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面胡耀邦:共产党人不是给一家一族办事的

2017-09-12 02:19刘明钢
党员文摘 2017年8期
关键词:浏阳胡耀邦老张

刘明钢

党员领导干部能否管好自己的亲属,并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到整个社会风气,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胡耀邦严于律己,以身作则,铁面无私,为全党干部树立起光辉的榜样。

全家每人每天

都要吃两顿粗粮

只有这一次,父亲过问了家里的柴米油盐。

1952年,胡耀邦夫妇在四川南充迎来小女儿的诞生。全家人特别高兴,孩子的外婆说,已经有了三个孙儿,这回又有了孙女,应该满足了,就给刚刚降临人世的女儿起名满妹。按理说,这个最小又是唯一的女儿肯定备受宠爱。然而,胡家兄妹从小就是在父母的严格要求下长大的,满妹也不例外。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国家粮食紧张,城市人口的定量都很低,副食品更缺乏,全国人民都在挨饿。满妹当时正在上小学,也吃不饱饭。她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时,最让人激动的事就是能吃到东西。”只有挨过饿的人,才会有这样刻骨铭心的感受。

胡耀邦是中央委员,按规定有补助,但他给家里人定下了规矩:“全家每人每天都要吃两顿粗粮,不许吃补助和细粮,因为那是特殊化。”

胡家三个儿子平时都住校,只有满妹一人是走读。走读中午要带一顿饭在学校吃。

胡家炊事员老张自己有五个儿子,可一个女孩都没有,特别疼满妹。有一次,老张给满妹带午饭时悄悄装了点米饭,不巧被人发现,告诉了胡耀邦。胡耀邦把老张叫来问:

“你给满妹带米饭了?”

老张不回答。

“不是规定一天只有一顿细粮吗?你怎么给她吃两顿呢?”胡耀邦接着说。

老张涨红了脸,强辩着:“谁说的,谁说的?没有的事儿!”

出了门,老张自言自语地嘟嚷:“家里就她一个,人小又吃不了多少。同学们都带细粮吃,咱们家老带粗粮,怎么好意思!”

在满妹的记忆中,只有这一次,父亲过问了家里的柴米油盐。

“我们家的人不应该走后门”

千万不要以为天恩祖德,千万不要忘乎所以。

1966年,“文革”开始了,胡耀邦夫妇都受到冲击。胡耀邦被发配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劳动。胡耀邦的几个子女成了“走资派”的后代,也跟着倒霉。

1968年,满妹被分配到北京市造纸总厂当车工。一年之后,看到大家陆续都去参军了,她就自作主张,找到了父亲在晋察冀野战军三纵队时的搭档——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郑维山。她托警卫员带话:“我是胡耀邦的女儿,想请郑司令员帮我去当兵。”

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当上兵,满妹深感不易。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根本不在乎兵种如何、部队驻在何地,乐不可支地来到当时全军最大的柏各庄农场,在师医院当了名卫生兵。”

可是,几年兵当下来,满妹却发现,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地被推荐上了大学。苦闷的她给父亲写信,希望父亲能托托关系,让她也有个上大学的机会。

胡耀邦很快回信了:“你原先分配在工厂,后来当兵我是不知道的,内心也是不赞成的,因为是走的后门。现在又提出想上大学,我认为你应该靠自己的能力。我们家的人不应该走后门,而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理想。”

那时的满妹完全不能理解父亲,把信撕得粉碎。打那以后,她再也没有指望能沾父亲的半点光。

后来,满妹每当回忆起当年撕信的情景,总是满心愧疚。

1982年,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他便召集了家庭会议。他把在家的人都叫到小客厅,郑重地对大家说:“中央可能要我担任非常重要的职务。我想先向你们打个招呼,今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千万不要以为天恩祖德,千万不要忘乎所以。如果你们中有任何人出了问题,只能是自己负责,我是不会讲情面的。”

在满妹的印象中,这是他们家唯一的一次家庭会,也是父亲唯一一次如此严肃地跟他们谈话。

胡耀邦任总书记期间,正是社会上“出国热”“经商热”高温灼人的时候。

看到一些朋友相继出国留学或进修,学个专业,拿个学位,满妹也动心了,觉得自己也应该把一直戴在头上的那顶“工农兵学员”的帽子摘掉。当时,日本的一个学术团体找到满妹,问她:“愿意到日本进修吗?读个学位或者走走看看都没问题。费用你不用担心,你可以一个人来,也可以带着先生和孩子一起来。时间长短也取决于你,要几年就几年。”

满妹考虑了很久。想到那次家庭会和父亲多年的要求,她谢绝了对方的好意。

胡耀邦在任職期间,胡家兄妹唯恐有损父亲的形象和影响党的声誉,都自觉做到“四不”:一不干政,二不要官,三不经商,四不出国,一直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共产党人不是

给一家一族办事的”

我不是家乡的总书记,不能为家乡谋特殊利益。

1981年,胡耀邦的侄儿胡德资(其胞兄胡耀福的二儿子),经县里的一个领导帮忙,在岳阳轻化公司安排了工作。按常理,侄子安排了工作,是件好事,尽管不太符合原则、程序,只要自己装作不知道也就过去了。但胡耀邦没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绝不允许家人利用自己的影响谋半点私利,马上责令县里的那个领导将侄子退回农村。

这事刚过了几天,胡耀福到北京去看弟弟。他压根儿就不知道岳阳安排儿子工作的事。

一见面,胡耀邦满脸怒气地对哥哥说:“你在下面开后门!”

胡耀福被说得一头雾水。

胡耀邦怒气未消,继续斥责说:“谁这样搞,我就开除谁的党籍!”

胡耀福渐渐听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大叫冤枉,发起脾气来:“耀邦,你这个人忘恩负义!你在北京当总书记,我在家里当农民。要是在过去,我就是皇亲国戚。但是现在,我在家里当农民,日子不宽裕,有人关心一下我家又怎么了?难道我的儿子就不能当工人了?”

结果,两人互不相让,大吵一通,不欢而散。

直到胡耀邦逝世,他在浏阳的亲属没有一个人转为城市户口、被安排工作,全都是普通农民。

还有一次,浏阳县委托胡耀福到北京找胡耀邦给家乡批点化肥。其实,为家乡办点实事、解决点实际困难,是许多领导干部津津乐道的事儿。但是,胡耀邦态度非常鲜明,又与哥哥闹翻脸了,他嚷道:

“谁找我走后门、批条子,就是把我看扁了!”

胡耀福听后,也急了,站起来情绪激动地说:“是老区人民要我来的,又不是为我自己!要是我的事,绝不来找你。”

胡耀邦仍坚持说:“那也不行!”

胡耀福一气之下走了。

后来,胡耀邦经常对希望他在家乡建设上给予帮助的乡亲们说:“革命老区搞建设,应该支持。但是应该按程序报告上级有关部门,不能找我。我不是家乡的总书记,不能为家乡谋特殊利益。在我这,要马列主义有,要特殊化没得。”

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重要职位上工作了整整六年,但他硬是没有给家乡人批过一张条子,没有给过家乡人一点特殊,也没有给过亲戚们一点照顾。然而,忠厚淳朴的浏阳人民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1988年冬天,胡耀邦在长沙休息。浏阳县委的几个同志来看望他,谈到家乡一些地方还不富裕时,胡耀邦心里很不安,表示未能替家乡人民办点实事,常感歉疚。

浏阳的同志诚恳地宽慰他说:“你是中国的总书记,心里想的是10亿人,浏阳130万人是包括在内的。”

客人们走后,胡耀邦还在想着他们的话,感慨地对妻子说:“家乡的人民这么理解我,令我十分感动。”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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