催生出某种历史的整体观。”④如果说罗岗就“八十年代”的论述是就历史整体而言的，那么王尧就“八十年代”的论述则更具体侧重于“八十年代文学”在当代文学六十年中的文学史意义，“以八十年代的基本问题为研究重点，在当代文学史的整体框架中梳理八十年代相关问题的来龙去脉，特别是对八十年代文学与前后文学史的关联点、‘纯文学自身的丰富性以及文学与文化语境的复杂关系等问题进行再思考。由此在新的学术路径中重新解读八十年代文学和与之相联结的当代文学史论述中的一些重要问题。”⑤更细致地深入下去，我们发现在当代文学六十年的视域内，关于“八十年代”与“50—70年代文学”以及“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的关系侧重，不同的学者所秉持的观点也是不同的。“50—70年代”文学的“政治”与“文学”这种对立关系的预设似乎是理所当然的，而李杨却认为这其实是80年代“文学自主化”的文学史观的规约和宰制下的主流文学史的叙述套路，而“重返八十年代”正是“为了与80年代以来的主流文学史和文学批评观念对话，也是与主宰文学史写作和文学批评的哲学历史观念对话”，进而“解构”这种“高度本质化”的“文学”与“政治”的二元对立关系。

三.结语

以上观之，“为何重返”主要有三方面考量。一种是以“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史叙述的规约性、宰制性为批判前提，通过“知识考古学”的方式对“八十年代”的知识结构进行重新清理整合，进而打破既有的“文学”、“政治”二元对立的文学叙述结构；一种是从当代文学学科建构的角度，将“八十年代”视为当代文学六十年的问题“原点”，以一种历史整体观对“八十年代文学”进行文学史叙事的考察来打通整个当代文学六十年；第三种是基于九十年代以来的当下的社会文化现实，“重返八十年代”进而寻求问题的对应以及厘清“八十年代”之后的社会文化生成机制，为当下的文学社会问题提供可以解决的方案。当然，无论源于何种“知識考古”目的，那就是“八十年代”始终不是一个自为的历史文化场域，不是一个固定的意识形态化的时代，而必须从当代文学六十年整体出发，从当代历史整体出发，把“八十年代”视为这一整体的重要关节点，在此基础上充分考虑“八十年代”历史文化的巨大灵活性、伸缩性，意识到“八十年代”与“50—70”年代、“九十年代”的多重复调对话关系。惟其如此，“重返”的目的性与可能性从文学史的内在逻辑上才能取得言说的相对合理性和合法性。

注 释

①张旭东：《重返八十年代》，《读书》1998年第2期。

②程光炜、杨庆祥：《文学、历史和方法》，《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3期。

③张旭东：《重返八十年代》，《读书》1998年第2期。

④罗岗：《“读什么”和“怎么读”——试论“重返80年代”与“中国当代文学60年”之一》，《文艺争鸣》2009年第8期。

⑤王尧：《“重返八十年代”与当代文学史论述》，《江海学刊》2007年第5期。

（作者介绍：宋夜雨，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5级在读研究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