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给蒋介石和毛泽东的“慰劳”诗

杨建民

一

1938年8月，因抗战避居成都的诗人卞之琳、何其芳，小说家沙汀等人，在自己办的一份小小的 《工作》 半月刊休刊之后，悄悄地在一个“已略显秋意的凉飕飕的早晨，登上了去西安转延安的旅程。”

到达延安后，他们一行还得到毛泽东的接见，显示了这里当时对知识分子的重视态度。在其他多种场合里，卞之琳等遇见了一些闻名已久的革命风云人物，也接触到许多各级领导和边区军民。与国统区相比，这里的新鲜气象，使卞之琳自以为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对这里的文化活动，更有了必须参与其中的热望。

当年11月，延安文艺界发起了写“慰劳信”活动。所谓“慰劳”，当然是对抗日有贡献的人物。卞之琳是诗人，他的笔，写诗来得合适，于是，不顾自己马上就要过黄河到太行山等地随军访问，立即响应号召，用诗歌写出两封信：《给前方的神枪手》、《给修筑飞机场的工人》，交报刊发表。

虽说是写信，写作时也有实际人物为对象，可并没有标明。是通过对个人的赞颂，来表达对抗战中人民的敬意。卞之琳先前的詩作，显得隐晦，这两首诗作，大约受到新的气象熏陶鼓舞，写来却别具风味。诗略长，我们仅从中择拣几小节体味一番：

在你放射出一颗子弹以后，/你看得见的，如果你回过头来，/胡子动起来，老人们笑了，/酒窝深起来，孩子们笑了，/牙齿亮起来，妇女们笑了。

……

每一颗子弹都不会白走一遭，/后方的男男女女都信任你。/趁一排子弹要上路的时候，/请代替痴心的老老少少/多捏一下那几个滑亮的小东西。

（《给前方的神枪手》）

母亲给孩子铺床总要铺得平，/哪一个不爱自己的小鸽儿、小鹰？/我们的飞机也需要平滑的场子，/让它们息下来舒服，飞出去得劲。

……

我们有儿女在华北，有兄妹在四川，/有亲戚在江浙，有朋友在黑龙江，在云南……/空中的路程是短的，捎几个字去罢：/“你好吗？我好，大家好。放心吧。干！”

（《给修筑飞机场的工人》）

卞之琳的诗作调子，多沉郁迂缓，可这两首诗却明白，拟人和趣味都不缺少，联想也鲜活宽阔，应该是慰劳信中的有特色者吧。

二

到了1939 年的下半年，卞之琳按照原来的出行计划，返回到“西南大后方”。同去的诗人何其芳却选择了留下。这一选择，使得两人生活道路和1949年后的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过每人的道路，也是自己性情选择的结果。

卞之琳这次还是回到了四川大学。不过因为战事，该大学已经迁往著名风景区峨眉山。这一年的11月，在山上的卞之琳忽然有了灵感，他要将在延安开始的“慰问信”写作继续下去：《给地方武装的新战士》、《给一位政治部主任》、《给放哨的儿童》、《给抬钢轨的群众》、《给一位夺马的勇士》……一下子完成了多首。这批作品，一看便知是写在延安地区或路途所见的人物，在卞之琳眼里，大约无论“国”“共”，只要为抗战出力，都是值得赞颂，可以“给”予致敬的。

11月19日，卞之琳在一本画刊封面上，见到一幅蒋介石的照片。因为抗战操劳，照片上的人物颇显老态。联想到此人在抗战中的作用，卞之琳立即以凝练而深邃的笔，写出一首 《给委员长》的诗：

你老了！朝生暮死的画刊/如何拱出了你一副霜容！/忧患者看了不禁要感叹，/像顿惊岁晚于一树丹枫。

难怪呵，你是辛劳的顶点，/五千载传统，四万万意向/找了你当喷泉。你活一年/就不止圆缺了十二个月亮。

兴妖作怪的，白装年轻；/你一对眼睛照旧奕奕，/夜半开窗无愧于北极星。

“以不变驭万变”又上了报页，/你用的好啊！你坚持到底/也就在历史上嵌稳了自己。

这首诗，对当时的蒋介石是颇为推崇的：“一树丹枫”，“一对眼睛照旧奕奕”“无愧于北极星”……甚至成为“五千载传统，四万万意向”的“喷泉”，极而言之：“你活一年/就不止圆缺了十二个月亮”……诗中引述的“以不变驭万变”，是蒋介石在抗战中演讲中的名言。除去内容，人们还可以注意，这首诗是严格按照诗人学习西方格律诗体——十四行诗写成。这种特殊形式，是很难运用的，可从这首诗的阅读中，我们能够体味一种内容与形式恰切融合的整体之美。这实在是十分难能的。

第二天，11月20日，卞之琳又富于情绪地，为毛泽东写出一首 《给 〈论持久战〉 的著者》：

手在你用处真是无限。/如何摆星罗棋布的战局？/如何犬牙交错了拉锯？/包围反包围如何打眼？

下围棋的能手笔下生花，/不，植根在每一个人心中/三阶段：后退，相持，反攻—— /你是顺从了，主宰了辩证法。

如今手也到了新阶段，/拿起锄头来捣翻棘刺，/号召了，你自己也实行生产。

最难忘你那“打出去”的手势/常用以指挥感情的洪流/协入一种必然的大节奏。

这首与写给蒋介石的诗比较，是更朴实，同时富有情态感。这大约与诗人曾经会过面，或者还听到毛泽东演讲的深切印象有关。值得注意的是，这首诗同样以格律的十四行诗写成。这种形式，运用得如此自在娴熟，如此不动声色同时内容表达别具特色，在卞之琳探索格律诗写作之路上，是不多见的。

这批包括写给蒋介石、毛泽东的慰劳信体的诗作，后来卞之琳有解说。他以为：“……用‘慰劳信体写诗，公开‘给自己耳闻目睹的各方各界为抗战出力的个人或集体。都是写真人真事，而一律不点名，只提他们的岗位、职守、身份、行当、业绩，不论贡献大小、级别高低，既各具特殊性，也自有代表性，不分先后，只按写出时间排列 （带了一点随意性），最后归结为‘一切劳苦者（也显得有一点整体观）。”用以表示自己对一切人不论职务大小，人格上一律平等的基本认知。写作手法，卞之琳也有些得意：“写人及其事，率多从侧面发挥其一点，不及其余 （面），也许正可以辉耀其余，也可能不涉其余而只是这一点本身在有限中蕴含无限的意义，引发绵延不绝的感情，鼓舞人心。”正因为这种松散的安排，这些“慰劳信”既是可分而独立成篇，也可合而连接成组，两三首的出入也并不影响总的连贯性。endprint

尽管如此，卞之琳还是恐怕读者对“慰劳”一词有不当理解，故此先后两次在文章中予以解说：“当时流行过的‘慰劳一词，实际上等于我们今日的‘致敬……”（见 《雕虫纪历·自序》） 可是，这些作品后来还是出了点问题。如我们大家可以想象的，是出在 《给委员长》 一诗上。

三

在峨眉山写成的这十数首“慰劳”诗作，再加上在延安写的两首，卞之琳合成一本 《慰劳信集》。刚刚完成，恰好有友人来峨眉山旅游。一读之下，便说要拿去让自己在香港新办的一家明日社出版。这家出版社地址在香港，可却是在昆明挂名登记的，所以书在香港印制好后，得由滇越铁路运到内地发行。不料书运到“大后方”，却被当权的书报检查员抓住了把柄。理由一不是写了不同政见的“《论持久战》 的著者”，也不是把委員长这样的“高等”职位与一般人平行放在一起，有失身份；更非从读者考虑，觉得文字有些凝结，内容不易于大众接受。他们只是认为，开首第一句的“你老了！朝生暮死的画刊，如何拱出了你一副霜容！”大大有问题。“委员长”“老了”，你是说他“不行了”？进一步联想——“得由其他人取而代之？”这还了得。立即将其列入查抄名单，禁止发行。

既然当书报检查员，也该是读过几天书的人，可居然能得出如此看法，这不知该说诗歌难解呢？还是“政治意图”太强的结果。可面对不讲理却蛮横有权者，硬抵没用，卞之琳只好采取变通之法。《慰劳信集》 是1940年出版的，到了1941年底，他在编辑自己的诗集 《十年诗草》 时，虽然把这批“慰劳信”照样收录，却把各个诗歌题目一律删除，只以编号替代。让一般读者，包括书报审读老爷也不知道那个“老了”“一副霜容”者究竟何人，这才躲过了遭到进一步杀伐之劫。

说起来也有意思，这首 《给委员长》 诗，前、后都不受人待见。这1949年前因为忌讳被查封，1949年后这委员长成了“人民公敌”，更不能宣扬歌颂，隐没是最恰当的。1978年卞之琳编辑自己的诗集 《雕虫纪历》，连提都不提这首诗。所以长久以来大陆知晓卞之琳写有此诗者寥寥。10年后的1988年，台湾有书店要重新出版那本在解放前变着法子出版的 《十年诗草1930—1939》 时，卞之琳才把那首命运多舛诗作的题目恢复过来，让“委员长”能够公开与大家见面。理由：“只是过去想不到一度竟成问题的一首十四行体诗如今多少经受住了一点风霜，却似应予恢复。”卞之琳还有些感慨地说：“重读起来，全诗的庄严性就自然要求其中以叛变投敌的头号大汉奸作对比的一行中改掉一个俚词……”头号大汉奸应当是汪精卫，牵涉到他的一句是“兴妖作怪的，白装年轻”。卞之琳的意思，你 （汪精卫） 虽然看起来年轻，可只能“兴妖作怪”，蒋介石虽看起来“老了”，却“一对眼睛照旧奕奕，/夜半开窗无愧于北极星”。这些内容，在台湾，应当是可以被接受了。

四

在大陆，这首诗的再次面世就更晚许多。台湾版 《十年诗草》 之后十多年的2000年，安徽教育出版社要出版相对完整的“文集”，卞之琳才把包括了这首 《给委员长》的诗作收入，当然，《给〈论持久战〉 的著者》，那是必然早早应该收入的。

可惜，这三册2002年才终于出版的 《卞之琳文集》，印数很少。也许因为部头大，十多年后的今天，多个网上书店仍然削价摆着。这首写给蒋介石的诗作，见到的人自然就有限。这使得一本出版于2009年的 《卞之琳作品新编》，敢于写上“其中 《给委员长》 恐怕是第一次出现在大陆的选本中……”这样的字眼。一首诗作，命运如此，真叫人生出许多感慨。

卞之琳这首 《给委员长》，产生在那个有限的“国共”合作期，今天读起来几乎觉着有些侥幸。笔者想，如果卞之琳一直呆在延安，那种特别的氛围，他很可能不会去写这样一首诗。后来他又进大学任教，可先前的“慰问”一切抗战志士的写作活动还留在自己记忆，故此，大后方的峨眉山，成了这首特别诗作理所当然并合适的诞生之地。通过此，我们还可以了解当时包括文化人在内的全国人民，是怎样尽可能奉献自己一份绵薄力量，来为抗战贡献的。这种精神，是我们今天应该表示“致敬”的。

当然，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诗作文本，我们可以更深刻地体味那个时代。因为一句“你老了”这样的自然描述，居然可以使整部诗集遭到封杀；因为国共政治上的分歧，一首诗作能够半个多世纪少为人知 （假设较早为人所知，诗人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一定会为此付出惨烈代价的。）这种情态，可以给今人以记忆，给后人理解那个时代，留下一个十分典型的个案。这虽然不是诗人写作这首诗的初衷，可时代的推衍却使其成为一个特殊文本，成为我们今天理解当时历史的真切教材。

（选自《文史天地》2016年第12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